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新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跡材料

更新時間：2023-08-27 07:55:50 高考知識網 www.comonvc.cn

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跡材料一

今年是我國代史上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杜重遠先生誕辰100周年。當我們在祖國面貌發生翻天覆地重大變化的大好形勢下，在改革開放的高潮中，滿懷信心地迎接新世紀到來的時刻，永遠不能忘記這位在我黨處于艱苦環境下，同我們并肩戰斗的戰友，無私無畏地為民族解放事業而獻身的革命烈士。

杜重遠先生原是東北的一位實業家。早在20年代，他就在沈陽創辦了肇新窯業公司。他運用在日本留學期間學到的先進技術知識及管理經驗，把它建設成為我國第一家現代化工廠。他的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功，不到30歲，就被推舉為沈陽市商會副會長，成為東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

杜重遠先生又是一個愛國者。他以天下為己任，不能容忍國家的領土主權受到損害，民族尊嚴遭到侵犯。在中學時代，他就投身于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斗爭。在日本留學時又被推選為代表，回國參加反對日本侵犯旅順、大連的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不但摧毀了他辛苦創建的事業，而且也擊碎了他曾經抱有的“實業救國”的夢想。在國土淪喪、家園破碎的悲涼情況下，他只身流亡關內，義無反顧地投入火熱的抗日救亡斗爭中。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在北參加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選為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走遍華北各地，到處講演，鼓勵抗日。后來，他來到上海，結識了鄒韜奮、沈鈞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識分子，形勢的發展把他推到了文化斗爭的第一線。

當時，鄒韜奮先生在上海創辦《生活》周刊，宣傳抗日救國，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1933年底，國民黨反動政府借口該刊支持福建的反蔣斗爭，將《生活》周刊查封，鄒韜奮被迫流亡國外。杜重遠認為抗日斗爭不能失去這一陣地，全國同胞不能中斷這一精神食糧，毅然決定接辦《生活》周刊。他利用自己同國民黨上層的關系，在兩個月內辦好了各種手續，于1934年2月正式創辦了《新生》周刊。鄒韜奮對此給予很高評價。他說：“這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個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燒著向前邁進。”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載了一篇《閑話皇帝》的短文，該文從學術角度泛論各國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學家，如果他不做傀儡天皇，繼續研究生物，必有很多成就。”日本領館利用此文大做文章，脅迫當時的上海市長立即封閉《新生》周刊，“嚴懲”編者和作者。在審判中，杜重遠嚴詞責問愛國何罪，他大聲疾呼：“中國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國還有什么法律!”最后《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杜重遠被判處一年零兩個月徒刑。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日本的奴顏卑膝和杜重遠的剛正不阿、大義凜然，形成了鮮明對照，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廣大學生和市民群眾群情激憤，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游行，把上海乃至全國人民的抗日斗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新生》事件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嘴臉，也進一步教育了杜重遠。同國民黨形成對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鮮明地表明了譴責國民黨政府和支持杜重遠的態度。宣言說：“日寇要求懲辦《新生》雜志主筆和新聞記者，《新生》主筆和許多記者便立刻被逮捕監禁了”，“杜重遠等愛國志士為抗日而入獄”，這是在“中日親善等口號下所作的降日活動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聞”。杜重遠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把抗日斗爭進行到底，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杜重遠早就同共產黨有接觸。1931年11月底，他通過夏衍在上海第一次會見了周恩來。周恩來向他介紹了中共堅決抗日的主張，對東北民眾的抗日運動和杜重遠的愛國熱情表示了堅定的支持，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獄中，他利用國民黨被迫給予的“優待”，大量閱讀了周恩來通過地下黨員孫達生送去的馬列主義刊物，并同前來探望的地下黨員胡愈之、孫達生等結合時局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從此杜重遠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鄒韜奮稱杜重遠是一個“嫉惡如仇，從善如流”的人。一旦從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便毅然聽從，把自己個人的抗日努力，納入到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中來。在這里，我們應該特別強調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推動張學良轉變對共產黨的態度，發動西安事變，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方面所作的重大貢獻。

杜重遠是張學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摯友。早在“九一八”事變前，杜重遠就曾做過張學良的秘書，他幫助張學良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協會”，是張學良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杜重遠在創辦肇新窯業公司期間，則得到了張學良的大量資助。流亡到關內以后，杜重遠又是張學良在北成立的智囊核心組成員之一。這個小組專門在重大問題上給張學良出謀劃策。張學良1934年從海外考察回國后，曾追隨蔣介石打內戰。當時，他的觀點是：國家不統一，無法抗日。杜重遠不同意他的觀點和做法，曾多次向他提出批評意見。杜說：“不能對蔣介石抱幻想，不能繼續打紅軍，消耗實力，應當對內聯合各抗日力量，對外聯合蘇聯、外蒙，舉起抗日的旗幟，打回老家去!”1935年，東北軍在“圍剿”紅軍中遭到慘敗，一個師被殲，對張學良震動很大。與此同時，作為東北著名抗日人士的杜重遠因“新生事件”被捕下獄也在東北軍中引起強烈反響。1935年7月，張學良給獄中的杜重遠發信慰問，信中有這樣幾句話：“幾年來教訓頗多，特別是一年來，由于認識上的錯誤，一誤再誤。決心改弦更張，希望老朋友不要摒棄我。”杜重遠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不斷從獄中寫信，并通過友人去西安向張學良做聯合西北軍、聯合共產黨的工作。張學良深受感動，接受了這些意見，同楊虎城消除了誤會，與地下黨也取得了聯系。

1936年4月，張學良趁去南京開會之機，轉道上海，會見當時尚在服刑，但已轉移到虹橋療養院的杜重遠。為保守秘密，這次歷史性會見由地下黨員孫達生安排在療養院外的一座小樹林里。杜重遠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抗日形勢，明確指出聯合抗日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張學良告訴杜重遠，通過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經同陜北紅軍達成合作抗日的秘密協議。1936年9月，杜重遠刑滿出獄后，于11月29日，冒著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危險，來到西安，再度做張學良的工作，堅定其聯共抗日的決心。這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爆發還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中共中央當時對杜重遠這次西安之行極為重視，葉劍英曾為此向周恩來和張聞天專門發了電報，對此次行動作了報告。

西安事變和解決后，蔣介石被迫放棄剿共政策，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從而形成全民抗日的大好局面。從我黨的情況來看，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革命力量遭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損失;剛到陜北，又遇到根據蔣介石命令駐扎在潼關以西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和原來駐在陜西的楊虎城的西北軍的圍堵，我軍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張楊的義舉徹底扭轉了對我黨、我軍的不利形勢，從被動變為主動，為我黨我軍團結廣大群眾，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實行抗日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世人對張學良、楊虎城的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愛國行動都給予高度評價。在這里應當記住，杜重遠是促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最初推動者。正是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對張學良反復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會有以后發生的事情。杜重遠功不可沒。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鎮的杜重遠也被國民黨軟禁，直到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蔣扣留后，對杜重遠的軟禁才解除。由于杜重遠的聲望和影響，在有宋子文、宋美齡、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參加的和解決西安事變、改組南京政府的談判中，周、張、楊曾聯合推薦杜重遠同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以宋為，杜、沈、章為次長，但這一方案后來沒能實行。

“七七”抗戰爆發后，杜重遠更加積極地奔走于抗日的各個戰場，為抗日軍隊籌募武器給養，鼓舞軍民士氣，并不時訪問八路軍駐太原和西安的辦事處，曾先后會見周恩來、彭德懷、徐向前以及林伯渠等中央，聽取共產黨人對時局的分析和評論。

杜重遠根據親身的實踐，不相信蔣介石政權能夠把抗戰進行到底，因而拒絕在國民黨政府做官。為了抗日，他不愿留在上海辦實業。雖然他為振興江西景德鎮的陶瓷工業和創辦重慶的光華瓷廠耗費了許多心血，但為了國家社稷，他不安于重返瓷業。國外友人勸他去美國，也被他婉言謝絕。為了進一步發揮自己在抗日斗爭中的作用，他分析當時的形勢，看中了新疆。他想幫助他的留日同學、當時擔任新疆省督辦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設成抗日基地。這個時期盛世才高舉抗日旗幟，偽裝進步，提出聯共聯蘇的口號，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杜重遠去新疆考察并于1938年在武漢征得周恩來的同意后，在1939年1月，毅然放棄大城市的優越生活條件，攜帶家屬前往經濟落后、生活艱苦、交通閉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學院院長。他把學校當作培養人才、訓練抗日干部的基地，組織學員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學校辦得生動活潑、有聲有色，卻遭到盛世才的忌恨。在希特勒向蘇聯發動進攻之后，盛世才以為共產黨大勢已去，便露出反動的原形。為了投靠蔣介石，他捏造種種罪名，瘋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重遠首當其沖。從1939年底被停職、軟禁起，杜重遠經歷監禁拷打，嚴刑逼供，始終堅貞不屈，直至被秘密處死。到現在他具體犧牲的時間也沒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他的家屬子女也遭到殘酷迫害，一家人被關在結核傳染病院里，從此罹下各種疾病，遭受終身痛苦。

杜重遠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一身正氣，剛直不阿，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認識共產黨，并毅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抗日的需要，他甘愿遠赴邊陲，從事艱苦的、默默無聞的教育工作，最后壯烈犧牲在這塊土地上。杜重遠的一生是短暫的，也是輝煌的。他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他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我們時代的凱歌。他英勇奮斗的頑強精神，無私無畏的高尚品質，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