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兩會對教育改革議題提案解讀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意是最大的議題。根據人民網的2017年兩會熱點調查:截至2月24日上午,共有10萬多人參與,教育公')"style="color:#369;">教育公依然入圍“十大熱點話題”之列。而在新浪微博上,“教育”話題閱讀量高達4.1億,討論數達31萬。日前,國務院剛剛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確定了“十三五”時期教育改革發展的指導、主要目標、戰略任務和保障措施。這也意味著,備受關注的中國教育改革,已經進入了動真碰硬的“深水區”。

2017年全國兩會,教育公或是基礎命題。下面這組數字,頗有些春江水暖的意味:截至底,全國已有1824個縣通過教育督導評估認定,占全國總數的62.4%。繼2014、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5省(市)外,又有廣東、福建2省所有縣級單位全部通過國家督導評估認定。湖北、安徽、山東、吉林四省通過認定的縣比例均超過80%。這就意味著,我國已有超60%的縣實現了教育發展的基本均衡。在《教育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剛剛發布之際,這樣的數字,有著方向性意義。教育脫貧,則代際固化消殞;教育均衡,則等發展落地。“超重班”的問題,“空心校”的憂慮,城鄉教師的待遇鴻溝……一切的難題與困局,惟有均衡能解公之渴。

2017年全國兩會,提質增效或是熱點議題。去年2月,《教育部工作要點》提出,要求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此后,多份“雙一流大學名單”在網上流傳,但均被官方否認。目前,全國已有20余個省份陸續公布了本省升級高等教育的“施工藍圖”,豪擲400多億,提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國內高水大學、國內百強高校的相關量化指標。最,《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點》印發,將“推進教育放管服改革”列為一大重點,并明確提出實施“將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組織職稱評審、自主評價、按崗聘用”等一系列重要舉措。教育簡政放權改革緊鑼密鼓,以放管服的思路推進體制機制變革,高等教育也好、職業發展也罷,中國人才培養體系必將邁入“提質增效”的實干期。

2017年全國兩會,校園安全或是爆款話題。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親自為教育加上“安全”二字。此后的6月,總理對校園暴力頻發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校園應是最陽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園安全,話分兩頭:一是硬件的安全,比如“校園設施污染”問題。2017年,在經歷“毒操場”事件后,多地操場建設標準有望出臺。二是權益安全,比如層出不窮的校園欺凌現象。最高檢通報,1月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提請批準逮捕的校園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受理移送審查起訴3697人。2017年全國兩會上,如何從頂層設計來治理校園欺凌必將會成為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此外,與學生相關的“校園貸”等亂象,亦有望得到權威回應。

2017年全國兩會,供給側改革或是焦點課題。高考知識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年來,我國治理教育問題,總是做學校和家長的工作,給學校辦學下達禁令,用規定限制家長(學生)的需求,卻不從根本的教育資源配置和教育評價制度上進行改革,結果是下游堵塞、上游亂舞,問題越治理越復雜。2017年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大概就是三個問題:一是從資源配置上下功夫,放權放手。二是從信息技術上尋突破,互利互贏。三是在多樣發展上做嘗試,聚力整合。正如業界所言,具體來說,這些改革遲早要落實在“學區制下的區域教育供給”替代和優化“單一學校教育供給”,“9年、12年一貫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優化“對學生分段加工層層選拔”,“考試科目自主選擇”替代和優化“文理分科統一科目的考試”,“面向學生的課程設置和拓展資源的社會實踐”替代和優化“統一開設的課程和程式化的社會實踐”,“管辦評分離的教育治理”替代和優化“職責不清的教育管理”等層面。

“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教育承載著經濟社會的復興,亦承載著家國夢的圖騰。在這春光旖旎的三月,在2017年中國兩會時間,我們關切中國教育如何“劃重點”,既是關切民生之盼,更是關注強國之暖。

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在京開幕。作為歷年“兩會”關注的重點領域，將有哪些教育類議題進入政協委員的提案清單?

截至3月2日記者發稿時，各大民主黨派的提案清單大部分已公開。記者據此初步梳理發現，民主黨派的建言獻策主要關注的議題包括三方面：一是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聚焦高校質量的第三方評估和科研體制的評估;二是年來備受關注的中小學校園安全問題，希望通過立法和常規機制的設立，防治校園欺凌現象;三是邊遠地區的教育公和教育扶貧，呼吁加大對落后地區教育資源的投入。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最早亮相的這一部分提案，貫穿兩條主線，一是探索教育更好地服務經濟大略，涉及“效率”問題;一是探索彌合存在于不同領域的教育差距，涉及“公”問題。而無論是效率還是公，都指向教育供給質量的提升??以資源投入、制度創新等方式給中國人更好的教育。這可謂是站在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縱深推進節點的“教育”。

呼吁改革高等教育評價機制

2017年將是高等教育“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推進的重要年份。“雙一流”計劃被視為繼985、211工程后為經濟轉型提供人才輸出和科研支撐的重磅戰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藍表示，人們對“雙一流”的期許在于，“好大學”、“好學科”這一身份實行動態評估，而非先前985、211工程那般“身份固化”。完成這一期許的關鍵問題是，針對高校的評估能否獨立、客觀。

目前，我國的教育評估以教育主管部門或其所屬機構為主。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中，民進中央認為，當前教育評估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教育評估主體是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或其所屬機構，管、評未分開;二是新型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在財政保障、人事安排、重要決策等核心方面仍依附于行政管理部門，獨立性不強。

在此之外，民進中央還指出，目前教育評估機構專業性不強，技術手段落后，評估規則制定不規范。囿于原來評估模式和傳統技術手段，目前的第三方評估多數在評估內容上“新瓶裝舊酒”，評估技術上“穿新鞋走老路”。

為此，民進中央強調，要在政策上落實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的獨立地位。在行政管理邏輯上，建議明確評估機構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從根源上斷開教育行政部門和評估機構的隸屬關系;在評估人員隊伍建設上，清晰劃定教育評估從業人員與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界限，絕對不能需要管理時當教練，需要評估時當裁判，甚至直接當運動員。同時，要在準入標準上鼓勵多部門協同參與，制定專業機構和社會組織參與教育評估的資質認證標準，還要從多學科角度聯合開發大型評估管理信息系統和高效率的評估技術工具，確保教育評估結果的準確、公開、透明。

民盟中央則建議，要建立以同行評議為主，針對不同高校、崗位、評估對象的多層分類評價體系和公開透明、可操作性強的第三方評價監督機制;另外，還要成立高校科研評價體系改革領導小組，鼓勵將科研評價改革與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加強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評價管理委員會的評價權力，樹立科學的評價理念，建立有效促進和形成優良學風的評價體系。

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清單中，民盟中央、致公*還關注存在于高校內部的評估??與科研成果轉化相關的高校科研體制的評估。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許長青表示，年來高層政策均在強調高等教育服務經濟戰略的職能。建設“雙一流”，能為經濟建設培養創新型人才，同時還可通過校企合作、聯合研發等方式為市場提供市場支撐;而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正是高校服務經濟戰略的作用之一。

在題為《關于深化高校科研體制改革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提案》中，致公*援引數據指出，全國5100家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能轉化并批量生產的僅20%左右，而發達國家卻高達70%~80%。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對高校和教師科研能力的評價體系問題。大部分高校的科技人員單純地追求學術成就以及圍繞學科邏輯而非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的現象比較普遍。

為此，致公*著重強調改革完善科技評價考核機制的重要性。致公*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科技管理與評價的多元化體系，在評價體系方面對橫向項目實行與縱向項目相同或相的標準，將成果轉化作為評價應用研究的主要指標。將知識產權創造、標準制定及成果轉化作為職稱評審和聘期考核的重要依據之一。

防止校園欺凌

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清單中，致公*和民革中央不約而同地關注到校園欺凌問題。

對于校園欺凌問題，民革中央、致公*均指出，原因在于目前相關的法律法規相對滯后，同時缺乏有效應對校園欺凌的預防與處理機制。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校園欺凌問題受到關注，跟媒體持續關注報道有關，其背后存在著一定的社會文化根源，是不得不解決的一個問題。

民革中央特別指出，目前規制校園欺凌的法律條文分散，相關規定散見于《刑法》、《民法通則》、《行政法》等部門法以及行政規定中;操作性不強，比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細則和實施辦法仍未出臺;教育部規章位階不高，現行關于保護學生人身傷害規定為《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均屬部門規章，法律層次偏低。

針對前述原因，民革中央建議，有必要改變目前部門法過于原則、以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為主的低層次的現狀，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一部全國統一、層次較高、專門詳盡的《校園安全法》。在專門法中，應明確規定校園欺凌的預防措施、標準;校園安全管理機構、職責、制度等;家庭、政府、社會的保護責任與義務。

致公*則建議，考慮降低刑法中對刑事責任的承擔年齡(許多國家將刑事責任起始年齡定為7-13歲)，同時將故意輕傷害納入到現行的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承擔部分刑事責任的罪名中。此外，可設立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現有制度上進行職能轉型，可借鑒香港的警司警誡制度，警司警誡制度是孩子侵犯行為發生后，警司會對孩子進行訓誡，第一次訓誡后會告訴孩子還有一次訓誡機會，第三次就會被送上法庭，經訓誡后，會有柔性的社工服務介入。

提升民辦教育“身份待遇”

的全國“兩會”上，圍繞民辦教育的議題出現在不少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中。隨著《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的“塵埃落定”，前述討論暫告一段落。不過，2017年9月是修訂后《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的日子，針對民辦教育的建言獻策依舊活躍。

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中，民進中央指出，基礎教育階段民辦學校比例逐年增長，民辦普通小學、初中、高中占同類學校比例分別為2.8%、9%、18.4%;幼兒園則以非公辦為主，全國民辦園139，282所，占幼兒園總數的66%。但在經費來源上，民辦園和普通中小學收入以學雜費和舉辦者投入為主，公共預算內教育經費和教育稅費的總體比例非常小。如民辦普通小學、初中、高中總收入中公共預算內教育經費占比分別為16.8%、17.4%、8.0%，民辦幼兒園預算內教育經費占其總收入比例僅為6.3%。這一比例與“公辦學校”的“待遇”差別巨大。

廣東省教育學會民辦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張鐵民早前對記者表示，民辦教育在教育財政投入上與公辦學校的差距，影響舉辦者的辦學積極性和教師的教學積極性，從而影響教育質量的供給。由于民辦學校承擔了相當比重的基礎教育任務，差距的存在不利于基礎教育的長期發展。

這也是年來《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學界、法律界經常討論的問題。根據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在建立健全基于基本公共服務屬性的基礎教育公共財政保障體系同時，對于普惠性民辦園和非營利性中小學校，在公共財政投入上必須要加強并提升支持水。關于如何彌合“公辦校”和“民辦校”的差距?民進中央的解決思路是，教育公共財政投入按學校的功能“給”，而不區分姓“公”姓“民”。

“基礎教育公共財政投入方向應該由‘公辦學校’轉向‘公共教育’。建議突破體制內外公民辦學校身份桎梏，依據基本公共服務屬性特征，形成一個涵蓋學前至高中的全階段、大口徑、廣覆蓋的基礎教育公共財政支持體系。”民進中央在《關于基礎教育財政投入由“公辦學校”向“公共教育”轉變的提案》中寫道。

民進中央建議，改革現有“基數+增量”的財政撥款模式，建立包括各級各類學校的基礎教育階段統一、規范的國家生均標準教育成本測算方法和調整辦法，對不同地區各學校人為不可控成本差距實施合理的差異化財政補償，體現公共財政的縱向公，確保財政性教育經費“雪中送炭”，避免高超標的“錦上添花”和經費浪費。

民進中央還建議，在國家的各級各類教育預算中單獨體現民辦教育項目，然后分階段、分步驟推進，從參照公辦園和中小學校的撥款標準到逐漸統一標準，特別是要盡早、同等加強對其教師隊伍的培訓，提升普惠性民辦園和非營利性中小學校教育教學質量水。

教育公仍是關注焦點

在教育財政投入領域，一些民主黨派還關注對邊遠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扶持。例如，致公*建議，建立穩定的農村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增長機制，將學前教育的投入情況納入我國高水發展15年基礎教育指標體系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民建中央則建議，建立對城鎮地區教育經費的轉移支付和獎補機制，對接納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學校給予更多經費支持，同時對接收農民工隨遷子女較多且解決好的地區和學校給予獎勵補助，教育資金適當向人口流入地區傾斜;民進則關注殘疾兒童，建議建立殘疾兒童信息系統和殘疾兒童識別、評估和分級制度，保障殘疾兒童分類入學，探索殘疾兒童雙學籍制度。

作為事關國計民生的議題，“教育公”問題歷年都是全國“兩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預計隨著后續委員代表提案、議案、建議的公開，將有更多事關“教育公”的立法修法、政策呼吁。而隨著精準扶貧的推薦，“教育扶貧”問題也在期升溫。在此之外，在民辦教育促進法新法實施和高考綜合改革縱向推進的情況下，預計民辦教育的“身份待遇”問題和高考制度改革問題，也將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主打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