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應該是帶信息技術課，可在這里連計算機都摸不到。以前，她還經常發表專業論文，參加一些信息技術的教研活動，或者上公開課、比武課，可到了鄉鎮學校，“這一切好像都與我沒關系了，我個人也停止了進步”。

彭雅告訴記者，那一刻她感到了一種無助與恐慌，決定不能讓自己的專業生命就這樣終止。

加上那時彭雅租住在學校所在小鎮上，吃飯也成了問題，“鎮上的快餐店基本都吃過，但常年吃快餐店，都快厭食了”。后來，她懷孕了，吃成了更大問題。由于妊娠反應強烈，她有時一天粒米未進。

在這種情況下，彭雅又決定考進城去，“我不能被‘OUT（淘汰）’，我是學現代教育技術的，我得找回我的圈子；我孕育著生命，我得對他負責，不能讓他因為我而營養不良”。第二年春天，剛好一所城郊中學缺信息技術教師，彭雅毫不猶豫報了名，經過努力與準備，最終如愿調入。

彭雅告訴記者，一到新學校，老師們全部用多媒體上課。在信息課上，她帶學生在谷歌地圖上找到了他們的家，“學生們的驚奇與興奮無以言表，這時，才感覺自己像從小魚缸游到了大魚缸”。

與彭雅有類似人生軌跡的還有湖南某縣一中的曾老師。2010年，他大學畢業后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某鄉鎮校，拿著每年2.4萬元左右的收入認真工作，“但一年多后，漸漸發現身邊的一切都開始變化了，想找人一起探討教學，總感覺機會不多”。再加上周圍不少閑言碎語，“男的教書有什么用”“在鄉里，書教得好有什么用”，這些話深深地刺激了曾老師，最終他找到機會考進了城區學校。

記者在一個教師交流群里作了一個小調查，立即有10余名教師表示自己是從農村走進縣城的。常德一位小學副校長告訴記者，在他們學校，從農村進城的有20名。

不少進城教師告訴記者，他們當中一部分是主動進城的，因為房子在城里或是家屬在城里，或是年輕的，希望改變下一代命運，想盡辦法進城；一部分是被動進城，因為孩子要上學，希望孩子能享受好的教育資源，老人年紀大了希望能盡一份孝心；還有一部分，正在想辦法進城，他們渴望有一個更大的發展臺，有更多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