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指標如儲蓄、投資、物價、就業、財政收支(包括赤字)、國際收支、人民幣匯率、貨幣供給、利率等等，均呈現新的性狀。導致結構性減速的因素主要有：資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給效率下降、創新能力滯后以及資源環境約束增強。這些都是決定經濟發展的實體因素。

新常態帶來了新挑戰。它不僅暴露出國民經濟中長期被掩蓋的深層次矛盾，而且引發出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經濟增長陷入“投資/增長/過剩”悖論。我們的增長高度依賴投資，而投資又正是造成產能過剩的淵藪。新常態下經濟穩增長的關鍵，是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完善投資機制，處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誰來投的問題。二是杠桿率飆升。杠桿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統性影響的金融風險。中國地方債務存在償付能力短絀和流動性不足兩大難題。應對債務問題，短期目標主要是防止債務形勢惡化，長期目標則是建立合理、可持續的地方政府融資機制。三是城鎮化轉型。在新常態下推進城鎮化，必須改變立足于“城里人”來規劃城鎮化的偏頗，必須扭轉“開發區化”的傾向，必須克服“失去市場”的弊端，必須確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場，必須高度重視產業積聚、人力資本積累、知識外溢等對長期可持續發展更為重要的供給面因素的耦合，必須以城鄉一體化為主要目標。四是房地產市場形勢逆轉。此次房地產市場下滑的觸發因素不是來自政策面，而是來自城鎮住房市場內在供求格局的深刻變化。短期對策，應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產規制，擇其不當者和自相矛盾者而棄之，還市場以本來面目;長期對策應加快進行房地產市場的“頂層設計”，特別解決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戰略中的租售比問題、住房與土地關系問題、房地產市場與城鎮化關系問題、房地產市場開發主體問題、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房地產金融體系問題、支持和規范房地產市場發展的財稅政策問題等等。五是金融亂象叢生。我國貨幣量增而利率價升的情況同時出現，實屬亂象。治理金融亂象必須進行體制機制改革，主要目標有三，一是改革現行外匯儲備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多部門分業監管模式;三是擯棄繁復且多已過時的“政策約束”。

新常態孕育著革命性轉變，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浴火重生”。經歷了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將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最終擺脫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最大限度地擠去GDP中長期存在的水分。經歷了這個階段，我們將真正實現創新驅動，走上追求質量、效益、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實現經濟增長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