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朗讀者第九期觀后感【篇一】

導演陸川在央視《朗讀者》節目里的處女秀，就是朗讀作家王宗仁的《藏羚羊的跪拜》，他要把這篇散文獻給多年來關注自然、默默守護可可西里的人們。在陸川的朗讀中，那只面對獵人槍口跪拜的藏羚羊并沒能挽救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卻讓獵人從此放下了獵槍。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動物在內，都是神圣的。”陸川自認為是個“見光死”的人，在鏡頭前做任何事情都會情不自禁地緊張，在鏡頭后面看監視器，才會覺得舒服。距離拍攝電影《可可西里》已經過去了十幾年，當年在可可西里的那段經歷成了陸川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不僅影響了他后來的創作，更讓他對生命和信仰有了全新的認識。

對于生和死的探討

以天葬的儀式開場，以天葬的儀式結束，不論是諭示生命的不斷轉世，還是象征著生死的無盡輪回，影片《可可西里》已然將焦點鎖定在人類永恒的死亡主題上。那片土地孕育的每個生命神圣卻又脆弱，無人區的奔波追逐，還有那些野蠻的放逐，讓觀眾感受到的是生命的無助，以及命運的無常。影片沒有那種懲惡揚善的鮮明表達，充斥全片的只有絕境中的掙扎，與自然抗爭，與盜獵者抗爭，與自己抗爭。

2004年，陸川編劇、導演的《可可西里》上映，這部電影給他帶來了中國電影金雞獎、華表獎、香港電影金像獎等榮譽，同年他還憑借這部影片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它讓陸川成為第六代導演中的佼佼者。陸川曾經說過，《可可西里》給他最大的收獲，是讓他找到了拍一輩子電影的方法，還有對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二部電影不是《可可西里》，我可能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也不可能有后面的創作。拍完《可可西里》的時候，感覺對于生和死的探討沒有做完，好像只做了一半兒。”回憶當年拍攝《可可西里》的經歷，陸川說，在拍這部電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書本上讀到過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內心真正的信仰，“等走過了可可西里之后，經歷了那里林林總總的一切，在藏地見證了很多的東西之后，對環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內心了”。

有一次，一個地方政府想請陸川去做一個實景演出，看過之后他發現這個演出可能會破壞當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棄了這個項目。不僅創作，連日常生活里很多小慣也徹底改變了，見到穿皮草的人他會上前提醒，對以前喜歡的象牙雕刻也敬而遠之了，以前喜歡看馬戲，現在感覺到馬戲團是一個有悖于自然法則的挺殘酷的事情。去年，陸川的動物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和觀眾見面，“在拍攝這兩部電影的過程中間，我的很多生活慣、很多想法都改變了。在將五六年的時間里，和野生動物打交道，接觸環保主義者，他們對我的改變很大。”陸川說。

1971年出生于新疆奎屯的陸川，2002年憑借自己編劇、導演的電影處女作《尋槍》在中國影壇嶄露頭角，《可可西里》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對于陸川而言，拍攝《可可西里》的那段日子讓他難忘，花了兩年時間在可可西里選景，然后下去生活，再寫劇本再拍。所有參與這部戲拍攝的劇組成員都存在健康遭受損害的情況，而大家的目標只有一個：為中國電影創作一部不一樣的作品。

陸川的電影之路是從閱讀小說開始的，盡管父親、劇作家陸天明和姑姑、作家陸星兒對他直接的幫助不是很大，但是，兒時的文學積累給他日后的電影創作提供了豐厚的營養。陸川坦言，自己一直沒有把電影當作一個職業來對待，“所以就很想去拍不同的電影，去嘗試不同的事兒。影評人和觀眾有時候會希望你保持自己的風格，但我想通過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切面去了解不同的人性”。

好壞評判標準在那片土地上徹底失效

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著大約100萬只高原動物藏羚羊，不過隨著藏羚羊絨的價格暴漲，可可西里爆發了對藏羚羊的血腥屠殺。從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邊地區的藏族人和漢族人在隊長索南達杰的領導下，組成了一支名為野牦牛隊的巡山保護隊，志愿進入可可西里進行反盜獵行動。陸川說，影片靈感來自有關藏羚羊、野牦牛被殘酷獵殺的新聞報道，最終，那里的人們掙扎的生存狀態深深打動了他。

直到今天，在陸川的記憶里，可可西里都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存在：缺水缺油，冰天雪地，狂風怒吼，流沙肆虐。可可西里在蒙古語里的意思是“美麗的少女”，名字雖然美麗，卻是一個被欲望、罪惡、死亡籠罩的地方，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總是現實而殘忍，暴力而血腥。在那海拔4700米的無人區，危險的荒漠之地，有人可以因為貪婪去掠殺藏羚羊，有人可以因為5元錢殘忍地做幫兇，好壞善惡、理想現實、震撼憤怒無奈，所有這一切，都在那片土地上糾纏博弈。

人類為什要蹂躪這片美麗的土地，為什么要殘害這些藏羚羊呢?因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裝扮自己的美麗，于是有些人便通過獵殺藏羚羊以滿足金錢欲望，還有一些人只是為了生存。

作為一個非典型的英雄，《可可西里》中的主人公日泰身上混雜了理想主義和殘酷現實的尷尬，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義行動的自愿巡山隊成員，他對在冰上抓住的捕魚的人罰款，現場開條子并從口袋里把公章拿出來蓋章，他指示隊員賣皮子，他不顧隊員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個老板，似乎這一切都會讓我們對這個人物的正義性和純潔性產生懷疑。

在這部電影里，劉棟作為巡山隊員，被隊長日泰呼來喚去左右驅使不但毫無怨言，同時他身上也顯現著鮮明的生命本性追求，而最驚人的一筆，卻是他毫不臉紅地伸手向做“三陪”的女友要錢，然后再轉身拿著最底層女性的血肉錢，趕去捍衛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

“在可可西里，我們沿用多年簡單明了的好壞評判標準徹底失效，好與壞可以在瞬間轉換，一如生死。盜獵者為了生存而盜獵藏羚羊，而巡山隊員為了給隊友治病也賣羚羊皮。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惡，惡人會在某些情況下選擇善。”陸川說，現實中，“好”與“壞”并非涇渭分明，更多時候道德屈從于生存，那里的人們用堅定的毅力奮斗在生命的禁區，用人們無法想象的意志生存，“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獄，還是見證生命與信仰的圣地”。

想要給觀眾留下的不是眼淚，而是思考

2004年，第1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上，中國唯一一部參賽影片《可可西里》獲得了評委特別獎。領獎臺上，陸川落下了男兒淚。

生活中，陸川自認是個“淚點奇低的人”，最主要喜歡流淚的場合是看電影，經常情不自禁眼淚就下來了，有時候在飛機上對著電腦淚流滿面，弄得空姐一頭霧水。

在可可西里，劇組所有人都身體不舒服。在《可可西里》的拍攝中，一次意外讓陸川失去了一個伙伴，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淚，可在電影剪輯時他又狠心刪掉了很多煽情的橋段，他想要給觀眾留下的不是眼淚，而是思考。看過太多的生與死，感受過大自然可怕的力量，陸川想要把人類生命的脆弱傳遞給觀眾。

為了拍《可可西里》，陸川多次跟隨當地的巡山隊員進入無人區巡邏，他最迫切要表達的就是真實。2003年8月，影片正式開拍，陸川率領劇組進入可可西里無人區，“我覺得煽情是對可可西里的不負責任，因為那里拒絕眼淚，只有絕望、靜與內斂”。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攝，其中有30%的內容是在無人區拍的。為了追求真實效果，劇組還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達爾峰海拔6200米處取景拍攝。在布格達爾峰，劇組遇到了電影里巡山隊經常碰到的事，在風雪中露宿，極度缺氧，頭痛、頭暈、嘔吐，高原反應強烈，電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劇組只剩下60多人，電影的拍攝也超期一個多月。

陸川把《可可西里》當作一部紀錄片來拍，片中演員基本是非專業的，陸川逼著演員們去感受最真實的絕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們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種生存本能的反應。

2017年朗讀者第九期觀后感【篇二】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樣的家國天下的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尊敬和學習!

??茲心

在清華園里，曾經還能看到年九旬的潘老騎著電動自行車帶著年過八旬的李老在校園的林蔭道上兜風。人們紛紛感嘆，這不就是神仙眷侶的樣子嗎?

1978年，鄧小訪問日本時，曾在從東京開往京都的新干線上表達了對日本高速鐵路的艷羨和不甘落后的心情。

他風趣地對記者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

40年滄海桑田，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的高鐵大國。運營里程最長、運營速度最快、高鐵運量最多、高鐵等級最高……

無數的成就和每年超過10億人次選擇乘坐高鐵，在我們享受高鐵給我們帶來便利的背后，是無數個科技工作者日以繼夜的心血付出，但他們的名字我們往往無從知曉，更沒有辦法感謝。

新一期的《朗讀者》中董卿就邀請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院士??潘際鑾。

他是中國焊接科學的奠基者、學術權威，清華大學焊接專業的創始人。他參與解決了我國眾多重大工程問題，我國第一條高鐵、第一座自行建設的秦山核電站，都有他的功勞。他開創了高鐵鋼軌的焊接技術，為中國高鐵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礎;他擔任了秦山核電站的唯一焊接顧問，為中國核電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時至今日，中國高鐵不僅遍布全國，更開始走向世界。

中國高鐵上立硬幣能始終豎立不倒的傳說曾驚艷全球，國外網友在體驗了中國高鐵后更是紛紛表白。

這一切，潘老看在眼里，喜在心頭。他自豪地說：“中國已經在高鐵和核電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焊接技術過硬。中國鋼軌焊接的水超過世界任何國家，超過歐洲，超過日本，超過美國。”

而潘老，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焊接第一人。

潘老今年90歲了，他在戰火紛飛的崢嶸歲月里投身科學，用知識救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里，為我們建設欣欣向榮的太盛世。

他的人生經歷不可謂不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