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國家憲法日

今天，是我國第一個國家憲法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為啥設立國家憲法日呢?接下來就為您一一解讀。

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我國憲法除確立了國家治理的基本結構和基本機制等內容外，更詳細地規定了我國公民擁有的諸多基本權利和義務。憲法賦予了每個公民一系列的基本權利!

人權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選舉權

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男女等

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培養和選拔婦女干部。

人身自由權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人格權

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住宅權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通信權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受教育權

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

勞動權

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

休息權

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國家發展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設施，規定職工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度。

在很多老百姓心中，對憲法這個國家根本大法也許還沒那么熟悉，有了國家憲法日的設立，就有了一個好的開端，每年的這一天，起碼大家會記起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相信通過國家憲法日的宣傳和教育，會使憲法觀念和憲法體現的基本精神更加深入人心，讓憲法成為至上的法律，從而切實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

設立國家憲法日是法治的升華

今年12月4日將迎來我國歷史上的首個國家憲法日，它從原來的法制宣傳日到現在的國家憲法日暨全國法制宣傳日，體現的不僅僅是名稱上的變化，還具有更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憲法乃國家之重器。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通過界定權力和權利來分配基礎性資源，構建起在修改之前不得任意逾越的法治框架。在一定意義上說，憲法集中反映了一國社會各階層的協調意志，因而是最大的社會共識。所以，憲法乃國家之重器，猶如定海之神針。環視宇內，憲法作為治國之利器，功勛彪炳，益世良多。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如果作為國之根本的憲法本身淪為一紙具文，誰來約束權力?誰來保障權利?如何凝聚共識?百姓的身心安寧何以維系?強國富民的中國夢何以承載?如果憲法與現實漸行漸遠，國人就會心生幾許迷惘……強化憲法權威，已是刻不容緩!

依憲治國是憲法的實施。“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貴能求均衡而致中和”。當前中國的突出問題是權力對權利的失衡，是權力不受約束，解決方案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個籠子就是法治。不同國家國情不同，憲法的具體內容可以不一，但對于憲法的尊重卻不能有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依憲執政就意味著權力要受約束，不允許有超越于憲法之上的特權者。在特定的憲法框架下，權力有大小，權利有多少，資源分配也不可能絕對公，但游戲規則一旦制定，大家就要共同遵守。依憲治國的實質是法治，法治的底線是任何人不得享有犯規的特權，否則法律就將淪為特權階層的工具，而特權階層是難有良知的。因為良知形成于將心比心的換位思考，特權階層既是辯證法的豁免者，自然也就沒有換位思考的必要和慣。此外，依憲治國與民主也如一枚硬幣之兩面，依憲治國重在限制權力，民主重在賦予權利。

以憲法日作為法治新起點。代以降，憲法始終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自1908年清政府《欽定憲法大綱》起算，依憲執政業經百年輪回�，F已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有理由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謀求發展。經濟發展和生活水的不斷提高，推動了需求層次的不斷上移，強化了公民的權利意識，而利益的多元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加劇，也迫切要求在政治與法律層面上的調整和回應。站在歷史和現代交會處的東方巨人，只有抓住機遇直面挑戰，才能進一步煥發勃勃生機。信息化和全球化大潮涌動，歷史洪流滾滾向前!憲法日的確立，既飽含著歷史的重托，也是對現代化的積極回應。

憲法日的設立本身是一種形式，形式的作用在于對內容進行沉淀和升華，可以激起內心的神圣感，實現情與理的交融。但形式不能脫離內容，更不能以形式取代內容。讓憲法從文本走向實踐，不能只靠憲法日的法制宣傳，更要靠具體的制度保障。但憲法日可以作為尊憲行憲的一個全新起點，成為向依憲治國的正確方向上邁出的嶄新一步。

以此為契機，或可將部分國人對權力和金錢的崇拜轉化為對憲法和法治的尊崇，使法治成為一種自上至下一體遵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