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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

張聞天對真理的求索和堅持貫穿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尤其在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時刻。

他的不唯上只唯實的一身正氣，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崇高黨性，正如他所說：“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

張聞天一生中堅持真理有兩件突出的事，一是遵義會議挺身而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促成了會議的召開，實現了中共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

對此，毛澤東有一個很好的評價：“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他們的“作用很大”。

二是廬山會議進言直諫。

張聞天的廬山會議發言，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全面、深刻、科學的總結，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規律從經濟上、政治上、上進行的科學分析，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內正確和方針的代表，它不僅在當時具有直接的現實針對性，而且在整個*時期都有指導和警戒的意義。

1969年10月，張聞天以“張普”為化名被遣送到廣東肇慶，從此開始了長達6年寂寞而孤獨的監管生活。

在此期間，他將列寧“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的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雖身處逆境，卻仍孜孜不倦致力于*理論與實踐的研究。

到1974年，他已完成了10萬字的文章和筆記，充分體現了一個革命理論家的膽識和情懷。

他說：“共產黨人要有面對赤裸裸的現實的勇氣，要有說老實話的勇氣。

”張聞天的科學理性精神和無私無畏堅持真理的氣概，為所有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樹立了榜樣。

“不要怕自己的瘌痢頭給人家看”

檢驗一個共產黨員是否具有堅強的黨性，一個重要標尺是如何對待自己的錯誤。

20世紀30年代初，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蘇聯經驗神圣化在中共黨內曾泛濫一時，張聞天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等職務，所以他對這一時期的錯誤負有一份責任。

他本人對此從不諱言。

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他深刻地進行了自我反省和解剖，真心誠意地表示：“我是主要的負責人之一，應當承認錯誤。

”他說：“反對主觀主義，要作徹底的清算，不要掩蓋，不要怕揭發自己的錯誤，不要怕自己的瘌痢頭給人家看”;“我個人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極嚴重，理論與實際脫離，過去沒有深深了解到”，究其原因是“行動方面夸夸其談，粗枝大葉漫畫式、一般地了解問題”，因此“得出的結論是主觀的”。

他在后來閱讀列寧著作時曾批注道：“敢于承認失敗、錯誤，并從中學習，非常重要!”

張聞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他認真、深刻地從實踐中總結失敗的教訓，從此摒棄錯誤轉變到正確的方面來，再也沒有犯過大的錯誤，甚至在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他都基本保持正確的觀點。

“文革”開始后，張聞天因“歷史錯誤”遭受一次又一次批斗，僅1967年一年，他接受審訊、回答問題，或者在記錄上簽字，或寫材料等共219起。

但無論是對待辱罵、恫嚇，還是對待引誘、哄、逼，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省自己當年的錯誤，為了保護其他同志，他還主動承擔歷史責任，從不推諉塞責，保持了一個革命家的尊嚴和人格。

“這是對我的最好評價”

對待“名”與“利”的態度是檢驗一個黨員、尤其是一個領導干部無產階級黨性的“試金石”。

以此來看張聞天，他無疑是共產黨人最高黨性的楷模。

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張聞天一生竭忠盡智為黨和人民工作，但他從不攬權“戀棧”。

他不爭名，不爭利，能上能下，不計較個人的榮辱進退。

據楊尚昆回憶，在遵義會議上，當時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但張聞天非常謙虛，再三推辭。

當時毛澤東認為自己參加軍事指揮比較好，于是這個*就空缺了20多天，直到中央常委會作出決定，張聞天才挑起這副擔子。

從1935年2月起到1943年3月政治局會議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書記處書記止，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張聞天曾兩次主動讓位。

一次是長征途中，張國燾借故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決定，提出軍事領導問題，為了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張聞天主動表示讓出自己擔任的*職務。

但毛澤東鑒于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且有野心，沒同意張聞天這么做。

另一次是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曾向毛澤東表示“把*一職讓掉”，推舉毛澤東為*，但是毛澤東沒有接受這個提議。

毛澤東認為張聞天作風民主，能顧全大局，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更有利于工作，“暫不議此事為好”。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張聞天兼任*宣傳部部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宣傳教育方面，之后又擔任了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專心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他認為這是最適合于他的工作。

王震曾撰文緬懷張聞天說：“在延安，毛*一次同我談話，說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我把毛*的話告訴了聞天同志。

聞天同志連聲說：‘這是對我的最好評價’。

”張聞天的不爭權，不計較個人得失，是因為他有著無產階級革命家博大的胸懷和堅強的黨性，他一心為黨為民，沒有個人的野心和權欲，所以才能把個人的榮辱得失置之度外。

“你們千萬不要卷入到這股歪風中來”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對人民只有奉獻的義務，沒有索取的權利。

”這是張聞天一貫奉行的原則。

1955年，張聞天從駐蘇大使任上回國，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

因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回國后就由中央辦公廳按照級別待遇配車、配警衛員。

但張聞天謝絕為他配備高級的“吉斯”車，說有一輛“吉姆”就很好了;同時他還拒絕為他配備一個班的警衛，減半為6人。

按當時規定，他的住房中本來應該鋪上地毯，他又一次拒絕了。

不僅如此，他的夫人劉英隨同回國后，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人事司司長，論級別也是高級干部，應配備專車，張聞天卻以兩人上下班可以一同走為由，提議撤銷了劉英的專車，表示另有公務時再臨時打電話要車，不必浪費。

張聞天有一兒三女，但他從不為任何一個子女謀私利。

他不止一次告誡子女：“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的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靈也會在后人身上發生作用。

你們千萬不要卷入到這股歪風中來。

”有一次，他的兒子張虹生趁父親上班前爬上車，賴著不下來，以為這樣能讓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車。

誰知父親一點也不妥協，干脆走著去上班，讓汽車停在原地。

張虹生只好怏怏地下車。

20世紀50年代，知識青年開始上山下鄉。

張聞天動員剛從中學畢業的兒子響應*號召，到天津茶淀農場鍛煉。

兩年后，張虹生獲準回到北京考大學。

因離校時間已久，張虹生對外語沒有把握，希望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父親給直接分管的外交學院打個招呼。

張聞天一口回絕：“你有本事上就上，沒本事就別上。

”最后，張虹生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師范學院。

1962年，張聞天再次送兒子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

由于條件艱苦，到新疆沒多久，張虹生患上肝炎，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療，張聞天卻給他回信：“你有什么資格來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職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當地治。

”并告誡兒子不要搞特殊化。

張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結婚生女，直到張聞天去世兩個月后，才憑“落實政策”調回祖籍江蘇，在南京的曉莊農場落戶。

張聞天的大女兒始終是普通農民，二女兒原在外交部做打字員，后來政府實行精簡機構，號召青年下放鍛煉，他帶頭把二女兒精簡到工廠。

張聞天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也是堅持真理、不斷修正錯誤的一生。

他是革命知識分子的典范，具有崇高的偉人風范和獨特的人格魅力，是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