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此片是由中共安徽省紀委、中央電視臺和安徽省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由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和安徽省廣播電視臺科教頻道承制。如下是相關的觀后感。

千年包公觀后感_第1篇

包拯知端州時，曾賦《書端州郡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清心才能寡欲，進退不失其正，故謂“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蕩，是其“身謀”。包拯本來不以詩作著稱，但這首詩卻寫得正氣堂堂，風骨凜然，實可視做包拯立身處事的宣言書，也是其始終不渝的行動指南。

包拯服喪期滿，在京城聽候派遣官職。當時的官場上，拉關系、走后門的風氣甚盛，宰相呂夷簡的官邸更是門庭若市。包拯和呂夷簡有同鄉之誼，呂夷簡以為他一定會登門求見，卻久等不至，后來才知道，包拯到吏部報到后，就直接到天長當知縣去了，這讓呂夷簡很感了一陣意外。從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著這條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共計25年。

25年間，包拯從知縣、知州、轉運使，直到樞密副使，成為一名執政大臣，躋身于國家最高領導核心，全靠自己聞名朝野的政績，當然，也離不開比較開明的仁宗皇帝的賞識與支持，正如他的門人張田在《孝肅包公奏議題辭》中所說：“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

25年間，尤其任職臺諫期間，包拯彈劾過不少官員，有時也不免因憤激而措詞過當，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場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頂風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鏡，個人品格上白璧無瑕，連看不起他“素少學問”的歐陽修，也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贊美“拯性好剛，天姿峭直”，“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包拯認為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選拔官吏，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深深懂得“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其奏議中具名推薦的，便有孫甫、張環、吳奎、范祥、韓贄、張田、吳及、趙尚寬等人。需要強調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沒有一個被推薦的人是出于個人關系，更不要說拉幫結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請復韓贄等臺官》中向仁宗保證：“或不如舉，臣甘當同罪。”真稱得上是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包拯一貫服從朝廷的調遣，當年被視為蠻荒之地的端州(今廣東肇慶)，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績。除長子病故，要求回鄉任職以便就照顧家庭外，他從未向朝廷提出過任何個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對身為諫官而言不見采的抗議，不在此例。

包拯執法如山，鐵面無私。《宋史?包拯傳》中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所載，他知廬州后，“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橫行霸道的官員為之收斂，堂舅犯法一視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等”。

包拯曾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發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訓，叮嚀子孫務必將清正廉潔的家風一代代傳下去：

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四《包孝肅公家訓》)

幾十年間，除朝廷給予的俸祿外，包拯沒有多吃多占過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產端硯，其前任均借進貢之機，貪污多達數十倍于貢品之數的端硯據為私有，除個人享用之外還饋送權貴，大搞不正之風。包拯卻一改前規，下令制硯數量不得超過進貢之數，離任時“不持一硯歸”，從此成為載譽史林的佳話。

這段佳話雖然載在《宋史》，其真實性如何本來亦無法完全確認。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紀70年代，安徽省博物館在發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時，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非端硯，這真不啻為這則歷史佳話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個有意味的佐證。

嘉?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樞密院處理政務時突然發病，自此臥床不起，一代名臣，與世長辭。

包拯精神產生在特定的地域、時代、社會、階級中，但由于這種精神具有歷史的先進性，有歷史先進性的精神總是具有難以磨滅的光輝，所以，它就和大家的一樣，超越了時空，乃至超越了階級，稱得上是歷久而彌新了。

彈指一揮間，1000多年過去了。應該說，制度性的建設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更為根本，也更為重要。但在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包拯一直受到歷朝歷代不論為官還是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沒有過時的跡象。“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就是這種精神的回響，就是這種精神的光輝的閃耀。公明廉威、勤政為民，既是全社會的政治訴求，也是執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歷史文化遺產。

據春江《包拯千年之謎?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說，泰國有一種洗衣粉十分暢銷，因為它的商標叫“包公”，而且它的廣告詞是這樣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對待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經營方針，就像包公審判案件一樣公正廉明。”也許包拯精神并不只適用于它的產生國，這則故事，大約能夠說明問題了。

千年包公觀后感_第2篇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廬州府合肥(今肥東縣)人。包拯后來說他“生于草茅”，指的是他降臨在今肥東縣一農家。但其父包令儀考中進士做了知縣后不久，便把家遷到合肥城內。包拯少時在城內香花墩讀書，他28歲中進士，因孝義居家陪侍父母十年后出仕。曾先后知天長、端州、瀛州、揚州、廬州、池州、開封等縣、府，出使過契丹，還在刑部、兵部任過職，在財政部門做過副使、轉運使、三司使，在監察部門做過御使、諫議大夫，最后做到樞密副使，成為朝廷的宰輔，死后追贈禮部尚書，謚孝肅。他當過的天章閣待制和龍圖閣直學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龍圖”的雅稱。老百姓更喜歡直呼“包公”。

包拯生整治吏治、注重生產、鞏固國防、舉賢任能、為民請命，頗有政績，是我國歷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宋史》第316卷《包拯傳》中說:“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進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又說:“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與人不茍合，不會偽辭色悅人”，“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包拯做過許多有益于百姓民的好事，“不愛烏紗只愛民”，贏得了世人的敬仰。宋代以來，關于包拯的口碑、話本小說、戲劇曲藝乃至當代的電影電視就演義了許許多多他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的故事，演義的結果，使包公的形象更豐滿，甚至神化、傳奇化。包公“包青天”成了人們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

對包拯形象的塑造和傳揚始于其身前。而源于宋代的話本并紅火于元代的包公戲，自明清到世，不斷發展，推陳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愛。包拯在“京官”開封府尹任上不到一年半光景，描寫這一時期他斷案的故事無疑是最精彩的華章，傳播之廣，渲染之烈，溶進了人們熾熱的“包公情”。

現存18種元代公案戲中，寫包公審案斷獄的就達11種，如無名氏的《包待制陳州糶米》、關漢卿的《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等;明清又誕生20種。明代《元曲選》100種里包公戲占10種;打開《京劇劇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戲，《金丸記》、《桃花記》、《胭脂記》、《珍珠記》、《雙釘案》、《正朝陽》、《鍘美案》、《赤桑鎮》、《鍘包勉》、《砸鑾駕》、《打龍袍》等保留劇目歷久不衰。1993~1995年，長達236集的臺灣電視連續劇《包青天》風靡大陸和臺、港、澳、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會。

舞臺上的包公形象依“鐵面無私”漸漸有了“定規”，即“相貂”(帽翅加長的宰相帽)、“黑滿”(烏黑濃密的飄胸長須)、黑蟒(袍)、厚底(靴)且額頭上長著“月牙”，這月牙兒有“上昭日月”的含義，黑臉(鐵面)包公一出場，就明顯有別于其他人物。包公升堂斷案過程中一般都有兩樣道具。其一為獨角獸。傳說中斷案的神物，“能辨曲直，見人爭斗就用角去頂壞人”。包拯公案上置有獨角獸，以示“曲直明鑒”。其二為三口銅鍘。龍頭鍘斬皇親國戚，虎頭鍘斬貪官污吏，狗頭鍘斬市井刁民。

歷史上的包拯當然沒有傳說或舞臺上的包公那般神奇。他既有政職、軍職，亦有文職，甚至有閑職，還做過諫官。包拯能流芳百世，恐怕主要在于他的剛直清廉，高風亮節。稍舉幾例:

智審牛舌案。包拯于宋景?四年(1037年)任天長知縣。某天某農戶前來報案，自家耕牛被人將舌頭割掉了眼看將死。包拯讓他回去先把牛殺了吃，過幾天再來。誰想幾天后那農戶來時案子已破了。原來包拯“等賊上門”，當時屠宰耕牛是犯罪的，那賊人來告發農戶，卻自投羅網。

不持一硯歸。端州(今廣東肇慶)出名硯。歷任官府征貢品時，都要假朝廷之名多搜刮幾倍乃至幾十倍以中飽私囊。包拯從端州離任時，卻不帶走一方硯。航船途中發現一門生私攜了一方硯臺，包拯大怒，立命擲于江中，方才繼續趕路。今肇慶仍有包拯“投硯處”、“洗硯池”景。

疏浚惠民河。包拯主持開封府時，城池汛期吃緊而城內蔡河河道邊常被有權勢的官僚占去砌蓋樓房水榭，阻滯了水流。包拯即令限時拆除，對過限不拆的“大人物”則開名單上報朝廷請求降他們的罪。這樣一來果然靈驗，蔡河經整治疏竣后水暢其流，百姓稱之為“惠民河”。

關心民疾苦。包拯擔任御使期間對西北邊防多有良策。如他提出將青壯年農民組織起來時耕作，戰時打仗，以減輕徭賦，擴大兵源。他提議對京東地區的一些冶鐵專業戶緩征生鐵以讓他們休養生息。他上書緩征500萬石江淮地區的稻谷，“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以解災民燃眉之急。

任人當唯賢。包拯晚年做臺諫時，積極向朝廷舉薦賢才，同時彈劾那些貪贓妄為之徒。掌管全國財政物資大權的三司使張堯佐，是仁宗皇帝的寵妃張美人的伯父，聲名狼藉。包拯置個人安危于不顧，彈劾到底，終于使得張堯佐等人丟了官。

不為親者諱。“廉者，民之表也”，包拯為官嚴于律已，生活儉樸，“飲食器用如布衣時。”任廬州知府時，他的外甥犯了法，他依法定罪，毫不留情。他的兒子包綬，為官多年，死后只留下幾卷著述，“無毫發所積為后日計者”。他的孫子包永年也是“了無遺蓄”，包永年的喪事由兩個弟弟合力營辦，土坑木棺。

包拯曾有遺言:“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刻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這段話作為包公家訓，被刊刻于石碑上，豎在堂屋中，作為嚴格要求子孫后代的“銘”，對今人也有所啟迪。現在，包公的這段家訓，仍在合肥包公祠中，昭示來者。

千百年來，包拯作為不朽的清官形象，早已越過時空，為前人和今人，為黃皮膚“龍的傳人”和其他膚色熱愛中國、崇尚清廉的外國人所敬重。“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包拯出仕時寫的這首戒廉詩，體現為民者愿，可作“為政者師”。

千年包公觀后感_第3篇

由省紀委牽頭組織，中央電視臺、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的三集高清電視紀錄片《千年包公》已制作完成，央視紀錄頻道定于5月25日20:00起連續三天播出，每天一集，每集45分鐘。安徽衛視也將于5月27日21：25播出。

包拯家訓如下：“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鄉，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昭后世(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中秋趙樸初敬書)”。

體現了我們祖先的信仰。

信仰天地君親師。天地君親師是五個信仰對象，既相互聯系，又互為一體。

拆開來講，天地屬于精神世界至高無上的神靈，主宰人們的命運，排在第一位。例如，人們一遇上自然災害，就祈天保佑，干了壞事，怕天雷打。中國人是個很世俗的民族，即使對“天地”這樣高遠玄渺的神靈，也結合到現實來理解，如，皇天后土養育了人們，靠天吃飯、順應天時，天意不可違，等等。正因為信仰，才有祭天、祭地，現在北京還有天壇、地壇，都是祭天祭地的專門場所。

第二位的信仰是君，即國君，國王，國家。到西漢董仲舒干脆將皇帝附會成“天子”，天的兒子，上天派來管理老百姓的，杜撰出“君權神授”的理論，以便讓老百姓服服帖帖，天威不可犯。同時，對皇帝也有制約作用，替天行道，不可亂來。

第三位的信仰是親，指有血緣關系的長輩，可以泛指父親，母親，祖宗，先輩等等，這是更直接來源于儒家的倫理道德。人們的生命都是來源于父母，“父精母血成汝體”，含辛茹苦養育我。因此，要孝順父母，孝敬祖宗。用現代的一首歌曲《酒干倘賣無》最好解釋：“沒天哪有地，沒地哪有你，沒你哪有我……”，把這些信仰對象都串起來了。中國人敬祖宗有專門的祖廟、宗祠，祖墳，制度和體制上有宗族、五服、族長、族田、族產以及族規等等。中華民族之所以延綿五千年生生不息，起根本作用的是家族、宗族的凝聚力。國家滅亡了，家族的規矩和體制還在，家國一體，國家的基因寄存在家族中，家族宗族發展壯大、掃四方又可以建立國家。西方沒有中國這樣的家族，國家滅亡了，一般無法復興。

第四位的信仰是師，這也是源于儒家的倫理道德，“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從小處看，開我蒙童，啟我智慧，從大處講，傳承文化，弘揚文明。因此，師的地位很高。“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重教育，重文化，重傳承，中國人受益極大。

千年包公觀后感_第4篇

6月10日，根據局機關黨委的組織安排，我和其他同事一道，冒著炎炎夏日，懷著一顆崇敬之心參觀了肇慶包公文化園。

肇慶包公文化公園是在原包公祠基礎上擴建改造而成，總占地面積100畝，建筑面積8000多方米，由包公祠、清心園、文化廣場、文化街和觀景臺5部分組成。

我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從第一單元孝聞鄉里，第二單元清忠初績，一直走到第三單元廉吏風儀。園內的包公臉譜、包公雕塑及栩栩如生的“包公擲硯”場景，琳瑯滿目的影視演繹作品，把我引入了全方位的包公歷史。

公元1040年，包公到端州任知州，即端州最高行政長官，當時他42歲，第一次擔任州級長官。他主政端州3年，政聲斐然：他因地制宜，開創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式農業的雛形;他創建了端州第一個交通和郵政總站，創辦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學校;他設立了一座龐大的儲糧備荒的谷倉??豐濟倉，為端州成為西江中下游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作了巨大貢獻。

為政清廉,品德高尚。包公在端州的民間傳奇很多，最為膾炙人口的是“包公擲硯化渚洲”。當時端州出產的端硯是貢品,朝廷限額開采,但包公以前的一些宮吏與土豪劣紳互相巴結,不顧采硯民工的死活,用硯石來巴結權貴。包公清查端硯開采數目,懲治這些劣紳,并以端州府衙張貼告示,明令只能按朝廷限額開采。傳說他離任時連一只端硯也不要,百姓暗中送給他一塊,發現后立即拋下西江。端硯拋下去的地方出現了一個渚洲，就是現在的硯洲。

包公之所以深受廣大群眾熱愛，其經歷之所以演繹成故事被世代廣為流傳，最主要的原因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忠君。忠君是封建社會統治者對從政官員的基本要求,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封建社會所要求的倫理規范,儒家這種倫理道德滲透在包拯的和行為中。他一系列的治政、外交、國防、民本和法制,正是他忠于君主、國家和民族的體現。其次是愛民。包拯恪守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他認為，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他主張: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減輕人民負擔,幫助人民戰勝各種自然災害,過上好日子。他鼓勵開荒、修水利、冶鐵、制鹽,大力發展生產,增加財賦,改善人民生活。任職端州期間，由于西江水源不潔，導致瘴癘橫行，包拯便帶領端州人民開鑿了7口水井，解決百姓的飲水問題。再次是忠孝。包拯在考中進士,朝廷賜官后,毅然辭去官職,在家孝敬父母,十年亡宦,當時就獲得了孝敬父母的好名聲。歐陽修稱贊他：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于朝廷。最后是清廉。包拯在端州任上兩袖清風,不持一硯歸。另外,他鐵面無私辦事公正,就是親戚朋友犯法也予以懲處,不徇私情,實現了清心治本、直道從政的理念。

經過半天的參觀，感受最深的有兩點：一是通過參觀包公在端州的歷史場景、記載包公廉政事跡的古硯碑等文物實物，深深認識到：只有離開物欲，心才會寬廣;只有裝載群眾，才會被群眾記載;二是，深深體會到肇慶市委市政府下如此大的決心修建包公祠，目的不是為了多一個景點，而是為中國夢之歌注入勤政廉政的強音符，彰顯了市委市政府形造清政為民，開創肇慶新篇章的決心。

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我一定要以包公為榜樣，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常常“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按照提出的“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的要求，實實在在做人，實實在在工作，昂走陽光路，為實現美好中國夢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