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剛剛讀完路遙的《凡的世界》，感觸很深。整篇內容主要講述的是我國陜北黃土高原上的農民，在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期間的生活。

這部著作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孫玉厚一家，他有四個兒女，大女兒蘭花，大兒子孫少安，二兒子孫少和小女兒蘭香。蘭花嫁給了外村的一個山區農民，可惜這個農民不走正道，被拉到公社“勞教”，使得孫家一家丟了面子。孫少安上學成績一直都很優秀，但是因為家庭貧困，自己又是長子，于是放棄了學業，在家里幫忙父親一起維持全家的生活，但是少安即使呆在農村干活，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憑著自己的努力，他當上了一隊的生產隊長，最后又開了磚窯，成為全村的最富裕的一戶。放棄學業和放棄青梅竹馬的田潤葉，雖然給少安帶來了很多的遺憾，但是少安都沒有自暴自棄，反而是更加積極進取，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孫少是我最喜歡的人物，他在學校中不僅學習成績好，運動也很好。看到他每天在學校角落里偷偷吃干硬的窩頭，為了節省錢，從來不去食堂買菜吃時，感到很凄涼。雖然經過了許多努力仍然沒有考上大學，但是少安并沒有放棄自己。在幫助哥哥把窯廠搞起來之后，就外出尋找工作，做了工地上的工人，很巧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同學田曉霞。田曉霞是縣委副主任的女兒，現在時一名記者。在小霞的幫助下，孫少閱讀了高考知識網大量的名著，繼續堅持著自己的夢想，即使是一名微不足道的煤礦工人，也從來沒有怨恨過。經過長時間的相處，少與小霞成為了一對男女朋友，但是好景不長，小霞在一次洪水采訪時，不幸遇難死了，少很痛苦，再一次煤礦事故中受了重傷。但是少并沒有放棄生命，而是好好地或者繼續奮斗。

這種精神就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都不要輕言放棄，因為太陽明天依舊要升起，機遇永遠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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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后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后就再沒有甚么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障礙。

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念書時，我從不缺課的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J.Hirshleifer)在課后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這個偷“思”的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準天才的著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著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要“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后“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后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么是貨幣?為甚么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們用甚么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后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么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么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么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并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么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么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于一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于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