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把所有報了數學專業的考生分數調出來一看，他的數學單科成績，確實比其他所有人都高”。但即便如此，龔克仍然無能為力。

　　龔克告訴財新記者，90年代自己在清華大學擔任電子工程系主任時，“我覺得數學、物里這兩科，對我們專業來說特別重要。我作為一個系主任，還可以把這兩科加權，讓所有考生的成績重新排隊”；但今天的高考錄取，各高校已經失去類似的自主性。

　　“雖然現在的錄取通知書都要校長簽字、對錄取結果負責，但其實我在招生上沒有什么角色，人都是招生辦招的。”龔克說。

　　統一高考能否實現招錄指標均衡

　　在評論現行的高考分省錄取、分省招生制度時，龔克說，這一套格局最初應源自于50年代的計劃經濟思維，“最早是按50年代各省高中的高考知識網人數定的，做成一個統數”，并由各個高校、各個專業，依據各領域人才培養的需求，和不同地區的發展特性加以分配，“比如說在湖南，可能就多招一些有色金屬專業的學生”，并由此形成了某種歷史發展定勢。

　　延續至今，各高校分配給各省的招生指標，雖然每年都略有調整，“但原則上你只能增、不能減。你哪個專業在哪里一減，估計省長就要給你打電話了，所以非常難動”。此外，由于各省考生在填報志愿時，都會參照往年經驗，總結出“你有什么分數，大概就能上哪一個學校、哪一個專業”的心理預期。“你的招生名額如果一調，若是增加還好；如果一減少，那地方上（填志愿時）就全亂了”。

　　針對有民間觀點建議，各高校對于所在地政府財政支持的回饋，應以對本地考生減免學費的方式體現，而非在錄取名額上給予特定的傾斜。龔克則說，“問題是現在學生學費占學校經費的比例太低”，以南開大學一萬多名學生為例，學校每年的學費收入僅有5000多萬元，“但我們一年要用20幾個億”，“如果你（對外地學生）多收了學費，又有很多話要出來了”。

　　在此背景下，學費因素在整個利益分配格局中，難以形成足夠有力的杠桿，體現本地與外地的分野，凸出高校對當地政府挹注財源的回饋。而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相對于學費的減免，事實上還更看重本地的學生，是否能擁有更多的入學機會。龔克說，“說到底，各個高校、特別是省部共建的高校，還是離不開地方政府方方面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