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兩天后，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復南京秩序。盡管有松井上將和天谷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奸淫、掠奪、放火并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家中國商店。史邁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1938年3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著的。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國人所作之記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谷兩位醫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后對市區的首次巡示，蔣氏于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于南京淪陷后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于1938年8月之《西京報》。戰后，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為“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奸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國軍校，當即遄返報國。南京陷敵后，鈕落發為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國洛杉磯。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余了，日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