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鄭義門》通過動漫這種易于人接受的形式，將“江南第一家”鄭氏家族的“家風”“家訓”和“家規(guī)”生動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別具匠心地引導觀眾去了解感悟《鄭氏家規(guī)》當中所蘊含的道理。

2016廉政動漫片鄭義門觀后感(1)

“900年未出一名貪官”的“鄭義門”成為當下黨員干部甚至普通百姓熱議的廉政話題。《鄭氏規(guī)范》，一百六十八條，涉及子孫教育、生活學習、為人處世等方方面面，其中的最大的是從家規(guī)的角度來約束子孫為官清正。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會議上強調，“領導干部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足見，家風對為官的重要性，對政風的意義。好的家風，可以讓我們從小養(yǎng)成良好的慣，提高自己良好的素養(yǎng)，如此才有可能保證“為官”之后能夠做到清正廉潔。記得從小父母常教育，“手莫伸，不可貪小便宜”，現(xiàn)在還是一直如此。如今，自己身處紀委的工作崗位，覺得更是不應也不敢忘記父母的諄諄教誨，要將這再實在不過的家訓留在紙上、刻在心里。

2016廉政動漫片鄭義門觀后感(2)

宋濂勸諫明太祖時有云：“河防有如治民，水急而堤高，江水性緩，河水性急，如江水這般，何需筑堤修壩”。《鄭義門》這部廉政動漫劇的開篇就充分闡明了全劇的主題，更充分說明了今年*、中紀委大力推進黨員干部家風建設的良苦用心。黨紀規(guī)矩固然重要，但為了全面實現(xiàn)凈化黨內氛圍，蕩滌黨員靈魂的最終目標，“推行禮教、樹立德行”才是長久之計。黨紀黨規(guī)猶如懸在頭頂?shù)睦麆Γ�起到警示惡行的震懾力，家風情操猶如植入心田的種子，起到正身勵志的引導力。

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的推進已經進入到了實質性階段，在這個重要時期，“德法兼顧、教訓并舉”是非常必要的工作抓手，傳承古訓，樹立家風，讓孝悌、勤儉、大義、責任這些關鍵詞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為人處事時如同神經反射一般自然的行為準則。或許真的到了那一天，紀檢工作將退出重要舞臺，但這也正是紀檢工作最終實現(xiàn)的“理想鄉(xiāng)”。

2016廉政動漫片鄭義門觀后感(3)

今年早春，一部叫《鄭義門》的廉潔動漫片風靡了整個中國。這幾天，我所在的浦江縣花橋鄉(xiāng)黨員群眾積極組織收看。我也從這部既貼歷史又接地氣的動畫片中獲取到了許多道理，讓我感受到了滿滿的正能量。

在這部動畫系列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于《鄭浩拒禮》和《致力為公》。這兩集故事中的主人公鄭浩和鄭濂展現(xiàn)給我們的是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的正面形象。

生活在當下，遇事多少會有些抱怨、迷茫、郁悶、糾結，常常不知如何在自己的崗位上發(fā)揮到最佳狀態(tài)。而動漫片《鄭義門》則讓我明白，正因為身處于現(xiàn)在這個浮躁的社會，我們更加應該遵循“先做人，后做事;重德性，淡名利;倡廉潔，棄貪腐”的正確觀念。

歷史已過了900多年，鄭氏先人早已不在，但《鄭義門》中透出的道德修養(yǎng)和學識態(tài)度至今依舊生生不息，也深深的影響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2016廉政動漫片鄭義門觀后感(4)

《鄭義門》這部以家規(guī)為題材，融政治性、性、藝術性于一體的廉潔動漫劇一經播出，我就被他所深深折服。

鄭氏家規(guī)不但讓鄭家族人173人為官，受益之眾、數(shù)量之多在歷史長河中也屈指可數(shù);更為驚嘆的，在封建社會鄭氏仕人能夠做到自警自省自律，創(chuàng)造了無一人因貪墨而遭罷官的奇跡。可見，家規(guī)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家風家規(guī)絕非家庭小事，同時也關乎社會風氣。從家風到政風，是一個逐層擴展的同心圓，家風正則民風淳政風清，優(yōu)良家規(guī)可以達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效果。

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內核的《鄭氏規(guī)范》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的大形勢下，作為一名基層紀檢干部不但要在倡樹家風、踐行家規(guī)上身體力行，更要讓《鄭義門》所蘊含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繼續(xù)發(fā)揚光大，引導基層黨員干部積極向上向善，牢記黨的宗旨，強化紀律和規(guī)矩意識，自覺弘揚良好的家風家規(guī)，帶頭廉潔自律，作一名忠誠干凈擔當南潯勤廉公仆。

2016廉政動漫片鄭義門觀后感(5)

家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一個國家中若是大部門的家庭家風良好,那么這個國家也必定是個安定和諧的國家。現(xiàn)在有很多學者研究中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變遷理論，我覺得要真正深層次的剖析中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變遷必須從家這個單位出發(fā)，看看家這個社會體細胞經歷了哪些變遷。

我國歷史上有許多名門望族，其血脈延續(xù)久遠，見證了無數(shù)次“城頭變換大王旗”，經歷了數(shù)百年物是人非的變遷。其中大部分既富且貴，但也不乏有些小康之家家風醇良，歷史悠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鄭氏義門。

鄭氏義門――今天更多的人是稱呼它“江南第一家”，位于浙江省浦江縣鄭宅鎮(zhèn)，居住于此的鄭氏家族，以孝義治家名冠天下。自南宋建炎年間始，歷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達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時有三千多人同吃一鍋飯。其孝義家風多次受到朝廷旌表，明太祖朱元璋曾親賜“江南第一家”。但在這之前的元朝，已經有過兩次旌表“義門”的盛典。元至大四年二月(公元1311年)首次旌表為“孝義門”;元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1335)再次旌表為“孝義鄭氏之門”。對此，宮廷上下，認識一致，頌聲如沸，自皇太子至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有史載日：“部使者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篆‘浙東第一家’以褒之”。一代賢相脫脫有“白麟溪”三大字題贈。翰林學士承旨月魯帖木耳為中書章政事時，于至正十二年(1352)行省浙江，書贈“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元至正十三年(1353)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兩次賜書“麟鳳”、“眉壽”。其他王公大臣以及翰林國史院的儒學名家如虞集、揭興埂⑽K亍⑴費糶、李好文、陳繹曾、陳旅，以及與鄭氏有同里與世交關系的黃謾⒘貫、吳直方等京都名士，也都加入了吟詩作文贊美的行列，掀起了一個強大的輿論熱潮。這些題贈和詩文，后來均被制成匾額懸掛廳堂，收入《麟溪集》中，載入史冊，成為鄭氏家族一代光輝的象征。那末元朝統(tǒng)治者――草原里打過來的蒙古人，為什么如此重視一個家族的治家經驗呢?

元朝統(tǒng)治者，雖為蒙古貴族卻不通漢族文化。但是它們在長期的征戰(zhàn)中，認識到漢文化對于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重要作用。元始祖忽必烈登上皇位以后，在他的即位詔書中就指出：“惟祖宗肇造區(qū)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憂民之心雖切于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因此，他就位伊始，即詔十路宣撫使，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材異等，列名上聞;并詔立國史翰林院，招攬儒學人才。一代大儒姚樞、許衡、竇默等都成了元始祖的重要謀臣，又在各地又詔立諸路學校提舉官，一些博學老儒得到了擢用，為元朝初期施仁發(fā)政，立綱陳紀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家庭政治、家庭倫理建設，一開始就受到元朝統(tǒng)治者的重視，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和體系，得到了繼承和發(fā)揚。“隆古之治在鄉(xiāng)族，固國之本在巨室”，“天下必從齊家始”，形成了朝廷上下的共識，旌賞孝義力田是他們施仁政的重要內容。元朝宮廷規(guī)定“民有同居五世者，輒下令旌表其門”。可惜當時這樣的“門”不多，而浦江鄭氏家庭，卻脫穎而出，首開元代風俗之先，實現(xiàn)了“九世同居”的振興局面，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視和表彰。

鄭氏家族的同居義舉，所以受到當時朝廷的重視。還出于統(tǒng)治者的自身的需要。元朝當局有個致命的缺陷，皇位的繼承法沒有規(guī)定，只是依仗貴族大會(忽里臺)來公選，每次皇位交替，都存在著一些不確定因素，給后宮、重臣及諸王之間的競爭留下了隱患。元始祖忽必烈，定天下，以文德洽海內，定一代之制，使典章文物大備，可謂功勛卓著。但在他去世以后，由誰來繼承皇位就成了問題。他有十個兒子，二兒子裕宗真金，被封為太子，不幸比始祖早九年而薨，不得已只得把皇位傳給裕宗的第三個兒子鐵木耳，但裕宗還有第一個兒子甘麻剌，他也不甘心將王位拱手他人?就這樣忽里臺大會開了一百二十多天，為立儲爭論不休，直至甘麻剌受到眾人責備而退讓，鐵木耳方當選。不過自此以后，兩派勢力圍繞皇權之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自忽必烈去世至最后一個元順帝登位的三十九年間，皇帝換了九個，最短的只有兩個月。英宗、明宗均在位被謀殺身亡。而一個成功登位的皇帝，也無不以反對者的鮮血生命為代價。而鄭氏家族孝義同居的事跡，同皇族內部的爭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家和萬事興”，元朝宮廷有識之士都意識到這一點，拼命宣傳鄭氏同居的意義和好處，可惜元朝統(tǒng)治者無法學到手，在一片表彰鄭氏義門的聲浪中，繼續(xù)殺來殺去，內外交困，終于走向了元歷史的盡頭。

元朝統(tǒng)治，自元始祖定國號“大元”的1271年算起，到元順帝退出大都止，前后共九十七年，這是鄭氏家族同居共財發(fā)展最順利、成就最突出時期。這段時間，不僅達到了“九世同居”的高峰，而且家庭治理方面，更趨成熟和制度化，創(chuàng)造了一些別人所難做到的事績，倍受朝廷關注。

元朝一開始，鄭氏家庭內部發(fā)生了一件大事。那是元始祖十五年(公元1278)，宋朝投降的第二年，地方上還比較混亂。五世孫德璋因為人剛直，與物多忤，受到誣陷，罪會逮揚州獄，兄德毅然代刑，爭先死于獄中。這件事對后世影響很大。六世孫文嗣、文融兄弟等先后主家政，他們接過父輩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家庭內部治理推向鼎盛。其中尤以文融，功績最著。他出生于宋景定五年(1264)，元始祖登上皇位的前一年，卒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享年九十歲。經歷了元朝一代的興衰起落，他還擔任過元朝的下級官吏，建康路龍灣提領，熟悉元朝政務。中年辭官，繼從兄文嗣，主家政四十余載。在他的帶領下，以朱熹家禮為藍本，先后辦了幾件振興家族的大事：一是建立祠堂，設立祖宗牌位，四時祭奠，朔望參謁，以盡報本孝敬之禮。二是整頓擴建學校，培育后繼人材。原有家塾東明精舍一所，系五世孫德所創(chuàng)，到了六世文嗣、文融兄弟主家政時，進一步擴充規(guī)模，改善辦學條件，延聘大儒吳萊、宋濂先后主教席。規(guī)定男子八歲以上從家學，年二十以上，學無成就者，改家業(yè)，學有所進者不拘。學習內容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主課，詞章輔之。三是制定家規(guī)。先是由文融為書五十八則，七世孫鄭欽和鄭鉉補充后錄七十則，續(xù)錄九十二則，勒石鋟梓。《家規(guī)》根據(jù)九世同居，人多族眾的實際情況，從祖宗祭祀、婚姻嫁娶禮儀、家庭管理、家長職權、人員分工、財產分配、婦規(guī)、社交和睦鄰關系，都作了詳細規(guī)定，大大促進了家庭和鄰里之間的團結，使人倫風俗面貌一新，歷史評價甚高。

鄭氏義門的七、八兩世，是人丁興旺，人材輩出的時代，他們再也按捺不住讀書、求職、出仕的沖動，紛紛走出家門，廣交朋友，成功的開展外交攻略，為家庭的振興添磚加瓦。鄭氏家族六世以前，人口較少。元初六世兄弟僅5人，而到了元中期七世就躍升到11人，八世26人，九世44人(其中10人是明以后出生)當時史稱“九世同居，食指三千”，一家四世同堂，以每個男丁四口計，約計300人，同居共炊，雍睦一室。時天下承，“衣冠萃于燕都”，七世孫鄭鉉，排行昌七公，首創(chuàng)出游先列。帶著侄孫鄭濤，叔侄雙雙觀光上國，拜會當朝名士虞集、揭興埂⒒彌罟，通過他們結交胄監(jiān)諸俊彥，日以文學詩禮為，于是藉藉有聲譽。他還同當朝丞相脫脫相友善，曾為書數(shù)千言，陳時政之弊，丞相多采納之。他雖然一生隱居求志，不樂仕進，但仁義之聲，名震朝野，為后來子弟進身仕途開辟道路。七世孫鄭銖，排行昌八公，從小學做生意，賺了錢，使家道豐裕，與兄鄭欽營田二千畝，建嘉禮莊以給婚姻之用。但他不滿足安逸的家庭生活，決心到外面闖蕩世界，尋找新的機遇。他帶了兩個“蒼頭”騎馬直奔京師，受到丞相脫脫的賞識，官至行宣政院照磨，轉松江等處稻田所提領。所到之處，無不以勤政清廉，一發(fā)無所取，而受人稱道。繼后，八世孫鄭深、鄭濤、鄭泳、昆仲三相繼崛起，他們皆以文學出仕。蔚為名臣。人稱“河東三鳳，風韻高遠”。其中鄭深初客丞相脫脫家，為其子哈剌章之師，委以托孤之重任。后辟太傅府長史，總領太傅府事務。官至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轉宣文閣鑒書博士，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以江南浙西道廉訪司事卸任還鄉(xiāng)。從弟鄭濤同樣受知丞相脫脫，先為子師。在脫脫因浮言去國的危難時刻，與兄鄭深一起，受托孤之重任，守義弗辭、深得公允。在元朝宮廷中，先后擔任經筵檢討，同知經筵事，權參贊官，國子助教。兩入翰林，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后任太常博士，中書禮部郎中等職務。兄弟雙雙同入館閣，傳為美談。從弟鄭泳，少從宋濂游學四方，及壯，受知于丞相脫脫，辟為三公府掾，隨脫脫徐州，征高郵，侍從左右。脫脫去國后，轉溫州路總管府經歷，至正中，棄官回家。兄弟三人，皆以才學進身，明大義，守禮節(jié)。與人交，不以勢之崇卑而二其心。深得當朝名士的贊頌，與公卿大夫數(shù)百人結下了深厚情誼。他們的為官品德與鄭氏家風，名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