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訓世范

《袁氏世范》寫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據說，此人秉性剛正，為官廉明，頗有政績。

宋代以前的家訓，雖數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這部家訓，卻一反前人，立意“訓俗”。故而書成之后，他將其取名為《俗訓》，明確表達了該書“厚人倫而美俗”的宗旨。后來，袁采請他的同窗好友、權通判隆興軍府事劉鎮為自己的家訓作序，劉鎮在序中談到袁采的這部書，“其言精確而詳盡，其意則敦厚而委屈，而行之，誠可以為孝悌，為忠恕，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劉鎮《袁氏世范序》，《叢書集成初編》第974冊， 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認為這部家訓不僅可以施之于袁采當時任職的樂清一縣，而且可以“遠諸四海”；不僅可以行之一時，而且可以“垂諸后世”、“兼善天下”，成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親》、《處己》、《治家》三篇，內容非常詳盡。《睦親》凡60則，論及父子、兄弟、夫婦、妯娌、子侄等各種家庭成員關系的處理，具體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闡明了家人族屬如何和睦相處的各種準則，涵蓋了家庭關系的各個方面。《處己》計55則，縱論立身、處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則，基本上是持家興業的經驗之談。下面僅就其中的倫理教化作些分析闡述。

（一）《睦親》篇

在《睦親》篇中，袁采不是說教式的提出一些條文要求，而是從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認為只有弄清癥結所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釋，即使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儉、或放縱、或喜閑靜、或喜紛拿，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稟性有如此差異，假如做父親的硬要兒子的稟性適合自己、做兄長的硬要弟弟的稟性適合自己，那么對方未必心甘情愿。這樣“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況且臨事之際，有的認為是，有的認為非，有的認為應該先做，有的認為應該后做……這樣每個人各持己見，都想讓對方服從自己，必然會發生爭執。一次次爭執的結果，就會使彼此不睦乃至“終身失歡”。如何解決這個導致家人不和的根本問題，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強合。為父兄和為子弟者，居家之道應該是尊重對方的人格和稟性，而不是要對方“同于己”、“惟己之聽”。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為父者和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處理雙方的關系，待人如己，這樣的家庭沒有不睦之理。三是處家貴寬容忍讓。袁采認為，自古以來，人們的道德水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這就要父子、兄弟、夫婦“寬懷處之”，互相忍讓。

袁采在《睦親》篇中還提出了許多調適家人關系的行為準則。比如，在父母與子弟的關系上，他提出必須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愛子要“貴均”。這兩個方面，前人的家訓中雖也曾論及，但袁采的道理講得更為入情入理、細致周到。他指出：“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這樣，就“無偏勝之患也”。在父母對子女的憎愛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經驗體會，加上對當時社會民風的觀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論述。他說，做父母的往往偏愛幼小的子女，特別關心憐恤子女中的貧窮者，而做祖父母的則不同，他們偏愛的往往是長孫。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會成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長輩的一般情況下應該對子弟一視同仁，不可偏憎偏愛，否則“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于所愛而薄于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積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愛之適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應該“均其所愛”。不僅如此，為人父母者還要避免對子弟的“曲愛”、“妄憎”兩種錯誤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子壯無薄其愛”。只有這樣處理父子關系，家庭才能和睦。

在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上，《睦親》篇也提出了不少準則。如：分配財物要公，不必斤斤計較；兄弟子侄同居“長幼貴和”，“相處貴寬”，“各懷公心”，不能私藏金寶，不可聽背后之言；對親戚故舊貧窮者要隨力周濟，收養年老而子孫不孝的親戚，當慮后患；對孤兒寡母要體恤照顧；因親結親，尤當盡禮；收養義子，應當避免爭端；父祖年高須早立公遺囑，以免家人爭訟……（二）《處己》篇

《處己》篇里，袁采對家人子弟立身處世的教誨，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處富貴不宜驕傲，禮不可因人分輕重。袁采從宿命論立場出發認為，“富貴乃命分偶然，豈能以此驕傲鄉曲”？如果本身貧寒而致“富厚”、“通顯”，也不應“以此取優于鄉曲”；若是因為繼承父祖的遺產或沾父祖的光而成顯貴，在鄉親面前耍威風，那更是可羞又可憐。尤其可貴的是，袁采批評了一些勢利人的做法。這些人“不能一概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恤。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

其二，人貴忠信篤敬，公正直。袁采認為，忠信篤敬、公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鄉曲之術”。但是，他對忠信篤敬的解釋與傳統的解釋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說：“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

其三，嚴己寬人，過必思改。袁采認為，對忠信篤敬、公正直這一做人的重要準則，應該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別人做到。所謂“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他認為，人不能無過，但過必思改。同時要寬厚為懷，以直報怨，不要計較人情的厚薄。若“處己接物，常懷慢心、偽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他還告誡子弟，要見得思義，以禮制欲。

其四，謹慎交游，善遠惡。在社會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君子而遠小人，但不贊成有的人家為防子弟從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絕其交游”的做法，認為這樣不僅會使子弟缺乏社會閱歷，“樸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會干出更大的錯事。不如“時其出入，謹其交游，雖不肖之事，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為”。這種積極疏導而不是消極防備的方法，可以不斷增強年幼子弟對不良行為的抵抗能力。

其五，處事無愧心，悔心必為善。這是袁采對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的見解，他說：“今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這種見解盡管是唯心主義的，但卻以樸素的語言，通俗地闡釋了在中國道德修養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儒家“慎獨”，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接著，袁采進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這就是常具“悔心”，不斷反醒自己，長善救失。他指出：“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除了上述待人處世的重要原則之外，袁采還告誡子弟家人注意日常舉止、言談乃至服飾方面的小節。諸如：言談和顏悅色，不可“顏色辭氣暴厲”；經市井街巷、茶坊酒肆應舉止端莊，遇到醉漢宜即回避；衣飾應整潔干凈，“不可鮮華”、“異眾”。

（三）《治家》篇

《治家》篇所論家政管理幾乎涵蓋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里僅舉部分，便可窺見袁采治家訓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貴的人道情懷。

家庭安全方面。從安居才能樂業出發，袁采將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強調。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袁采指出四點：一是宅舍堅牢。墻垣要高厚，藩籬要周密，門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須置莊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靜的地方，要在附蓋些房屋，請一些人口多的樸實人家居住，以便有個照應。三是防盜防火，多加巡視。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囑告家人，不要讓小孩戴金銀首飾，以免被賊人圖財害命；不要讓小孩單獨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誘拐而骨肉離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險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

奴婢和佃戶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訓傳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產之家，故而都雇傭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給佃戶耕種，這就牽涉到對他們的管理問題。對此，袁采花了不少筆墨談論。他認為雇傭仆人，要選那些“樸直謹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異巾美服、言語狡詐”的輕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問清來歷，并經過中間人簽訂契約。對待奴婢要寬恕，有過錯要多教誨，不可動輒鞭打辱罵，即使犯有奸盜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關心奴婢的生活，“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奴婢的住處要經常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奴婢有病應送外醫治。雇用女仆年滿要送還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戶的辛苦勞動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體恤他們，視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周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為除減。不可有非禮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

鄉親鄰里關系方面。袁采提出鄰居間要和睦相處，日多加撫恤，有事相互照應。不要讓自家的小孩損壞鄰居的花果樹木，不要讓自家的牛羊雞鴨踐踏、啃啄鄰居的莊稼。鄉里有造橋修路的公益事業，要盡力予以資助。

其他家政管理涉及倫理教化的方面還有：置辦田產，要公交易；經營商業，不可摻雜使假；借貸錢谷，取息適中，不可高息；兄弟親屬分割家產，要早印鬮書，以求公正免爭；田產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類人等不可延請至家；稅賦應依法及早交納，等等。

袁采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士大夫，所論睦親、處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帶有階級的偏見。《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富貴命定的人生觀。袁采認為“富貴自有定分”、“死生貧富，生來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變更，家族的成敗勝衰都是“天理”的規定，“人力不能勝天”，所以人應當順應天命，隨遇而安，逆來順受。

其次，主張因果報應的輪回說。袁采宣揚善惡報應的觀點，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處己》）。雖然這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但從勸人向善、增善少惡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盡管袁采是個有神論者，但他同時認為，如果人做壞事而祈求神靈的庇佑，也照樣要受到神的懲罰。由此也可見其勸善的良好愿望。

再次，鄙視奴婢下人。袁采畢竟是地主階級的官吏，他的家訓中盡管要求對仆人多加關心，但始終認為他們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說“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戾背違”，他們“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當使飽暖，還是為了“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撻奴仆，也是怕出意外。盡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將下人當人看的吝嗇、兇狠的地主來，袁采還算是比較開明和人道的。

袁采，字君載，宋代信安檢（今屬浙江）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三，官至監登聞檢院。曾任樂清縣縣令，廉明剛直，政聲頗佳。

在樂清，袁采修縣志十卷，又著有《政和雜志》、《縣令小錄》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書就是作者在樂清時所著。

由于袁采對為人處事、人倫教育特別感興趣，而且也很有研究。為了在樂清這個地方淳正風俗，化導人倫，他于宋孝宗五年寫成這本《世范》。最初書名叫《俗訓》。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該書一成，遠便爭相抄錄。“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遍應。”袁采這才開始刻版印刷。

印行時由他的同學、府判劉鎮作序。劉鎮拿到此書時，愛不釋手，“詳味數月”，給這本書以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本書“豈唯可以行諸樂清，達諸四海可也；豈唯可以行之一時，垂諸后世可也”。就是說袁采這部書其價值足以刊行全國，流傳后世。于是，劉鎮建議袁采將書名改為《世范》。袁采謙虛地認為言過其實，但最終還是同意更名為《世范》。后世又稱《袁氏世范》。

《世范》共三卷，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這本書論述立身處世之道不同與一般著述，其語頗有見地，且深入淺出，極具趣味，極易領會和學習。《四庫全書》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講：“其書于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又說：“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著易知易從，固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也。”

卷一睦親，主要講家庭和睦相處的道理和方法；卷二處己，論述個人修養、為人處世之道，對人一生當中經常遇到的富貴貧賤、成敗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闡述；卷三治家，是持家興業的一些道理，亦頗精彩。《世范》一書的論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齊家的書那樣古板正統，相反，袁采非常激進，甚至敢于反傳統。他是從實用和人情的角度來看待立身處世的原則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學究那樣，把“四書五經”、孔孟之道那一套倫理強加在人們頭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員應該是等的，父子兄弟之間都是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點，即便是家中的長輩，也要以自己超乎別人的修養來樹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壓服別人。子女也沒必要屈從長輩的權威。

《世范》里有許多句子確實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當敬遠”；“厚于責己而薄責人”；“小人為惡不必諫”；“家成于憂懼破于怠忽”；“黨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勝枚舉。《世范》傳世之后，很快便成為私塾學校的訓蒙課本。歷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該書，都將它奉為至寶。今天我們在校點該書時，也深深地為書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見地所打動，為它對世態人倫的深刻認識所折服，認為該書的確堪稱立身處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們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和人際關系，瀏覽該書，如同交給你一把打開世態不解之門的鑰匙，使你能夠得心應手地處理各種復雜的世事，使你終身遠禍福，萬事順達。

《袁氏世范》為袁氏家族族人行為立命，做事原則的典范，為家族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行為典范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