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的面積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萬人口，有4所綜合性大學，而寧波500萬人中，沒有一所大學。在全國向四化進軍、寧波要改變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1984年10月，包玉剛回家鄉寧波探訪，發出此番感慨。此時，他已成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國達到了巔峰，實力無比雄厚，而內地也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他著手實現回報家鄉投資教育和實業的夙愿。“其實，一開始包玉剛是想在寧波建碼頭、建鋼鐵廠的。”寧波市甬港聯誼會會長盧良寶告訴記者。他當年在寧波市外辦、僑辦擔任領導職務，并擔任過寧波市駐港辦事處主任，親歷了“寧波幫幫寧波”的這段歷史，是動員旅港寧波籍人士支援家鄉建設的活躍人物之一。“寧波當時經濟上很滯后，港口十分破落。包玉剛想建一個煤礦碼頭。聽說上海正在籌建寶鋼，他又積極活動，爭取把鋼鐵廠造到寧波來。但是，因為國家冶金部沒有這項計劃，所以包玉剛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業。”

1984年后，寧波相繼被國家確定為沿海開放城市、計劃單列城市。辦大學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可是，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亟待發展，想讓國家拿出大筆錢，來到寧波這樣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學，似乎還是一種奢望。

“讓海外資本家出錢來辦學校，這在當時是絕對不敢想象的。”寧波市作家協會副*、海外寧波人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王耀成說，“1976年，中國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樣巨大的災難,幾十萬人傷亡、一座城市被摧毀，都咬緊牙關，硬是沒要國際上的一分錢援助。這次不過是造一所大學罷了，怎么能開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錢?”

怎么辦?最后是鄧小幫助寧波人打破了的桎梏。1984年8月，鄧小在與時任國務委員的谷牧談話時說：“寧波人海外僑胞人數不多，但質量較高。要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鄧小親接“燙手”支票

對舊有觀念的突破，最早發生在1981年。“1981年7月6日，包玉剛與父親包兆龍一起訪問北京，首次受到了鄧小接見。邀請并陪同包玉剛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經貿部顧問盧緒章。然而偌大的一個北京卻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賓館招待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飯店安排了一個套間，而包玉剛的

大批隨從卻住不進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說。在北京，包玉剛向盧緒章提出，他想為國家做點實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 1000萬美元給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樣的大飯店。他不要求任何回報，只提出一個條件：飯店以他80多歲的老父親的名字命名，叫“兆龍飯店”。1000萬美元，在1981年是個天文數字。“然而這張沉甸甸的支票卻沒人敢接。”王耀成說道，“這件事在北京的各個部門討論來、討論去，一直通不過。持反對意見的人發言說：‘他是一個海外資本家，不過出了點錢，就想在我們*的首都永久留名，這怎么行?’”

這件事，最后還是報到了鄧小那里。“鄧小聽到此事遲遲辦不下來，便生氣地說，‘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個名不過是個形式而已，沒什么大不了嘛!這張支票，你們不敢接，我來接!’”拍板以后,鄧小親自給兆龍飯店題寫店名，他親自出席了簽約儀式，親手接過了這張支票，又親手為兆龍飯店剪彩。

一年建成一所大學

鄧小此舉的激勵作用是巨大的。在他發表“寧波幫”講話后不久，包玉剛馬上行動起來，滿足家鄉的辦學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給盧緒章時，兩人一拍即合。在盧緒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剛當場答應拿出5000萬元人民幣，助建寧波大學。1984年12月 20日，鄧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包玉剛。包玉剛提出了在寧波辦一所大學的設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贊成。”鄧小非常高興，稱贊包玉剛“愛國愛鄉，有見識，這件事辦得好!”并欣然答應給寧波大學題寫校名。寧波大學的建校速度是一個奇跡。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剛總捐資2000萬美元、占地 1283畝的寧波大學，在他的老家莊市附舉行了奠基典禮。

在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和杭州大學的大力支援下，僅僅一年后，寧波大學就正式開學，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極為罕見的。包玉剛不僅自己傾心建設寧波大學，還積極主動為寧大的建設穿針引線。迄今為止，有50位海外“寧波幫”人士先后捐贈逾2.5億元人民幣(按當年匯率計算)用于學校的各項建設。

在國家資金緊張、無法照顧到的情況下，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緊迫形勢下，是等著國家出錢辦教育，還是積極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辦學校、搞教育?寧波大學的故事，證明了后者的選擇是十分明智而必要的。

當觀念轉變了之后，辦學之路豁然開朗。在此之后，寧波這塊缺乏傳統高校的地方，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開拓性的創舉。其一是全國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萬里學院;再則是中國第一所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相繼在寧波落腳。手抄報版面設計邊框圖案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