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發表署名文章提出：“將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專家分析，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我國多個統籌地區的城鎮職工醫保資金壓力較大，當前的退休人員醫保政策不具有可持續性。但是，“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進入立法還有待時日，尚需逐層推進。

最新一期《求是》雜志發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署名文章中，明確提及，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說，這意味著，退休人員或許仍須繳納職工醫保，我國退休人員過去一直享有的優惠政策將不再存在。

資料顯示，現行規定制度的初衷，是社會醫療保險要體現互助共濟。退休職工一般患病較多，而退休后收入低醫療負擔較重，考慮到退休人員在以前的工作期間，已經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因而不需繳費。鄭春榮表示，當前我國的政策法規規定，退休人員有兩大優惠政策。一是個人不繳費，個人醫保賬戶由醫保局支付款項;二是個人承擔醫療費的比重比較低。

但是，我國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醫療費用持續上漲。從1991年到2013年，我國人均醫療費用年均增長17.49%，醫保基金入不敷出趨勢已相當明顯。截至2013年，我國已有225個統籌地區的城鎮職工醫保資金出現收不抵支，占全國城鎮職工統籌地區的比例高達32%。

鄭春榮認為，醫保費用全部讓在崗職工和財政承擔不具有可持續性。因為我國進入老齡化高峰期后，退休人員不繳費，但又享受了比較高的醫療報銷比例，最終財政負擔落在在崗職工和財政身上，從長期來講，這樣的醫保制度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

如果退休后醫保還要繳費，是否與社保的基本概念相悖?鄭春榮認為，真正操作中，需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要對職工醫保雙軌制是否已完全取消、怎樣建立動態評估機制等統籌考量。最重要的是要修改社會保險法，要用法律形式明確退休人員的繳費義務;同時，還是要對退休人員實施一定的傾斜，畢竟退休人員的收入比在職人員要低一些。

據中央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介紹，國外常見做法是退休人員和養老基金等其他社會團體共同承擔繳費義務，從而減輕財政和退休人員的共同壓力，來解決老齡化沖擊。

因此，褚福靈建議，退休人員繳一部分，養老保險基金也繳一部分。而養老保險基金不是給退休人員錢，而是作為一個個體也來繳費。另外，還需規范現有的繳費年限，由此達到醫保基金的收支衡。

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

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杠桿率較高等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推進國企改革，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今后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基本理念、重大舉措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提出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我們要切實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化解經濟發展中突出的結構性問題，著力推進制度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基金吧)，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經濟運行總體穩，新增就業超額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全國居民收入增長繼續快于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呈現勃勃生機，生態環境不斷改善。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亟待大力推進結構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一般經濟規律表明，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投入貢獻后，由技術進步、管理水、勞動力素質、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進與革新帶來的產出增加，反映了各生產要素的綜合利用效能，體現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影響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關鍵因素。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發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進入發展中后期階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貢獻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提高。這是因為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我國過去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據有關機構測算，1982?2010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均貢獻率為21.5%。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未來一個時期，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核心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發展動力順利轉換。

年來，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深刻變化。抓住和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仍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制約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穩定增長。

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連續下降，預計“十三五”時期繼續減少1000萬人以上，人口紅利逐步消減。人口老齡化加劇，末老齡化率達到15%左右，高出發展中國家均水約5個百分點。用工短缺，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3.2%，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3.5%，高于同期勞動生產率(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1.1%的水，勞動力成本增長已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后，隨著政策刺激下投資大幅增長，資本邊際產出效率明顯降低。從2008年到現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資已經顯著上升。投資回報率低，直接影響了企業投資意愿。投資結構也不盡合理，設備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從2008年的23.5%降至的19.4%，土木建筑類投資上升，占比已達2/3，增加投資更多依賴政府和房地產投資。再加上前些年我國產業鏈基本以土木建筑類投資來布局，也造成鋼鐵、水泥、板玻璃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

杠桿率較高。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杠桿率迅速上升。盡管總體債務規模可控，但我國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與2008年相比有較大幅度提高。這種狀況不利于企業穩定發展、推進技術創新、邁向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高端。盡管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還不到40%，但部分地區償債壓力較大，存在局部風險。

一些制度機制抑制資源配置效率。一些領域壟斷和行業準入壁壘依然存在，企業缺乏退出機制，僵尸企業僵而不死，影響資本配置效率。勞動力素質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創新人才不足。勞動合同法一些規定有待完善，加上戶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響了人口的自由流動，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到城鎮就業創業。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規定使得審批手續繁雜，征地拆遷難，投資項目落地慢。農村土地改革滯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動性。這些體制機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過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動，影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上述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加快關鍵性體制機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釋放潛在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難題，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保持經濟中高速發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化價格改革，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干預，為市場和投資者提供真實可靠的價格信號，為結構優化和自主創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動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完善企業破產退出制度。進一步簡政放權，放開市場準入，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營造公競爭的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調動市場力量增加有效供給。

加快推進國企改革。規范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全面推行國有企業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加快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不斷優化，淘汰落后產能，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和混合所有制發展，抓緊處置僵尸企業，允許長期虧損、資不抵債企業破產關閉，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競爭力和影響力。

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全面推進落實財稅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范公、征管高效的稅收制度，以及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深化利率和匯率改革。允許實體企業、財務公司等組建不同規模、多元化的金融機構，有效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盡快修復證券市場功能，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政策體系，引導各地規范推進，更好地吸引社會資本，提高投資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完善個人賬戶、堅持精算衡，建立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加快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建立基本養老金合理增長機制，并與繳費貢獻密切掛鉤。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辦好鄉、村醫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

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適時調整完善勞動合同法，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促進勞動力在地區、行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完善勞資雙方公決定勞動者報酬的機制。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等政策，提高勞動參與率。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強化企業、社會辦學作用，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勞動者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建立健全與受職業教育的勞動人才相適應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定制度，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臺，政府部門不再直接管理具體項目。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實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鼓勵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進入市場，按科技要素實現價值回報。創新財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補助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吸引社會資金和金融資本進入技術創新領域。支持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關鍵技術，提升產品質量，創建知名品牌，提高產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盡快修改國有和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相關規定，助推投資項目落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勵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實行地票制，農民宅基地還耕后，集體建設用地指標變為資本，可攜帶入城投資創業，既有利于促進投資和消費增長，也有利于消化房地產庫存。支持引導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愿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既有利于促進農業規模經營，也有利于進城農民安居創業。

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這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舉措。應圍繞大中城市圈發展緊湊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進土地集約節約利用。以發展大城市，建立重點城市圈;以省會城市為輻射，培育發展若干城市帶;以縣(市)城區為中心，帶動發展中小城鎮群。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要與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改革升級農業補貼政策，減少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減少對農產品市場的扭曲。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口糧安全，通過部分進口解決國內其他糧食需求缺口，實施土地休耕輪作、農業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修復，擴大農業適度經營規模，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釋放更多勞動人口轉移到非農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