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觀后感1】

電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帶我們走了一個距我們很遠的職業--文物修復師。看罷，只覺得三集太短，仍想繼續看那些文物修復師的工作日常，體驗那種精致與從容。

古時的風起云涌變成了現在的云卷云舒，歷史的風沙經過時間的沉淀變成灰塵停留在古老的物件上。北京那種大都市的喧囂到了故宮這兒似乎沉靜了不少。暗紅色的宮墻對外顯示著它作為皇帝居所的莊嚴與高貴，而宮墻內有一個文物修繕部門，他們每天八點上班五點下班，輕輕拂去歷史的灰塵做著文物修復工作，昔日紫禁城已成為他們以為常的工作場所。宮墻上的日影移動著，院里的樹葉子黃了又綠，文物修復師的時間在穿越古今的文物間流轉。

從這群文物修復師的身上我看到了匠人精神，那種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精神。“文物修復”這簡單的四個字包含著太多太多的技藝，所需的時間與精力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多。文物修復師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盡量不去破壞原有文物，通過自己的技藝讓破損陳舊的文物展現往日風采，如同再次賦予文物以生命。正因為帶著這種使命與責任，文物修復師在工作時注意力高度集中，精神壓力也很大。

記憶深刻的是，為了修復“開門見喜春條”這一文物，織物組是陳楊采用與古時相同的緙絲技藝。緙絲是一項極耗時費力費眼睛的一門手藝，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愿去學，但職業的責任感推動她去承擔。細密的線在織機上排開，梭子小心翼翼地在豎線中穿梭，眼神在細線上流動，一切都是那么細致謹慎。漆器組的漆器修復要用到原生大漆，他們就親自去房山，在天未亮之前就上山割漆，而一個早上下來往往僅有七八兩的收成。之后制漆時還有忍受難聞的氣味和漆氣過敏的癥狀。書畫的裝裱，玉石的打磨與鑲嵌，木紋的雕刻……一種種古老的手藝無不展現著文物修復師的艱辛與細致。

木器組的屈峰的一番話讓我了解了文物修復師內心的想法。屈峰一邊雕刻佛像一邊說:“文物其實跟人是一樣的，你看，我們從過去最早的時候說，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塊破石頭，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國人就能從上面看出德性來。所以中國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個人一樣，他是用人的品格來要求這個椅子。中國古代人講究格物，就是以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己。所以我跟你說，古代故宮的這些東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過程中，總是要把自己想辦法融到里頭去……很多人都一般認為文物修復工作者是因為把這個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價值，其實不見得是這么一個簡單的方面。他在修這個文物的過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對它的體悟，他上面已經把自己也融入到里頭。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讓它傳播文化，對吧，不是說文物就是為了保留一個物品放在那兒，那沒有什么價值。”

文物修復的工作必然是枯燥清苦的，這群技藝高超的文物醫生的生活是否也是這般無趣?想反，工作之余的他們十分易人也很幽默。他們會在宮里的杏子成熟的時節一起打杏子吃，幾個人拿著長竹竿打杏子，另外幾個人拿來用于蓋文物的厚紙在底下接著。他們稱生活在宮里的貓為“御貓的后代”，并會買貓糧給貓吃，一起和諧地生活在這“深宮大院”里。他們會在空地中上書與花草，種果樹可以摘果子吃，種漆樹可以提煉大漆供漆器組使用。他們會在故宮里騎自行車，像“走，我們去一趟壽康宮”這樣的話顯得很隨意。工作累了，休息一會兒彈彈吉他，或是在下班時互相打趣斗嘴。這些細節把這群文物醫生還原成充滿人情味的普通人。

以前想起故宮，耳畔就會想起S.E.N.S.的《PalaceMomories》的旋律，一座座高大的宮殿展現在眼前，藍天中的云快速移動著，顯得如此雄壯威嚴。而現在想起故宮，展現在眼前的便是宮墻上上的陽光和斑駁的樹影，隨意走動是“御貓”，文物修復師手植的杏子樹，靜靜陳列著的古人用過的文物--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充滿人情味的故宮。

想成為一個匠人，在故宮工作，技藝高超，充滿人情味兒。

【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觀后感2】

與2005年那部記錄故宮的大氣磅礴的紀錄片相比，這部僅僅是小小的制作，因故宮90周年誕辰而攝的文物修復故事，牽扯出一群令文物告別殘破，重回鮮亮的“魔術師”。

文物的修復有許多的原則:修舊如舊，意味著不允許創作;但是當重度破損的文物難以窺視其原來的特點時，又需要修復者與歷史對話，因而經修復的文物也注入了修復者的、審美乃至人生態度。

這群“魔術師”多為中央美院的畢業生，理應投身創意行業揮勁方遒的他們，卻選擇了這么一份需要甘于寂寞、獨守清貧的工作，對每一件文物都傾注耐心，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坐落于故宮之內的文保科技部，天天充溢著朗朗的笑聲，與莊嚴肅穆的故宮雖不相稱，卻是故宮的希冀。因為他們，令文物重見天日，重放異彩，得以綿延長遠。

他們，就是神奇的魔術師，手下能生輝，揮筆能放彩。

【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觀后感3】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央視紀錄片的開門巨獻。因著這部紀錄片，經過幾個月的醞釀發酵，一時之間，“修文物”成為了文化熱詞，仿佛開言不談，便已經跟不上了社會文化的步伐。

那么，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神”片子，引發了全社會的共鳴?

故宮題材又添力作

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故宮博物院沒有舉辦大型慶典，而是增加開放面積，增加陳列展出，慈寧宮原狀陳列展、石渠寶笈特展等，用這些實實在在的舉動為濃縮和代表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博物院慶生，恐怕再恰當不過，也再中肯不過。除此之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拍攝，也呼應了這個質樸而隆重的節點。

長時間以來，故宮博物院非常注重通過視覺包裝樹立和傳達一個嶄新的故宮的形象。從2005年的《故宮》、2006年的《臺北故宮》、2011年的《當紫禁城遇見盧浮宮》、2012年的《故宮100》，到的《我在故宮修文物》，故宮通過視覺媒介不斷傳遞出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進程和機遇里，他們承接民族和歷史的同時更加國際化和開放性的新形象。

不同于前面幾部故宮題材，《我在故宮修文物》賦予故宮人的體溫。從《故宮》開始，故宮題材的電視紀錄片就將鏡頭對準故宮這個嚴肅、沉悶、冷感、深厚的龐然大“物”，紀錄片所做的，就是用鏡頭把這個文化的“龐然大物”無限放大，恨不得讓觀眾能夠看到它身上的每一根汗毛。《故宮100》更是把這種放大推向了極致。故宮固然是歷史的故宮、文化的故宮、民族的故宮，但它還是當代人的故宮、未來的故宮，故宮的生命力并沒有在歷史的段落里完結，依然在時間的流轉中煥發著勃勃生機。如何表現今天故宮聯通未來的勃勃生機，如何塑造古老的紫禁城青春正健的風采，這是《我在故宮修文物》著力挖掘和刻畫的內涵。

“修文物”這個動作，剛好勾連起了古與今兩個時空，傳遞著古人和今人的對話。當今人走過重重緊鎖的宮門，他們要完成的不是一部夢回明清的穿越劇，而是行走于日常的一段段普通人的工作。故宮也由深沉的歷史和文化的見證者與保有者，變為一個供當下人施展拳腳和情懷的工作臺。這個對故宮身份的重新定位付出的不止是勇氣，更隱含著看向未來的大視野和大格局，只是不動聲色而已。

因此，在眾多故宮題材的電視紀錄片中，《我在故宮修文物》骨骼清奇，寓遠大于綿巧，這在故宮題材的電視紀錄片中無疑具有開拓價值。

手藝和手藝人的魅力

《我在故宮修文物》篇幅并不龐大，只有短短的三集，內容也不追求闊大宏偉和知識含量，而是盡量拾取“修文物”這件事情在故宮中的豐富性和趣味性，讓許多普通觀眾了解這個行業，甚至愛上這個行當。充分發揮人的魅力，置換被人們慣了的物化的冷感的故宮，進而使為人們慣了的故宮展現出新的溫暖的情趣和可愛的面貌。

放棄恢弘的視角，是這部紀錄片理智的選擇。不像《故宮》那樣分門別類地介紹故宮豐厚的館藏，也不像《故宮100》那樣把故宮細化為數十個專題深入渲染刻畫，而是緊貼著“修文物”這件事，貼身紀錄手藝人的狀態。故宮在這群人的行為活動中退為臺和工作對象，“修”比“文物”來得搶眼。導演在片子播出后接受媒體采訪，專門提到自己堅持把許許多多生活態的細節保留下來，從而保證了全片生動的基調。那些栽種在帝王庭院的尋常花草，在曾經的高墻禁苑走馬行車，曬著皇家日光浴的貓咪和鸚鵡，穿梭宮禁去吸煙的老師傅，秋來熟遍御階的杏子，修復書畫間隙的木吉他，這些日常化的、非歷史化的細節，賦予了今天的故宮人間的溫度，成功地比喻和描摹了這座歷史遺存在今天細膩的呼吸，為《我在故宮修文物》奠定了獨特的個性基調。故宮也因此放下了高高在上的身段，俯身盡顯人間底色。

除了手藝人的狀態，手藝的魅力也是片子表現的重點。手藝的魅力并不等于手藝的全紀錄。且不說這些口傳心授的技藝中有多大的程度是難以言傳、無法用鏡頭表現的，修復工作并非儀式感、動作感十足的場面，很多時候，修復工作和手藝是長時間的機械重復和個人領悟。導演曾經表示過，這些重復的動作，拍起來實在沒有什么視覺傳播的趣味。比如，給青銅器去銹或者整形、制作緙絲仿品、調試維修西洋機械鐘表，如果對這些修復行為本身做詳細完備的呈現，片子必然冗長無生趣。導演所做的工作，不是對老手藝的視覺人類學的田野記錄，他要做的是如何精準捕捉和體現手藝的魅力。

那么手藝的魅力體現在哪里呢?體現在它的精湛、精彩和精神。所謂的精湛，就是經過時間的積累，手藝所能達到的高妙境界。精彩，則是手藝創造的成品展現出來的無以倫比的美妙和感嘆。而精神，則上升到了手藝人和手藝融合而一的從容、淡泊、專注和敬畏。片子也正是從這幾個方面深入刻畫手藝的魅力。其中較為典型的案例是鐘表維修的王津。王津師傅在故宮從事鐘表維修幾十年，經他過手新生的故宮鐘表不計其數。片中成功恢復機械裝置嚴密復雜的銅鍍金鄉村音樂水法鐘的報時和演藝功能，展現了王津高超的手藝。作為紀錄片中唯一離開北京出外景的人物，在他與國際鐘表藏家的交往互動中，也表現出了人物身上安靜、恬淡的精神氣息。這種氣息超越了商業功利的增值沖動，是基于恢復古物生命的能力的自信，那是過盡千帆、風輕云淡的境界。

王津只是故宮從事文物修繕的眾多手藝人的一個代表。與過去不同，今天越來越多的接受過系統藝術教育的年輕人加入這個行列，為故宮文物保護注入了新鮮的、開放的、具有創造性的力量。這些年輕的藝術家進入到被稱為“工”的傳統社會職業階層，他們不僅僅要肩負起老師傅流傳下來的絕學，更要思考文物保護的未來，用當代的精神的眼光發揚民族文化的光彩。

升華新的國家形象

故宮是特殊的文化遺存，它濃縮和代表了這個國家的文化，因而故宮題材的紀錄片很容易被上升到建構國家形象的高度。尤其是在中國紀錄片進入全球化運營的今天，紀錄片的視覺語言對國家形象的傳播更具有效力。

從《故宮》開始，故宮題材紀錄片就以視覺形式上的精致和美感為中國重新勾畫了一幅文化肖像。這幅文化肖像的重點是把中國文化的博大和美妙向更為廣泛的世界展現和推廣，并表明敞開胸襟、接軌國際的文化姿態和國家姿態。更多的人因此重新認識了故宮的魅力。

到了《當紫禁城遇見盧浮宮》，故宮的姿勢一轉，由敞開胸襟的儀態變為主動參與與西方文明的交流對話。“紫禁城”和“盧浮宮”這兩個代表了東西方文明的符號，在某一種時間長度的視覺內容里面展現出了相互的尊重、溝通和呼應。

到了《我在故宮修文物》，國際化不再是紀錄片所要言說和表達的關鍵詞，在這里，文保團隊的國際交流無需濃墨重彩地褒揚，不同文明也不再正襟危坐地開壇對話。《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國際同行的造訪顯得日常而隨意，目的也是學習觀摩。國家文化的自信是片中的含義。紀錄片展現出來的文物修復工作的精心、專注，甚至小小的浪漫化，往小處說，是對職業的自信;往大處說，是對國家、民族的文明的自信。我們都在談論《我在故宮修文物》如何切合當下流行大眾文化當中“工匠精神”的熱點，如何呼應了今天國家意識形態當中對“工匠精神”的提倡，但是“工匠精神”背后更深遠的指向則是牢固的自信。《我在故宮修文物》在故宮題材紀錄片中或許只是一支輕巧的小歌，但是它內涵著對更加成熟的充滿文化自信的國家形象的塑造。

一個年輕的團隊，拍攝了一部年輕的故宮，有人戲謔說，這才是最好的企業宣傳片。出乎導演意料的是，《我在故宮修文物》在視頻網站上的點擊量也一路高企。導演說，自己的片子是個網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