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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賈康--美中都要減稅，但中國切忌“東施效顰”

日美國特朗普政府公布減稅方案，有媒體稱這將掀起世界范圍的減稅潮，人們也在關注這一舉措對中國可能形成的“競爭”影響乃至“沖擊”，一時眾說紛紜。我的基本看法試簡述如下。

一、減稅是美國、中國的共同選項，并都有原已積累的理性認識和經驗

美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有所稱“里根經濟學”所指導的減稅實踐;中國也是從改革開放開始，就在力行“減稅讓利，搞活企業”的方略??均已積累了相關經驗，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當下，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需要繼續加以消除的背景下，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要兌現其“讓美國重歸偉大”與“大規模減稅”的競選承諾，中國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減稅，這是兩大經濟體在稅收取向上的共性表現。作為共同的選項，其內含的學理支撐因素也是一致的：需要以減稅進一步降低市場主體的實際負擔，在供給側激發創業、創新的潛力與活力。

“拉弗曲線”運用定量研究的曲線方式，至少在原理上定性地表明了一個最佳(宏觀)稅負點的存在，如果越過了這一點，雖然稅率設計得更高，但實際上政府的收入卻會趨于下降，同時經濟活動將明顯趨于低迷。所以，現實生活中的政策制定者，就一定要把可能越過這一點的稅負因素明智地調減下來，以優化經濟運行，同時從中長期看，這也將會優化政府收入。

在政府設計層面，美國已有當年供給學派政策主張之下的減稅方案的經驗可資借鑒，中國則已有三十余年間減稅讓利與稅制改革基礎上年以“營改增”為代表的“結構性減稅”經驗，及其繼續貫徹實施的安排。

二、美國方面以減稅取得一定成效是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上任被稱為“黑天鵝事件”是表示其勝選頗為出乎意料，他的減稅承諾及上任百天即明確宣布的兌現方案，體現了他作為原長期居于市場競爭一線的企業家基于親身感受而發的政策設計取向，以及他現作為總統回應廣大市場主體訴求的鮮明態度。

估計現在這一力度較大的減稅方案在依照美國決策程序推進到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還會受到國會等方面的制約，不排除其方案會有某些調整，但以減稅為特征而得到適當“打磨”之后的通過，并在實施后取得成效，應是大概率事件。

但減稅作為一柄“雙刃劍”，也將會加大美國的赤字與公共部門債務壓力，如果再配上特朗普已明確表態要推行的大規�；�礎設施升級建設，這種壓力就會更為可觀�？陀^地說，由于有財政“三元悖論”原理(參見賈康、蘇京春《財政分配“三元悖論”制約及其緩解路徑分析》、《財政研究》2012年第10期)揭示的“減稅、增加公共支出和控制政府債務與赤字水三大目標至多只能同時實現兩項”的現實制約，特朗普政府還需認真捉摸和權衡，把握其減稅、加大基礎設施開支與控制赤字、舉債風險的臨界點。

估計PPP(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即我國現稱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會由此在美國引起更高程度的重視和更為有聲有色的推行，以助益于其權衡中臨界點的外移而力求“少花錢，多辦事，辦好事”;另外還要特別指出，美國在全球獨一無二所掌握的“美元霸權”即世界貨幣主導權，也可以為特朗普上述“新政”匹配上放松其自身所受財政“三元悖論”約束的有利條件，因為其由此抬得較高的赤字和債務水所帶來的風險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到全球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美元資產持有者身上來共同消化、共同承擔??當然，這種共擔機制只是擴大了“可容忍”的邊界，并不能否定“三元悖論”的終極制約。

三、中國方面自應“順勢而為”進一步減稅，但最為關鍵的是“全景圖”概念下的減負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互動影響是客觀存在、必然發生的。特朗普減稅，也會以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市場主體選擇“要素流動”方向調整預期的機制競爭壓力，使中國有關部門更加注重把減稅做實、做好、做充分，如把這種互動稱為“減稅競爭”，似乎也未嘗不可。

但中國并不應懼怕這種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稅收競爭”，因為中國確實從自身發展戰略出發，也有進一步減稅的必要和相對應的一定彈性空間，特別是，中美之間“要素流動”的競爭絕不會僅僅由一個稅收因素決定，這還廣泛涉及“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概念下眾多的其他因素，和由于國情發展階段等而客觀決定的其他“比較優勢”因素。

美國降低稅負，客觀上對于中國降稅也會形成外部促進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降稅”與“降負”的關系，比美國要復雜得多，必須確立“全景圖”的視野。

以中國“正稅”負擔而言(即狹義的宏觀稅負而言)，中國現不到GDP的20%，并不比美國高，但說到“稅外負擔”中的政府行政性收費、社保“五險一金”繳納等負擔(合成廣義的宏觀稅負)，中國已接35%，不算低了，特別是這些眾多的稅外負擔給市場主體實際造成的負擔還涉及和包括了未統計的時間成本、討價還價“處關系”中的精力耗費、“打點開支”等隱性成本與綜合成本??這是雙方明顯不可比的中方弱項。

中國應由此痛下決心以深化配套改革來減負??我認為必須指明，“減稅”在中國決不代表減輕企業負擔的全部問題，甚至已不是企業減負的最主要的問題，關鍵是在中國“全景圖”之下如何能夠“啃硬骨頭”把減輕企業負擔中正稅之外的負擔，做實做好。

四、中美稅制結構迥然不同，切忌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特朗普的減稅主要是大幅削減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國“照貓畫虎”是學不來的，因為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早已下調到大企業的25%和小企業普遍的“減半征收”，還有地方政府廣泛提供的“三免五減”等等，哪里有美國從35%水向下調為15%(初定，可能達不到)的那個空間?

至于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更是與美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美國那邊是占到美國聯邦政府稅收收入的47%左右(同時也對州與地方政府作出10%左右的貢獻)，而在中國，早已邊緣化地只占全部稅收收入的6%左右，還有減此稅的多大空間呢?

中國的稅收制度結構是個以間接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為主體的框架，要學美國的減稅，在這個領域里其實不必再強調“學”，我們已把應當做的“營改增”做到了全覆蓋，真正的學習任務，倒是如何借鑒美國經驗(也是一般市場經濟體的共性經驗)，把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指明的“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稅制改革任務真正貫徹落實??雖然難度極大，需要“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但中國若要走向一個現代社會而構建現代稅制，這是別無選擇的路徑。

如能真正構建、培育起具有“自動穩定器”和“抽肥補瘦”優化全社會再分配功能的直接稅體系，中國也就具備了進一步考慮削減間接稅負擔的“本錢”與可能。這樣一來，具體到中國對美國減稅與稅制應有的借鑒學習，哪里只是“減稅”二字所能概括?在中國，實為減稅、減負(稅外負擔)和適當增稅(增直接稅)的配套改革任務。

我國成語中早有“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典故，就是先人早已總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教訓，強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和“比較優勢”、可能空間，制定合理正確的借鑒學習方案。特朗普減稅舉措所應帶來的中國的“學習”反應，當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