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受其人生價值取向的高度制約，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往往會直接導致不同的職業生涯規劃。成功的職業生涯規劃都是很好地將個人理想與社會需求相結合的結果。做好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社會、學校及學生都必須重視人生價值取向的作用。

　　關鍵詞：大學生;人生價值取向;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職業規劃

一、新形勢下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據《中國統計年鑒》等資料統計，十年來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由1999年的84.8萬人上升到的611萬人，而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連年持續下滑。據全國人才流動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9月1日，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是74%。這兩組數字的一增一減，非常直觀地告訴人們：大學生就業形勢很嚴峻，每年都會有大批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及時就業。實際上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630余萬人，加上往屆未實現就業的，需要就業的畢業生數量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這些都促使人們對目前的就業指導、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進行更多的思考。從理論角度分析，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崗位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具有高等教育水的職業崗位必將增加;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推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進步，可能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基于此，美國著名教育社會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馬丁·特羅在考察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之后說：“幾乎沒有畢業生過剩的證據。”

　　那么，我國為什么會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呢?又到底“難”在何處呢?仔細考察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現狀，不難發現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在總量上，我國大學生仍然滿足不了現代化的需要。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高等教育仍然很落后。如美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82%，日本、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均在50%以上，韓國、菲律賓等國也在30%以上。而我國2007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3%，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規模將繼續擴大，以培養更多的合格人才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個特點是，局部高新技術人才供不應求，人才分布不太合理。在我國7億多龐大的從業人員中，高層次人才稀缺。針對這一問題，我國一些專家學者和大學及有關機構開展了相關調查。

　　2005年北京師范大學大學生就業研究課題組對北京市34所高校的6000名大學生進行了就業行為和意向調查。課題組將單位劃分為8類，即黨政機關、國有大中型企業、外企、鄉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科研機構、學校和其他。調查結果顯示：外企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首選單位，占30%，選擇黨政機關的將20%，高新技術企業則排在了第三位。

　　2006年河北大學對全國11所大學在校大學生的擇業意向及行為進行了調查。在擇業標準上，有46.3%的大學生在選擇職業時把“工作條件好，能發揮個人才干”放在了第一位;有23.4%的大學生在擇業時首先考慮的是“收入高、待遇好”的單位;有19.7%的大學生要求所選職業要“學習條件好，有利于深造”;在就業地域的選擇上，35.9%的大學生選擇沿海開放城市，32.6%選擇直轄市，愿意回家鄉的學生也只有3.2%。

　　眾多的調查都表明，大學生理想中的職業，收入因素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擇業時，大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追求實惠和功利化傾向。在職業取向上，他們把擇業范圍定在都市或大機關、大單位;在職業的去向上，不僅要選城市、選職業、選單位，而且要講條件、講福利、講待遇。

　　由此可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不具有普遍意義，也就是說，這種就業難并不是說大學生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更多的是指大學生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及高薪崗位就業難。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大學生價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偏頗密切相關，或者說大學生的人生價值取向是影響其職業生涯規劃的重要因素。

二、1949年至今我國大學生的價值取向與職業選擇

　　價值取向是人們在自身一定的價值需求、價值標準、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作用下，在一定場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動的價值傾向。個體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往往會直接導致不同的職業規劃。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要受其人生價值取向的高度制約，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往往會直接導致不同的職業生涯規劃。

　　我國大學生價值取向大致經歷了塑造與一元、極端與破裂、再造與分化、現實與多元四個時期。

　　1.人生價值取向的塑造與一元時期(1949年至1965年)

　　這時期的大學生把社會和集體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社會的最高利益當做最高利益，把獻身于社會公共事業看成是人生價值的全部，奉行“一生交給黨安排”、“我是一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到基層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這一時期的大學畢業生分配采取高度集中統一的指令性計劃分配。學校既不需要開展過多的就業指導也不必談生涯規劃的問題，學生集中精力搞好學習即可，不必過多考慮就業問題。當時大學生在校期間個人進行職業規劃和選擇的空間是很小的，但是應承認，他們有自己的生涯規劃，他們在“無私奉獻、國家和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取向下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服從國家分配，在走向各自的工作崗位后又為之奮斗，只是他們更多的是在國家、民族、集體的利益之上去規劃自己的人生，在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奉獻的同時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2.人生價值取向的極端與破裂時期(1966年至1976年)

　　####開始后，政治標準成了評價一切的首要標準和唯一標準，對個人價值徹底否定和對社會價值絕對肯定。但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大學生到農村、工廠部隊接受“再教育”運動的開展，殘酷的政治斗爭和嚴峻的現實生活促使他們開始獨立思考許多問題，個人價值取向與社會導向絕對一致與高度統一開始破裂。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學才重新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畢業生分配實行“社來社去”的政策，畢業后回原單位工作。這一時期的大學生不僅在當時的價值導向和自己的價值取向影響下能安心回原地工作，而且還有部分學生主動要求到邊疆，到即使是在今天也不被社會大眾認可的行業工作，去實現“革命理想”，這是與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價值導向和個人的人生價值取向密不可分的。

　　表面上看，他們沒有進行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但是深入思考一下，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能在后來的工作中逐漸擔負起了國家建設的重任，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干力量，成為了著名作家、企業家、主持人、專家學者等等，仍然是一個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有機統一起來、規劃個人發展的過程。即便是有一些人作出了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選擇，他們也仍然是在自己的價值取向之下進行規劃，只是帶有“極左”的痕跡而已。

　　3.人生價值取向的再造與分化時期(1977年至1992年)

　　大學生開始認真地、系統地、深入地思考和討論人生價值觀問題，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轉折性變化，主張兼顧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認為人的價值既包括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也包括社會對個人的尊重與滿足。他們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已從單一的對社會貢獻轉移到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機結合與和諧統一上來。

　　這一階段的高校畢業生分配經歷了從“指導性計劃分配”(高考恢復到1985年)到“一定范圍內的‘雙向選擇’”(1986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轉變。

　　縱觀這一時期，對高校畢業生實行計劃分配，協調人才資源，從而有重點地保證了國家經濟建設部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人才需要。按照職業生涯規劃的概念理解，這使得大學生在校期間個人進行職業規劃和選擇的空間不大，但相比之前又有了一定的增多，他們已可以“選報志愿”，并逐步過渡到“在一定范圍(地區范圍、行業范圍)內自主擇業”。這時期的大學生與建國初期的前輩一樣，仍然主要是在國家和社會需要優先的價值觀基礎上注重自身利益，更加主動地開展自己的生涯規劃，并同樣在自己的崗位上為國家作貢獻的同時實現了人生價值。

　　4.人生價值取向的現實與多元時期(1992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