據悉，，新一輪高管離職履新潮又來了。這是否和銀行高管薪酬改革有關系呢，下面一起了解一下其中情況。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初，超過10位銀行高管離職;其中包括中國銀行副行長祝樹民、岳毅，以及該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而最兩個月內，國有銀行和央行均有多起高層人事變動。

記者注意到，1月1日起實施的《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致使央企、國有金融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將削減到現有薪酬的30%左右，削減后年薪不能超過60萬元。換句話說，，或將成為國有五大行的高管們拿高薪的最后一年。

真的是限薪令引發的高管離職潮?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的多位銀行業內人士坦言，目前看來高管離職多是由于崗位上工作調動，或者有些人已經到退休年齡，即便有因為限薪令離職的那也是個別現象，不能成為趨勢。

建行行長王洪章表示，降薪是中央非常正確的決定，也是解決領導干部薪酬公的很好的政策。銀行高管還享受政治待遇和職務上的安排，和政府干部也可以互調，工資向公務員靠攏有利于公干部薪酬。

高管大離職

4月2日晚間，中國銀行公告稱，公司董事會收到祝樹民先生的辭呈，祝樹民因工作調動，辭去公司副行長職務。公開簡歷顯示，祝樹民今年55歲，1998年開始進入中行工作，有豐富的銀行業從業經驗，并在基層工作多年。

這已是中國銀行今年以來第三位離職的高管。此前的3月26日，中國銀行公告稱，該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離職。同月6日，中國銀行公告稱，“元老”岳毅辭去副行長一職，加盟中銀香港，擔任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和總裁之職。

與詹偉堅的“空降”不同，岳毅可謂是中行的元老級人物。自1980年開始，岳就在中行任職，擔任過零售業務部副總經理、個人金融部總經理、個人金融業務總裁、金融市場業務總裁等重要職位。

不僅是中國銀行，過去兩個月，中國國有銀行和央行均有多起高層人事變動。2月10日晚間，交行公告稱，錢文揮因工作調動原因，辭去交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等職務。

資料顯示，53歲的錢文揮是交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長，分管的部門涵蓋了公司機構業務部、投資銀行部、資產托管部、國際業務部等核心業務部門。工行公告的其離職原因是：加盟工行出任高管。3月2日，工行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提名錢文揮先生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代表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2月16日，上海銀行發布公告稱，“根據國家金融工作需要，范一飛先生已向本行董事會提出辭呈，請求辭去本行董事長、執行董事、董事會戰略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該辭任自2月16日起生效”。51歲的范一飛，于一周后的2月25日，已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職務。

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的多位銀行人士坦言，期頻繁的人事調換混合的元素比較突出，一方面，銀行高管一般是在同性質銀行之間流動，比如從國有銀行履新到國有銀行。3月25日晚間，交行發布高管辭任公告稱，朱鶴新因工作調動原因，辭去副行長職務，辭任自當天生效。朱鶴新成為兩個月內，第二位辭職的交行副行長。而對于朱鶴新的去處，市場傳其下一站或赴任中國銀行，擔任副行長。

另一方面，銀行高管從之前同性質銀行之間流動，到從國有銀行流向股份制銀行或者民營銀行。如前建行副行長朱洪波履新光大集團黨委副書記。3月10日晚間，建設銀行發布公告稱，因工作變動，副行長朱洪波日已辭去該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的職務。隨后光大集團公告表示，朱洪波履新光大集團黨委副書記一職。

央行高管也在調整。央行上海總部原副主任凌濤退休前1個月突然“裸辭”，任華瑞銀行董事長。凌濤出生于1954年7月，分管過調查統計研究部、金融穩定部、跨境人民幣業務部、綜合管理部。除此之外，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周金黃加盟華瑞銀行，出任副行長;原央行深圳支行支付結算處處長萬軍任微眾銀行副行長。

上述業內人士表示，今年銀行高管頻繁變動，更多的情況是組織上安排崗位調動，但有些也一定程度上與業務壓力有關。

據悉，業務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銀行業之間的競爭壓力，從對公業務到零售業務，再到小微客戶的爭奪，銀行業的競爭日趨白熱化;二是外延性壓力，來自于互聯網等新興業務的挑戰，像支付寶[微博]這樣的業務有了和銀行業競爭的可能。

“銀行業面臨創新的壓力更大，且船大不好調頭，在考核壓力和業務創新壓力的雙重炙烤下，銀行業高管頻頻出現離任。”一家股份制銀行負責人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限薪令效應?

國有銀行高管離職和限薪令到底有多大關系?

1月1日，《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實施。“今年是限薪令實現第一年，作為上市公司中的‘薪酬高地’，銀行薪酬備受關注。”上述股份制銀行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問題是，《華夏時報》記者根據已經發布的年報統計發現，雖然各家銀行的凈利潤增速大幅倒退至個位數，但五大國有銀行高管薪酬尚未受到限薪令大面積影響，甚至一些高管的薪酬還略有上升。

根據年報顯示，國有五大行中，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稅前薪酬合計113.2萬元，比2013年增長了2.1%;工商銀行行長易會滿稅前薪酬合計108.9萬元，增長了0.2%;中國銀行行長陳四清稅前薪酬合計108.32萬元，增長了8.7%;農業銀行行長張云稅前薪酬合計107.15萬元，增長了1.2%;而交通銀行行長彭純稅前薪酬合計100.76萬元，其于2013年10月任交通銀行行長，2013年稅前薪酬僅為42.01萬元。

對于限薪令，銀行高管也在年報業績發布會上有所表態，建行董事長王洪章在香港業績發布會上“自曝”降薪。他稱，出席發布會的四名高管中，除首席風險官曾儉華外，他本人和副行長龐秀生、楊文升三人都已經降薪。

同時，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的年報中都指出，根據國家政策，這幾大行董事長、行長、副行長、監事長、執行董事等其他管理人員薪酬按照原辦法執行。自起，這幾大行高管薪酬按照國家對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改革的有關政策執行，具體薪酬水將在年報中顯示。

銀行高管薪酬普遍下降已成不爭的事實。

相比之下，股份制銀行之間高管薪酬差距明顯。從已公布年報的股份制銀行來看，以行長薪酬為例，安銀行行長邵薪酬最高，稅前薪酬總額為835.27萬元;招商銀行行長田惠宇稅前薪酬總額為474.60萬元;今年1月份，民生銀行因原行長毛曉峰事件，由洪崎董事長代行行長職責，其稅前薪酬總額為450.74萬元;浦發銀行行長朱玉辰稅前薪酬總額為150萬元;李慶萍于7月任中信銀行行長，其稅前薪酬總額為84.47萬元;趙歡于3月任光大銀行行長，稅前總薪酬為78.10萬元。

“因限薪令離職的情況可能會有，但也只是個例。”上述股份制銀行人士表示，大部分還是組織上安排崗位調動，并非個人意愿。

該銀行人士口中的個例就是詹偉堅的離職。詹偉堅為英國國籍，之前曾在渣打銀行、信孚銀行、德意志銀行任職。中行此前公開披露信息顯示，詹偉堅2013年稅前年薪高達850.18萬元，在當年所有中國上市銀行高管中最高，比大部分高管如董事長、行長的薪酬高出許多倍。

“詹偉堅屬市場化聘任的專業人士，執行協議薪酬，合約期滿離任屬于正常的商業行為。”對此，中行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

限薪令會不會影響基層員工的收入?不過從當前年報來看，銀行業正努力提高基層員工薪酬。中國銀行在年報中指出，過去一年，中國銀行向境內分行配置基層網點員工專項補貼、同工同酬補貼、薪酬競爭力補貼，進一步提高了基層員工薪酬水。王洪章此前也表示，要逐步減少管理層和基層員工的薪酬差距，薪酬要向一線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