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現實工作的理論指導，其表述出現重大變化。

公報在談及四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以及“十三五”期間的部署時，都使用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鄧小理論、三個代表重要、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表述，這一表述方式非常罕見。自1997年鄧小理論被寫入黨章以來，高層較少在針對現實工作的文件中提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直至去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總結中央政治局工作時仍然使用的是“以鄧小理論、三個代表重要、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高層在針對現實工作的文件中，重新強調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為指導，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信號。最廣的發展規劃。由于其主要涉及經濟社會領域，這一領域按照慣例由總理分管，由總理向中共中央全會說明相關問題也成為慣例。

2013年以來，*加強了對經濟領域的直接領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的分工出現明顯調整。在涉及經濟的戰略方向、大政方針上，決策權全面納入執政黨的體系;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更多側重于技術和運行層面。“十三五”規劃由*向中央全會做說明，再次確認了這種分工格局的變化。

高層借此向“左”和“右”兩方面的不同聲音強調，改革不意味著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的原則不是被“凍結”的，而是實實在在地存在于執政黨的治國理政進程之中。

最高曾經反復強調，不能因為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也不能因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在中央全會公報中的再次出現，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兩個不能否定”的最新佐證。

2、*親自就“十三五”規劃建議向中央全會做了說明，這是1985年以來，第一次由最高對五年計劃(規劃)建議作出說明。

此間歷次審議五年計劃(規劃)建議的中央全會，向全會作說明的都是時任國務院總理。

“五年計劃”源自蘇聯，是計劃經濟時代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詳細中期計劃。2005年，為適應經濟體制已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需要，中國決定從“十一五”(2006?2010)開始將“計劃”改稱“規劃”。

五年規劃由中共中央全會提出建議，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其地位形同法律，是中國規格最高、領域最全、涉及面最廣的發展規劃。由于其主要涉及經濟社會領域，這一領域按照慣例由總理分管，由總理向中共中央全會說明相關問題也成為慣例。2013年以來，*加強了對經濟領域的直接領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的分工出現明顯調整。在涉及經濟的戰略方向、大政方針上，決策權全面納入執政黨的體系;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更多側重于技術和運行層面。“十三五”規劃由*向中央全會做說明，再次確認了這種分工格局的變化。

3、三中全會改革“2.0版”出爐。

與去年的四中全會集中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不同，五中全會討論的“十三五規劃”，涉及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從會議公報來看，三中全會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全面滲入“十三五規劃”的編制進程之中，五中全會部署的若干工作是對三中全會改革的“升級版”。

五中全會作出的改革決定，最引人關注、和民眾生活關系最為直接的，莫過于全面放開第二孩生育和職工養老保險實現全國統籌兩項。

這兩項改革劍指當前中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最為敏感的問題??“人口老齡化”。

“全面二孩”和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只是五中全會強調的系列改革的縮影，進一步改善宏觀調控，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價格;完善金融監管框架;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等，都是對三中全會部署的全面改革任務的延伸和深化。三中全會改革“2.0版”，重點著眼于應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性、基礎性問題。相較于三中全會《決定》，五中全會更加突出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的互動、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聯動。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三中全會確定“單獨二胎”，并沒有在會議公報中宣布，而是在公布會議正式文件即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時才對外透露。此番全面放開二胎在會議公報中公布，反映出決策層在計生這個長期以來存在頑固既得利益的領域有堅定的改革意志，進一步向外界表達了要打破過去利益窠臼(kējiù)加速改革的強烈意愿。

4、全會首度系統闡釋*治國理政的地位。去年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第一次明確在全會公報中寫入“深入*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五中全會公報延續了這一提法。

更引人關注的是，五中全會公報在總結“十二五”(2011?2015)期間工作時，特別提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的*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勇于實踐、善于創新，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新戰略，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改革

放、加快推進*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這一段話看似常，但是首次在中央委員會公報中，明確將*的治國理政理念、、戰略稱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這表明，最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按照以往慣例，相關理論未來有望被寫入黨章。

5、新一屆領導層對“發展觀”進行了新的闡釋。五中全會公報形式頗有新意，它不再像以往歷次中央全會公報一樣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行展開，而是闡述了下一個五年規劃期間的發展理念。

公報指出，要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一表述，表明了最高層對中國發展路徑新的理解。

2004年到2005年，“科學發展觀”理論基本成熟。“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在五中全會公報中，雖然強調了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但關于發展理念的表述遠遠超出科學發展觀的范疇，反映了最高決策層在發展問題上的新思路。

總的來看，“協調發展”和“綠色發展”，在既有的“科學發展觀”理論中已體現得相當充分，新一屆決策曾更加側重的是“創新”“開放”和“共享”。

“創新”被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其中既涵蓋了以改革的體制機制創新，也涉及到以“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的技術創新。可以預見，在“十三五”規劃中，先進裝備、互聯網、電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將被置于更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