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關于寒門子弟考取重點大學機會少、入學難，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比例不斷下降等問題和現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并由此觸發了人們對“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底層上升渠道變窄、寒門難出貴子、貧窮代際相傳等”的擔憂。

無獨有偶，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早就發現，不同社會階層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是不均的，不同背景和職業的人口，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同樣是不均的。布迪厄研究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農民的兒子上大學者不到1%，70%的工業家兒子上大學，自由職業者和高級職員的兒子上大學的比例超過80%。同時，不同社會出身的人，進入不同類型院校和不同類型專業學習的條件概率是有顯著差異的。譬如，中低收入階層的農民、工人、服務人員、一般雇員等的子女主要選擇理學和文學等未來前景相對較差的院校和專業，其條件概率大致在30%~50%之間，選擇法學、醫學和藥學等未來前景更好的院校和專業的條件概率在3%以下，布迪厄認為這種選擇和不利表現完全是無奈之舉;而工商業主、高級職員和自由職業者等高收入階層的子女，則主要選擇醫學、藥學和法學類院校和專業，其條件概率大致在4%~11%之間，遠高于中低收入階層。造成差異的各種因素中，布迪厄認為社會出身對差異的影響最大，超過了性別和年齡。

那么，中國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減少是個別現象還是整體現象?

1、中低收入階層子女占生源六成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相關報道和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發達地區的個別高校，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一些學者和相關機構對某些頂尖大學生源進行了縱向的歷史考察和個案研究，發現其農村生源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從而得出結論：寒門子弟越來越難以進入精英大學。

那么，這樣的結論能代表全國重點大學的整體情況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生源和寒門子弟的比例到底如何?由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組于1月-2017年3月對中國若干地區以985、211高校為代表的全國重點大學生源狀況進行了抽樣調查。

課題組采用德爾菲法和小組討論法相結合的方法編制和設計調查問卷，問卷為包含多種題型，多種測量尺度的結構式問卷，其中涉及生源家庭背景的變量主要是父母職業和教育背景。編制問卷后進行了問卷的試測，回收試測問卷77份，采用a信度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對試測問卷進行了內在信度和結構效度的分析，結果表明自編問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為了盡可能保證調查的真實性、代表性和推廣性，調查采用完全隨機抽樣，對天津、合肥、蘭州三個地區的全國重點大學進行現場隨機問卷調查;為了避免個案和數據的聚集性，保證受測對象的完全隨機性，問卷發放和測試地點選擇在人口流動性較大的學生食堂、圖書館等地點;為了保證問卷的填寫質量和受測者的配合，問卷測試采用一對一的方式，并對每一位問卷填寫者給予一定的經濟獎勵和物質補償。最后，現場發放問卷886份，實際回收問卷885份，回收率接100%。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在所調查的高校中，來自農民家庭的生源占30%以上，占比排名第一;其次來自商人、國有或公有企業職工和普通工人家庭，三者之和占比在30%以上。其中，父親為農民、商人和普通工人的比例分別為32%、14.5%和11%，父親為公務員(課程)、事業單位編制人員和國有或公有企業職工的比例依次為8.6%、5.8%和14%。母親為農民和普通工人的比例分別為37%和11%。母親為公務員、事業單位編制人員和商人的比例依次為3.5%、12.4%和3.7%。相關檢驗和一致性檢驗表明，父親和母親的職業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說，父親和母親的職業大都比較接，不會相差太遠。由于調查對象均為全國重點大學，且絕大部分為進入“985工程”的重點大學，其生源來自全國各地，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地域性影響。因此，調查結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來自中低收入階層的子女至少占全部生源的60%以上，符合中國的現實國情，同時也表明了中國政府在推進高等教育公方面所做的努力。年來，中國政府積極實施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國務院幾乎每年都召開常務會議，研討擴大重點大學農村和寒門子弟生源的對策措施，積極推進教育公。調查結果部分驗證了中國政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2、父母教育程度與子女教育存在關聯和傳承

由于人的職業和社會分層大都和教育背景聯系在一起，更高和更好的教育往往意味著更好的職業和更高的社會地位。正如布迪厄指出的那樣，與受教育水無關的地位的升遷，隨著社會的逐步工業化和官僚化而呈逐步減少的趨勢。也就是說，現代社會要想擁有更好的職業和更高的社會地位，必須接受更高水的教育。因此，父母的教育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源的家庭背景和社會地位。

調查結果發現，職業為農民、工人等的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大都為小學或初中，而職業為公務員、事業單位編制人員等的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大都在專科以上。調查還發現，絕大多數生源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偏低，獲得碩士、博士等高級學位者極少，絕大多數集中在小學到高中階段，比例在60%以上。其中，父親學歷為小學和初高中的比例為62.5%，父親學歷為博士、碩士、學士和專科的比例分別為0.9%、3.4%、14.6和9.4%;母親學歷為小學和初高中的比例為65.7%，母親學歷為博士、碩士、學士和專科的比例分別為0.6%、1.9%、10.5%和8.0%。同樣，相關檢驗和一致性檢驗表明，父親和母親的學歷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和一致性。實際上，父母的教育背景不僅決定了子女的家庭背景和社會地位，而且和子女的教育背景以及今后的發展前景有著很大的關系。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教育要求相應也更高，對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指導作用也更有效，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因而也會更高。這種關聯性和傳承性，即布迪厄所說的“再生產”和“繼承人”關系，深刻地體現出家庭背景對子女的影響及代際傳遞。

3、頂尖大學與重點大學生源差異的原因

從天津、合肥和蘭州三地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在重點大學的生源當中，農村和寒門子弟仍然占大多數，占樣本高校全部生源的四成以上，其他各種家庭背景的生源比例比較分散，并且均不構成絕對優勢。可見，中國重點大學的生源構成完全是多樣化的，并且農村和寒門子弟仍然占絕大多數，接受高等教育乃至優質高等教育，仍然是農村和寒門子弟尋求改變命運的主要渠道。

之所以少數頂尖大學出現農村和寒門子弟生源減少的現象，除了頂尖大學招生名額分配這種客觀政策偏差之外，頂尖大學招生規模有限、準入門檻更高、入口更狹窄、錄取標準更嚴格、考察方式更全面等客觀因素也不容忽視。

此外，伴隨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的變化，新的讀書無用論又開始抬頭，造成許多農村和寒門子弟過早輟學。因此，以少數頂尖大學農村和寒門生源減少去推測全國的整體狀況是不夠客觀和準確的。就連布迪厄也承認，教育的不等也與出身下層的學生入學晚，進步慢有關。可見，造成重點大學農村和寒門子弟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個別頂尖大學的例子，并不能代表全國重點高校的整體狀況。

當然，受限于經費、時間等研究條件的限制，本研究也還存在一定的不足，譬如，樣本的覆蓋面還需擴大，生源家庭背景的考察變量還需更全面等。課題組將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擴大樣本量，擬將北京、廣州、成都、哈爾濱等納入調查范圍，盡可能覆蓋全國各個代表性地區，并增加家庭收入、居住條件、家庭人口數量等與生源家庭背景有關的變量。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為高等教育招生考試政策的制定以及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改革發展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