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關于嫖宿幼女罪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嫖宿幼女罪提案

嫖宿幼女罪(刑法第360條第2款)，是指嫖宿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行為。1997年刑法修訂，嫖宿幼女罪成為了單獨的刑法罪名，與原來刑法中的強奸罪相區別。

連日來，隨著全國“兩會”的召開，廢除“嫖宿幼女罪”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此前媒體報道，四川邛崍兩名男子與組織賣淫者介紹來的13歲幼女發生了性關系。一年前，邛崍檢察院對這起嫖宿幼女案，在全國首次以強奸罪提起公訴，經過一年的審理，邛崍法院作出判決，在國內首次對兩名嫖宿幼女的嫖客以強奸罪判刑，并從重處理，分別判兩人有期徒刑5年。輿論也認為這項判決與社會呼吁和最高法對廢除“嫖宿幼女罪”的表態相互呼應，由此看來，嫖宿幼女罪不但已經名存實亡，從刑法中廢除也只是個層序問題，不會有任何懸念。

嫖宿幼女罪該不該廢除，心而論，從保護和關愛幼女以及兒童權益最大化的角度，為使性侵幼女的犯罪行為受到更嚴厲的處罰，嫖宿幼女應當按照強奸罪論處，廢除嫖宿幼女罪既符合民意，也符合法律懲惡揚善的規則和宗旨;然如果純粹從法律公的角度來看，嫖宿幼女和強奸婦女依然有著明顯的區別，給受害者造成傷害后果也有很大差異，人們呼吁廢除嫖宿幼女罪，除了出于對幼女的特殊關愛和保護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實際司法過程中，嫖宿幼女容易人為與強奸罪造成混淆，再加上嫖宿幼女罪與強奸罪的量刑差距過大，使得一些強奸犯罪容易通過某種渠道來達到“重罪輕判”的目的。

不只是嫖宿幼女罪與強奸罪這種細化的罪名因為“相”而容易人為造成法律漏洞，導致某些重罪輕判，事實上在我國很多法律條款中的“粗線條”不僅很多，由此而帶來的同罪不同判甚至重罪輕判現象，遠比前者所形成的弊端要嚴重許多，這在刑事犯罪尤其是經濟犯罪中幾乎可以說是比比皆是，以受賄罪為例，按照刑法規定，原則上是受賄10萬元人民幣以上，量刑起點從10年有期徒刑開始，但受賄超過10萬元以上，量刑的幅度就很“模糊”，受賄百萬元和受賄千萬元以上，量刑的幅度幾乎沒有太大區別，而隨著社會和法治文明的進步，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案例驟減，受賄犯罪的最高量刑無非就是“死緩”，而“死緩”基本上就是無期徒刑的代名詞，這意味著受賄數百萬與受賄數千萬甚至上億的經濟犯罪，最終可能只會受到同樣的懲罰;非但如此，有受賄10萬判刑10年的“硬杠杠”，更意味著受賄10萬元與受賄百萬元也可能受到不低于10年有期徒刑的同樣處罰，這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也并不鮮見。

由此可見，從完善法律的角度衡量，我們的法律需要細化，只有細化和便于明確操作的法律條款，才能最大限度的實現法律公，而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過非常成功的案例，1979年，在新中國第一部正式頒布的《刑法》中，把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聚眾斗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破壞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節惡劣的行為，統稱為“流氓罪”，最高量刑甚至達到死刑，多項行為一種罪名，使得流氓罪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逐漸成了一個框，甚至把本屬于一般道德范疇的行為也以流氓罪被追究;在1997年的刑法修訂中，流氓罪被徹底廢除，轉而細化分解成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實踐證明，這一廢除與分解細化不僅標志著我國司法進步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也更具科學和規范，同樣是從強奸罪中“分解”出的這一“嫖宿幼女罪”為何會飽受公眾質疑呢?其實，這并不是法律細化的錯，而是該分解細化的我們沒有分解細化，比如行賄受賄超過10萬元以上的犯罪量刑，而不該分解細化的、與社會實際相悖的，我們卻偏偏進行了分解和細化，嫖宿幼女罪只是其中之一，在受賄罪中，飽受法律界人士質疑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以及將“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作為受賄罪定性的“附加條件”等，這些“細化”盡管看起來也有道理，但由此所造成的司法弊端更是顯而易見。

“嫖宿幼女罪”應當廢除，但對某些“粗線條”的法律條款進行科學的分解與細化不能止步，實際上我國的*制度已經給法治明確了方向，對法律的修訂也只是“技術”上的完善，保障司法公正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明確可操作的法律條款，法律既要科學分解細化，又要保證涇渭分明，讓法官易于操作，讓公眾清晰明了，少些彈性和模糊空間，司法判決才更有章可循。

四川邛崍兩名男子與組織賣淫者介紹來的13歲幼女發生了性關系。2日，記者獲悉，經過一年的審理，邛崍法院作出判決，在國內首次對兩名嫖宿幼女的嫖客以強奸罪判刑，并從重處理，分別判兩人有期徒刑5年。另據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2日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全國人大正在研究廢除嫖宿幼女罪，廢除嫖宿幼女罪已有積極信號。(3月3日《成都商報》)

1997年我國刑法修訂設立嫖宿幼女罪。從罪名上講，“嫖宿幼女罪”其實是將收受金錢、財物與異性發生性關系的幼女視作具有性自主能力人員。而實際上，未滿14周歲的幼女由于心智尚未成熟，根本不具有性自主能力。所以，“嫖宿幼女罪”在法理上站不住腳。此外，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嫖宿幼女罪”給受到傷害的幼女貼上“賣淫者”的標簽，本身就是對于幼女的侮辱，是對受害幼女的二次傷害。

按照現行刑法規定，奸淫幼女作為強奸罪的法定從重情節，可按照強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則為5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這就導致刑法對于以金錢、財物為誘餌奸淫幼女行為的威懾力相對不夠高，進而導致部分人員不憚于實施以金錢、財物為誘餌奸淫幼女行為。些年來，各地時有人員包括部分公職人員實施以金錢、財物為誘餌奸淫幼女犯罪行為發生，已對此提出了警示。

我國刑法之所以規定無論幼女是否自愿，與其發生性行為均以強奸罪論處，實際上是基于幼女缺乏性自主能力，從最大程度保護兒童權利出發作出的法律規定。而那些收受金錢、財物與異性發生性行為的幼女，同樣缺乏性自主能力，權利同樣需要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所以，對于以金錢、財物為誘餌引誘幼女發生性行為的，同樣應以強奸罪論處。

盡管四川邛崍法院在國內首次對以金錢、財物為誘餌引誘幼女發生性行為的罪犯以強奸罪判刑，并從重處理，具有積極意義，但這畢竟是在“嫖宿幼女罪”尚未從法律上廢除情形下，個別法院作出的個別判決。顯然，唯有盡快通過修法廢除“嫖宿幼女罪”，對以金錢、財物等為誘餌引誘幼女發生性關系的，一律規定以強奸罪論處，才會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幼女的性權利與身心健康免遭不法侵犯。人們期待立法機關能夠加快廢除嫖宿幼女罪研究進程，盡快通過修法廢除“嫖宿幼女罪”，以令幼女權益依法得到更為切實的保護。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