址。他工作認真細致，嚴密周到，還開辦了三個酒店和一個錢莊，作為黨的秘密聯絡點，并給黨籌集經費。他還和毛澤民同志經營印刷廠，秘密印刷黨的報刊。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曾長期給黨管家，又是秘密工作，有酒店和錢莊等作掩護點，所以有人懷疑他是特務。后來，周總理給他寫了個證明材料，說熊瑾玎同志“擔任*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由于這個證明，“文革”中他沒有受到大的沖擊。應當說，在險惡的環境中，如果沒有對黨的無限忠誠，沒有甘為革命事業犧牲的無私奉獻，要像熊瑾玎這樣默默無聞地堅持下來是不可能的。熊瑾玎正是無數中辦人無私奉獻的縮影，許多老同志像熊瑾玎同志那樣在中辦一干就是幾十年，干了一輩子，也奉獻了一輩子。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一定要繼承和發揚好，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丟掉。

什么是大奉獻？我理解，大奉獻首要是這個“大”字，就是要跳出“小我”“小利益”“小圈子”等各種局限，真正樹立大情懷、大胸襟、大境界。所謂大情懷，就是要有以國為家的情懷，心里始終裝著黨和人民事業，矢志不渝地為之奮斗；所謂大胸襟，就是要有大海般的廣闊胸懷，“計利當計天下利”，任何時候不囿于局部利益，不計較個人得失，能吃得了大苦大累，受得了大委屈；所謂大境界，就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經得起權力、名譽、地位等考驗，真正做到大公無私、克己奉公、鞠躬盡瘁。

講到大奉獻，我講講親身經歷的兩件事情。30多年前，我在石家莊地委辦公室資料科工作，負責寫文件、寫講話、搞調研等，行政科科長梁明月和分管我的副秘書長牛愛殷兩位同志對我影響很大，至今很多場景仍歷歷在目。

梁明月同志當時負責后勤工作，地委辦公室的院子比較大，梁科長每天早上6點多，拿著一把掃帚，一個人把院子打掃得干干凈凈，一掃就是十來年。后來，組織提拔他當地委副秘書長，一個副處級崗位。有的同志譏諷說，梁明月這個副秘書長是“掃”出來的。我當時就想，能做到十幾年如一日，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不去掃呢！當上副秘書長后，梁明月還是堅持每天打掃院子，而且行政、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如他的名字，如一輪明月高照，十分令人欽佩。

牛愛殷同志身患胃下垂，瘦得很，需要每天喝中藥。晚上加班寫材料，他愛人就把熬好的中藥送過來。牛愛殷專心寫材料，他愛人就把中藥放在桌子上，在旁邊站著等著他喝藥。他總是說，寫完這一段再喝，總是他愛人提醒十遍八遍，才把藥喝了。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大公無私的事跡。1981年，我陪他到贊皇縣調研，在下面住了一個星期。他的一個孿生兒子大概十六七歲，得了腎炎，住了好幾個月的醫院。我們下鄉的第四天，他愛人打電話來，說兒子病情加重了，是不是回家看看，我們也都勸他回家看看孩子。牛愛殷說，我又不是醫生，回家干嗎，還是等調研任務結束后再說。我們怎么勸他都沒用。調研結束后回到家的當天晚上，他孩子就去世了。兒子去世后，我們幾個人陪他去醫院。醫院告訴老牛，孩子的病原來治得不錯，后來突然惡化了，這種病情比較特殊，能不能搞個生理解剖，供醫學研究用。牛愛殷同志對他愛人說：“我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他愛人也表示同意。牛愛殷拿起筆來，滿含淚水卻毫不遲疑地在家屬意見書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兒子生前沒有作出什么貢獻，死后作生理解剖，也算是對國家和人民的一個貢獻。”然后奮筆疾書，簽上了他夫妻二人的名字。當時，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包括醫生、護士都感動得流下熱淚。牛愛殷到基層調研，從不讓地方安排桌餐，始終堅持到食堂排隊買飯，而且自己掏錢，從來沒有吃過一次宴請。一個同事有一年春節給他送去30斤大米，他把門關上不讓進，最后這位同事只好把大米拿走，講原則幾乎到了不人情的地步。但是，我們廣大黨員干部，對誰是好人、誰是干事的，還是非常清楚的。1982年，省委考察組來考察干部，大家一致推薦他進地委班子，由副秘書長(副處級)直接進了地委班子，擔任地委委員、秘書長，成了地廳級干部。

每每想起這些事，就好像電影回放一樣，此情此景浮現在我眼前，使我心情一次次酸痛和振奮。過去我們看電視，看小說，看文藝作品，講到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說“共產黨員跟我上”，好像這是文學的描寫。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在我們共產黨的隊伍中，像牛愛殷這樣的好同志大有人在。

我家里也有一個人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那就是我的叔叔栗政通。他1937年參軍，編入八路軍120師359旅718團當戰士。我爺爺是1927年入黨的黨員，時任冀西特委書記，當時把我叔叔和我伯父一起送到部隊參軍，在王震將軍的率領下參加了抗日戰爭，親歷了百團大戰、保衛延安、南泥灣大生產、南征北返。解放戰爭中，他參加了著名的淮海戰役。1949年7月10日在西北戰場上的扶眉戰役中，叔叔作為第1兵團第2軍6師18團獨立1營營長，在攻占馬家山的戰斗中壯烈犧牲，年僅26歲。

淮海戰役后部隊改編，叔叔再回西北戰場，路過家鄉時順路探親完婚。當時他帶著一個警衛員、騎著一匹棗紅大馬回到了家鄉。部隊的首長指示，革命即將勝利了，你回家成親后，如果愿意回部隊就回來；如果不愿意回來就讓警衛員回來，把那匹馬留在家里。那時候也沒有轉業一說，給一匹馬就算部隊的獎勵。叔叔只在家里待了十七八天，還沒有度完蜜月。一天晚上，一家人都批評我叔叔，要他趕快回部隊。特別是我姑姑說：“我看你是怕死哩！”叔叔聽了十分生氣地說：“我怕死，你到戰場試一試，一顆炮彈就會把你嚇死！我為了發起一次沖鋒，犧牲過三個司號員，一個站起來，被敵人打中倒下，第二個、第三個都犧牲了。最后我沖上去，站在最高處吹響了沖鋒號，高喊著‘不怕死的戰友們，跟我沖啊！’敵人的子彈從我頭上嗖嗖掠過，我怕死，你敢嗎？第二天一大早，他執意要回部隊，爺爺、奶奶，還有他的新婚妻子，還有我的父親、小叔、姑姑們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為他送行。他抱著那匹棗紅大馬，深深地親吻了一口馬的臉頰，便踩鐙跨馬，飛也似地奔馳而去。全家人呼喊著：“政通，你要回來呀！”而這一切，叔叔似乎一點都沒聽見、沒看見，騎著他那匹駿馬，連頭也沒有回，急速地轉過了山腳，消失在崇山峻嶺之中。到部隊沒有兩個月，陜西扶眉戰役打響，當時我叔叔帶著一個營的兵力去攻占秦嶺山脈的一個制高點，負責切斷敵人逃往漢中去四川的通道，遇到敵人一個團兵力的負隅頑抗，戰斗打得極其慘烈，我叔叔壯烈犧牲。隨后，我軍發起全線總攻時，部隊的戰前動員口號就是“為栗營長報仇！”

叔叔去世后，留下了一些家書，有寫給我爺爺、父親和姑姑的，也有寫給戰友的，還有許多照片。有一幅照片我印象最深，從我小的時候就掛在我們家的墻上，叔叔穿著八路軍服裝，戴著鋼盔，扎著腰帶，握著一支槍，下面是他寫的四個字：“戰士之心”。

叔叔在1947年11月18日給我姑姑的一封信中寫道：“十年的離別，使我們不能團圓，以我戰士的心來與你們相會，當我為人民流盡最后一滴血的時候，這張被戰爭鍛煉成的肖像，隨著你們漂泊吧！”在寄給戰友張揚的信中寫道：“我是一個熱心的戰士，將自己最寶貴的生命賦予祖國，當我咽下最后一口氣時，就讓這個寸身的靈魂愉快地漂泊吧！”1948年，在寄給我姑姑的照片背面寫道：“這是我寸心的表白，當我為人民流盡最后一滴血的時候，讓這張被戰爭鍛煉成的肖像，隨著你們漂泊吧！”在寄給我爺爺照片的背面寫道：“這是我寸心的表白，特請您作為永久的留念。當兒流盡最后一滴血時，持此像就是我的靈魂，它永遠跟著您前進！”1948年元旦，叔叔在給我姑姑和她同學的信中寫道：“親愛的李鴻、政華同志，要別了，沒有時間和你們見面了，請不要見怪。你們送我的禮物和贈語，我深深地記著，它是激勵我的一粒靈丹，我很珍重地將它永遠地保留，作為遠別的紀念。你們的話絕不會死板地刻在白紙簿里，一定在戰斗的行動里像子彈一樣發射出去。在今后的生活里，很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人來幫助和鼓勵我，咱們經常通信吧！我要走了，勇往直前地走向前去！背向著故鄉，面向著前方，愉快地走上戰場！祝你們學業日日向上，祝你們身體健康。讓我們親切地生長在革命的大家庭。再告在戰場。”

叔叔犧牲后，大概在1950年春天，我父親趕了兩匹騾子，走了30多天，將叔叔的棺柩從陜西眉縣運回了家鄉??河北山杜家莊南溝。安葬那天，全村人幾乎都到了，大家都要求打開棺柩，再看政通最后一眼。于是，在墓地處，打開了棺蓋，只見叔叔安詳地躺在里面，胸部覆蓋了一面鮮紅的黨旗。叔叔的頭部和腹部都用白色的繃帶纏繞著，繃帶上映著褐色的血跡。顯然，他是頭部、腹部都受了致命的槍傷而犧牲的。在場的人排著隊，一個一個地手扶著棺口，低著頭，含著淚，瞻仰了叔叔的遺容，和他作最后的訣別。

我中學畢業回鄉務農，在生產隊曾當了幾年“放羊倌”。每當我趕著羊群，來到安葬叔叔的這座山頭時，不盡的思念總是涌上心頭。我常常蹲在那里，兩眼凝視著叔叔的墓地，叔叔的形象總是浮現在眼前：他站在山頭上吹響了沖鋒的號角；他端著沖鋒槍向瘋狂的敵人掃射；他騎著戰馬，高舉著手槍，率領著千軍萬馬奮勇向前；他受傷了，額頭上裹著繃帶，用手捂著淌血的腹部，在那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奮不顧身地向敵人沖去……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手舉炸藥包的董存瑞，就是舍身堵槍眼的黃繼光，就是電影《英雄兒女》中端著爆破筒跳入敵群的王成！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戰爭年代，沒有機會去沖鋒陷陣，和敵人拼殺，但是我們還是要像*說的，要有大犧牲、大奉獻的精神。在和工作環境中，中辦同志做到大奉獻，必須正確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

一是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苦與樂的關系。在中辦工作，加班時間多、工作節奏快、心理壓力大，一些部門連軸轉，節假日也很難休息，確實有苦的一面。對此我們要有正確的心態，心態不對，干什么都嫌多、都嫌苦、都嫌累，心里總是埋怨這埋怨那；心態擺正了，把艱苦付出當作成就事業的條件，當作個人難得的成長機遇，就會以苦為榮、以苦為樂。

二是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得與失的關系。在中辦工作，某些方面的失是必然的，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工作，就意味著放棄一些個人休息、娛樂甚至與家人團聚的時間。但這些失，換來的是中央工作的有序運轉，換來的是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所以，個人的一事之失，一時之失，不是真正的失，而是更大的得。去年我到毛*紀念堂管理局調研，聽說有些同志常年在地下室工作，環境非常艱苦，有的同志多少年來幾乎沒有機會與其他同志接觸、交往，但他們沒有任何怨言，這使我很受感動。我們要大力弘揚這種精神。

三是要正確看待和處理好進步快與慢的關系。在干部成長進步過程中，一個時期可能提拔得快一些，一個時期可能慢一些，這是常態。慢一點時，不能因為看見別人進步，心里就別扭，老是不服氣；不能因為“到點”了，沒有被及時安排，就覺得組織虧欠了自己，心生怨氣；更不能因為一時沒提拔，就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感嘆“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消極泄氣。我看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偉1997年寫的一篇題為《淡化煩惱》的文章，很有感觸。文章寫道，人生的大多數煩惱都是自找的，本來沒有那么多煩惱，或者說那原本就不是煩惱。當了幾年處長，就想當局長，結果提了資歷差不多的別人，似乎面子顯得過不去，就煩惱上了。實際上就你現在的資歷，在那處長的位子上，不知有多少人羨慕你！再說，當局長的未必就比當處長的幸福，當處長的也未必就比當局長的煩惱多。得到的是以失去的為代價，失去的是以得到的為補償。有了煩惱，善于淡化、善于化解，是人生至高境界的體現。我建議大家都來讀一讀這篇文章。必須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我們之所以有今天的崗位，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我們有一點點貢獻，功勞首先應記在組織和集體的頭上，沒有組織的培養，沒有同志們的支持，個人將一事無成。明白了這一點，就會少一點無謂的煩惱、無端的牢騷。當然，作為組織，一定要在政治上關心干部的成長進步，堅持以德為先、德才兼備，公道、公、公正地選好人用好人。

我們強調中辦黨員干部要講奉獻，但這并不排斥關心干部合理的待遇和利益。*講，中辦的同志干得很苦、付出很多，在嚴格要求的同時，對大家一定要熱情關心、真情關懷。我在廳里多次講過，我們講原則、講黨性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人文關懷，人性不能代替黨性，黨性并不排斥人性。我們既強調干部講大奉獻，也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關心干部，設身處地為大家排憂解難，以體現黨的關懷和溫暖，讓大家感覺到黨也是講感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