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會青年周請來世界名校的學生與中國學生零距離交流，讓外國學生驚訝的是，很多中國學生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開場白幾乎一模一樣：“我教你一首中文詩吧!”

　　這是主辦方老師為一名中國學生提供的例句，卻幾乎成了所有中國學生的“標準答案”。幾個在場的外國學生差點兒以為，初識教人學詩是一種“中國禮節”。

　　在世界名校的學子面前，中國學生的創新能力不能不讓人焦慮。

　　“像我女兒這樣的中國學生，過于聽話，幾乎沒有了好奇心。”來自杭州的王剛陪女兒與外國名校學生交流，女兒口語不錯，卻沉默寡言，他反倒成了談話的主角和翻譯。

　　一直在現場旁觀的美國猶他州大學教師魯寧深有同感。他是為數不多的幾位憑出色音樂才能留美教書的中國人之一，在他看來，創新就是音樂的“生命”，但具備音樂“生命”的中國孩子并不多。

　　“我見過的中國孩子，彈琴的技巧都很高，手指動得比老外快多了，但不懂得創作。他只知道節奏準確、不出錯就是好的，但實際上音樂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感動的力量，你要有感覺，然后才能去創作。”

　　魯寧在美國從事了20余年鋼琴教育，在他看來，與很多美國人都明確知道自己喜歡什么、需要什么相比，中國孩子顯然更愿意聽從老師的指派。

　　美國高校的老師并沒有那么權威。猶他州大學大四學生派翠克聽說要“完全聽從老師的話”，瞪大眼睛，堅定而驚訝地搖頭。在他看來，挑戰老師的觀點是很常的。

　　與派翠克同行的計算機系研究生瑞恩干脆把全校各專業的教授都當做“研究工具”。他的學習方法是，先聽各類講座，正反面的都聽，聽完回宿舍上網查資料，選個感興趣的課題研究，遇到困難再找與之相關的教授指導。

　　“我需要幫忙時才找老師，任何老師都可以通過電話和E-mail找到。他們就像一盤菜，我自己選擇吃什么，選擇自己需要的營養。”瑞恩說。

　　這種學習慣，瑞恩從上大學開始就已經養成。在他們學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最大的不同就是—讀本科時資料和觀點由老師提供，研究生階段任何信息都得自己找。

　　和這些學校相比，國內高校對“創新人才”的追求要強烈的多。

　　中德聯合培養的工程碩士劉寧(化名)回國后，特地來上海世博會參觀德國館。談起中外創新教育理念的差異，他深有感觸：在德國，工科主要是為了培養工程師，并不刻意要求創新，而中國則強調理論創新。

　　比如，寫碩士畢業論文時，德國的大學在公式、參數方面要求很嚴格，論文只要做好即可。在中國，參數、公式無所謂，而論文卻不能僅止于“做好”，答辯時必須提出某方面的創新點。

　　“可是，哪有這么多創新點呢?強制性提出要求，創新就顯得勉強，逼著學生在理論上抄襲或重復。”劉寧說，這種論文能通過，是因為中國答辯不像德國人那么“一板一眼”，臺下坐著的老師有時不一定很了解論文的背景，也“愿意相信自己的學生”，因此創新“滿堂紅”。

　　他告訴記者，德國的科研很注重實踐，導師都是先在高校里有所成就，再去企業深造，然后回到高校。“理論如果能應用于生產，解決工程難點，大家就很滿足。”德國在制造業的領先地位，正是在不斷實踐、不斷創新中完成的。

　　而一些中國高校的學生和導師，距離實踐很遠，加之科研經費不充裕，“做項目”可能就淪為賺錢的手段。“那些真正涉及科學前沿問題的項目，不僅要花很長時間，也掙不到錢。所以，除了一些有實力、有科研經費的‘大拿’，沒人去做真正能夠創新的項目。”劉寧說。

　　劉寧認為，中國想要創新的欲望遠強于別國，卻恰恰提供不了好的自主創新的土壤�，F實的無奈是，“中國高校有時整個院系的運營都要靠這類項目來支撐，教授們靠自己的人脈或攀上企業才能獲得項目機會”。劉寧說，要改變這種現實，不是靠呼吁、靠發幾個文件就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