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存在城鄉差異，僅用高考成績作為單一“公”指標，一所名校錄取的學生呈現出令人驚訝的城鄉差異

農村學生大學一年級的學業表現就不佳，畢業時作為個體的名次可能有所變動，但整體學業表現繼續不佳，他們的學業表現從統計數據上看似乎被固定住了

僅僅關注城鄉學生在入學機會方面的公是遠遠不夠的，在政府出臺相關政策后，大學應普遍建立對弱勢學生群體的教育支持體系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參加湖北代表團審議時透露，今年985和211高校將增加招收貧困學生6萬～7萬人。入學機會的城鄉差距在政府努力下有希望持續縮小，未來農村生源學生將有更多機會進入重點大學。

農村學生在大學入學機會方面的公，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和政策“城鄉差異”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熱點問題。這一問題已有大量的持續研究，研究視角和數據基礎各有不同。其中，王偉宜以四川省4所不同類型的大學為研究對象，采用分層抽樣方法對1982、1990、2000和2010級學生的學籍和戶籍進行研究，發現“對農村子女來說，由于缺乏各種資源，除極少數天賦較好者，大部分人難以達到高層次院校的入學標準，結果是院校層次越高，農村子女所占比例越少。3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部屬重點高校城鄉子女間的入學機會差距最大，其次是普通本科院校，專科院校中的差距最小”。

除了入學機會公，城鄉差異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城鎮和農村戶籍學生進入大學后在學業表現方面是否存在差異。這一問題意味著：基礎教育中的城鄉差異是否在大學延續？

我們選取了北京某部屬重點高校A大學2004～2009級6個年級學生的戶籍和學業信息，試圖從一所研究型大學的視角客觀回答機會公與過程公的問題。

入學機會的城鄉差距有望持續縮小

我們的研究發現，A大學2004～2009級學生中，農村學生占當年入學學生的比例，多年徘徊于10%～15%之間，最低的2008年僅為10.2%。

我們將A大學農村戶籍學生比例年度變化趨勢與全國農村人口比例變化趨勢進行了比較，發現2004～2009年A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變化趨勢總體下降，與同期全國農村人口比例總體下降趨勢一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鎮人口逐漸增多而農村人口不斷減少，A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與中國城鎮化進程相關聯。

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發現：2004～2009年間，全國農村人口占50%以上，在一個農村人口比例如此高的國家，A大學農村學生比例在10%～15%之間，確實處于較低水。A大學農村生源比例特征與王偉宜等的研究結論相吻合。

那么，A大學為何只能錄取到這么少的農村學生呢？這很可能與看似公的高考單一錄取線相關聯。在基礎教育存在城鄉差異的前提下，僅僅使用高考成績作為單一“公”錄取指標，一所大學所錄取的城鄉學生比例就會呈現出這樣令人驚訝的城鄉差異。起點已經不公，單一的高考錄取線又如何能實現結果公呢？

為了彌補城鄉教育差異，北大、清華等高校都有所行動。例如，北大在自主招生中單獨推出了“筑夢計劃”，對部分農村學生降分錄取，共錄取學生67人。教育部年推出“農村貧困地區專項招生計劃”和“農村學生單獨招生計劃”，根據“教育部關于做好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工作的通知”，全國計劃招生總人數超過5萬人，北京大學經由以上計劃錄取189人。這些計劃大大促進了高等教育優質資源分配的城鄉均衡，對統一高考和自主招生的公性形成了有效補充。

在上述背景下，教育部“農村貧困地區專項招生計劃”和“農村學生單獨招生計劃”政策成為彌補起點不公的戰略舉措。為此，我們建議逐漸擴大總計劃規模，增加對985和211高校農村戶籍學生專項計劃比例要求，使得大部分985和211高校農村生源比例短期內達到和超過20%。

入大學后城鄉學生成績的確存在差異

僅有入學機會公就可以了嗎？

城鎮和農村戶籍學生進入大學后，其學業表現是否存在差異呢？對于這個問題存在兩種定性猜測。

一種觀點認為，城鎮學生在學習慣、家庭背景、基礎教育等方面具有全方位優勢，這不但使其在入學機會方面取得優勢，其優勢也將在大學階段延續；另一種較為樸素的觀點則認為，即使基礎教育階段城鄉存在差異，但大學入學后學生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農村學生具有與城鎮學生相同的天然稟賦和素質，他們進入大學后愿意付出更多后天努力，因而學業表現不一定差于城鎮學生。

究竟城鄉學生在大學入學之后的學業表現是否存在差異？有多大程度差異？判斷這一點需要用學生的學習成績大數據深入挖掘。

我們衡量學生群體學業表現的量化數據基礎指標為GPA（GradePointAverage），該指標可以計算一段學習時間多門課程的綜合表現而具有綜合指標特點。本研究選取大學一年級的GPA以衡量入學初期學生學業水，選取本科4年所有課程GPA用來衡量大學4年整體學業水。

由于不同專業GPA橫向不可比，我們又基于GPA而采用“優異指數EI”（ExcellenceIndex）研究城鄉兩個群體學生學業水的相對水。其中，農村學生群體EI指數是指GPA排名在所有學生中前30％的農村學生人數與后30％的農村學生人數比值，城鎮學生EI指數內涵相同。EI<1，說明該群體學生大部分分布于后30%，整體學業表現相對較低；ei=1，說明該群體學生整體學業表現處于均水，即處于前30％的學生與處于后30％所占學生比例相等；ei>1，說明該群體學生大部分分布于前30%，整體學業表現相對優秀。

對A大學的實證研究揭示，2004～2009級城鎮學生群體EI指數始終高于1.0，農村學生群體EI指數徘徊在0.3～0.6之間，相差較大。從波動上看，城鎮學生6年EI極差為0.06左右，學業表現相對穩定；農村學生群體6年的EI極差為0.3左右，其群體學業表現波動較大，有些年份表現非常不好。6個年級的EI數據說明，城鎮學生學業表現顯著高于農村學生。

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農村學生大學一年級的學業表現就不佳，畢業時雖然作為個體的學生名次可能有所變動，但整體學業表現繼續不佳。他們的學業表現從統計數據上看似乎被固定住了！即使A高校本科教育被認為十分優秀，但這種優秀卻難以使農村學生的學業表現在4年中獲得相對提升。這很可能是我們尚未發現也尚未注意到的短板，這意味著僅有入學公是遠遠不夠的。

城鄉基礎教育的四個差異

中國城鄉基礎教育差異體現在4個方面。

第一是學校教育。城鎮學校在硬件和師資水方面大幅度超過農村學校，城鎮學生自小就接受優質教育，其優勢甚至起于幼兒園時期,比如城市會有國外教師任教的雙語幼兒園。城鄉教育差異的關鍵在于師資。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中小學已經可以留用更多博士、碩士作為教師。與此同時，由于師資可以基于市場原則自由流動，因此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對農村優秀師資還存在“吸血”效應。這就意味著，農村教師在積累了豐富教育經驗、取得很好教育成績之后，基于工資等條件的巨大差距，優秀教師會向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中國青年報》9月曾發表社科院博士后李濤對四川貧困縣基礎教育的田野調查研究，其發現在村落社會中農村教育體系僅僅作為“人才抽水機”而存在，是整條教育生態鏈中價值位階上的“最末端”。在李濤所參與的對江西、重慶等9省20個區縣調研中發現，在5285個總體有效樣本數中，發生過事實性流動的高達3366個；在樣本量為2274個的農村教師中，有1556個教師具有潛在外部流動意愿，其中，鄉鎮中學教師潛在外流比例最高，為76.51％。農村教師群體中事實性流失率和潛在性流失率都偏高。

第二，與學校教育相補充，城鎮學生接受大量的課外補教育（影子教育），這類教育不僅與課程學習內容相聯系，甚至延伸至體育、音樂、演講、國外旅行等素質教育層面。城鎮學生不僅在課程學習成績上優于農村學生，還在各類技能、素養、信心等方面全面超過農村學生。曾滿超等人對我國初中生課外學習城鄉差異的分析表明，城鎮學生參加課外補的比例和相關支出均高于農村學生。薛海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2年數據研究課外補，發現來自較好家庭社會經濟背景以及大中城市的學生更可能接受課外補，其結論認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課外補活動，更加擴大了城鄉和不同階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獲得教育資源和教育結果的差距。

第三，家庭層面。城鎮學生家庭中的父母以及其他親屬有更好學歷、背景、視野以及領先的教育觀念，在學生學業幫助、挫折輔助、視野開闊等方面能為子女提供農村家庭無法提供的教育背景和幫助。如果考慮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等因素，這項差異更加顯著。

第四是環境因素。城鎮學生成長的環境更加開放和現代化，學生會很早接觸網絡、藝術館、博物館、動物園、音樂藝術演出等，受到國際化、開放、現代多方面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可以對其未來職業有所了解和規劃。這些因素對學生未來成長十分重要，是農村環境很難提供的因素。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城鄉基礎教育差距并沒有拉大，農村學生依靠學校正常水教育和自身努力，在天生資質相差不大的情況下，通過更多努力還有很大機會進入重點高校。但隨著市場經濟邏輯的發展和城鄉基礎教育差距擴大，城鎮學生也開始付出更多努力，加之上述4種優勢逐漸增加，城鎮學生起點優勢和過程優勢凸顯。在以單一高考成績作為“公”錄取指標的情況下，就會使得農村學生被重點高校錄取的機會越來越小。

大學需要立刻行動起來

我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大學如果沒有積極的教育行動，城鄉基礎教育階段的差異很可能將在大學延續。對A高校2004～2009級學生學業表現的研究驗證了這一觀點。A高校農村學生是大學顯著的學習弱勢群體。大學階段如果缺乏對農村學生的特別關注，其本科教育中的核心元素如自由選課、通識教育、小班研討課教學、本科生科學研究、大學國際化等，很難使農村學生相對受益。例如：

通識教育要求學生開放心靈，超越簡單的職業需求、專業主義和功利主義，生發出“通識學習”的觀念和行動，但對于農村學生，特別是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而言，如果該大學通識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強迫性閱讀柏拉圖、黑格爾的經典，這類通識教育對農村學生很難有什么意義，并且可能成為他們的學習阻礙。他們直接、迅速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的要求更加強烈，其理由值得大學教師和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

小班研討課要求學生積極表達、具備批判性思維等，這類思維模式對于農村學生而言挑戰性太大，使得他們很難在這類課程中有優秀表現。

大學國際化要求學生具備很好的語言能力，家庭具備很好的經濟基礎才能出國學習、參與學術會議等，但在這一領域，農村學生很難參與，即使獲得特別資助而能參與，也難有上佳表現。

因此，僅僅關注城鄉學生在入學機會方面的公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建議：

在政府出臺相關政策之后，大學應該積極行動起來，普遍建立對弱勢學生群體的教育支持體系。建立相關機構并積極開展工作，多方給予農村戶籍學生較強的學術發展、職業發展和人生進步的支撐。

大學應當對農村學生學業水進行持續分析。如果發現農村學生為學習弱勢群體，應當給予特別幫助。

大學需要給予農村學生更大的專業選擇自由，使其更可能根據興趣選擇專業，直接改變家庭經濟情況。例如，要特別支持農村學生根據自我意愿選擇職業性較強的專業而非基礎學科，如哲學、地質學。

大學應當成立“學習中心（LearningCenter）”對農村學生予以專項幫助。包括口頭、筆頭表達能力，計算機使用能力、人生規劃，求職、實等方面能力。重點提供一對一幫助。

大學應當以高校暑期學校為臺，要求農村學生提前一個月入學，參加專門設計的開學前補教育。包括計算機、英語口語、口頭表達、人際交往、專業興趣等欠缺的補課輔導。

大學對于農村學生在國際化方面的參與特別要有專門名額保證。需要各大學基金會募集專項資金予以支持。

各大學都應當尋找和樹立農村戶籍學生和優秀校友典型。宣傳他們的事跡，提供在校學生和他們學習、交流的充分機會。

各大學的導師和輔導員要對農村學生予以專門關注和特別幫助。

高等教育機會的不等首先是基礎教育階段機會不等積累的結果。我們希望通過政府和大學的努力，用過程公來彌補起點和機會的不公，為農村學生創造更多的機會，使他們的未來充滿希望。

（盧曉東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于曉磊為北京大學哲學系2014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