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靜佇在那里,頷首微笑,默默目送一個個戰友從這里奔向新聞現場。他的目光,溫暖而堅定地伸向遠方;他的四周,熱帶灌木叢青翠欲滴。
“你看到我的時候,我在報紙上;你看不到我的時候,我在路上。”每天從塑像身邊經過的同事們,仿佛又聽見他那熾熱的話語,在耳邊深情響起。
在39年的年輕生命里,在最后3年的新聞戰場上,甘遠志用自己的故事告訴人們:人生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長,而是在于有多好。
“記者是這個世界上最辛苦的職業之一,也是最快樂的職業之一。”
來海南日報之前,甘遠志在四川南充日報當過記者,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旗下的《新世紀》雜志任過主編。2001年,因《新世紀》轉軌,甘遠志調入海南日報社。當時,他已經36歲。
再次進入新聞界,他的愿望是從基層“揀感覺”,將宏觀經濟學觀察方式落到經濟生活觀察之中。“記者不到基層,怎么能寫出新聞,怎么能當好記者?”他執意向報社提出,從理論評論部調到基層駐站。
那時候,東方記者站是一間狹小的房間,書桌簡陋,灰塵滿屋,沒有電腦,沒有交通工具,老舊空調轟轟作響。最先接待甘遠志的東方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符巍回憶,“他一點也不畏縮,沒有半句怨言。”
安頓下來后,他先從資料圖冊上熟悉東方。接下來,他和符巍頂著烈日和暴雨,一起乘坐班車或摩托車,進廠礦企業、跑學校醫院、下田間地頭,他們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東方大地。累了,在樹底下歇歇;餓了,在路邊小攤吃碗湯粉;沒有電腦,就用手寫再發傳真。
8月13日,《“金大田”香蕉跑贏市場》在海南日報頭版刊發。他說,這是他第一次深入海南山區采訪,第一次感受到記者的為人民服務和受人民稱贊的快樂。很快,更多的報道頻頻見報:《東方養蝦不忘環保》、《中海油大化肥工程進展順利》、《小腌瓜挺進大市場》……
8月底9月初,熱帶風暴侵襲東方。他身披雨衣,腳穿拖鞋,不顧大家的勸阻,執意到最危險的地方去采訪。風大雨大,全身濕透,人都站不住,但他仍奔跑在抗洪前線,現場采訪寫稿。除報社要求采寫的3篇稿件,他還采寫了反響強烈的特寫《為了11名民工的生命》、《大壩上的9小時……》和長篇通訊《洪流滔滔顯本色》。
不錯,有新聞的地方就會有記者,還有他們記錄一切的鏡頭與探尋真相的眼睛。
“倘若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望者。”
3個月后,就在甘遠志準備跑東方最后一個鄉的時候,他被報社硬拉回經濟部接手工業口。隨著省委省政府實施“一省兩地”的發展戰略,工業成為重要報道的行業之一。“我基層還沒跑熟,腦子里還缺很多東西。”這一次,報社沒有同意讓他繼續駐站。
到經濟部后,除工業口外,分到他手里的還有一些“硬梆梆”的部門和行業。但是,他很快就把一些“僵”的東西跑活了,把“生”的東西跑熟了。部門不好打交道,他就一層樓一層樓地竄,一個處一個處地泡;第一次去吵架了,第二次還去,第三次就和吵架人成了朋友……憑扎實的理論素養,別人很快接納了他。在這些行當里,他很快如魚得水。
“哪里有大項目,哪里就有甘遠志;哪里有重大報道,哪里就有甘遠志。”已然成為人們的一種閱讀慣。《洋浦電廠改造工程快馬加鞭》、《走向新型工業的春天》、《2003,海南工業轉折之年》……他寫出的大量經濟報道,不僅普通讀者能看懂,行業專家也非常認同,把他評價為專家型記者。物價,以前是報道空白,他卻挖出了源源的新聞;交通,以前少有報道,他卻發回一篇篇稿子;藥品,以前很少涉足,他卻發現了“富礦”;電力,以前少有問津,他卻把它跑成“熱門”。
“他在報社共工作1095天,刊發稿件多達1051篇。”海南日報新聞研究所的統計數字這樣顯示。如果把這些字一個一個排開,它意味著一個記者的節日、假日、睡眠、吃飯,乃至生命。
“記者這份職業,充滿了激情和理性,交織著希望和失望,時時伴隨著對勇氣的挑戰。”
有人說,認真是一種態度,執著是一種精神。
讓省交通廳特約記者陳濤至今難忘的,是甘遠志為讀者負責的工作作風。2003年2月的一天,中午12點多,陳濤正準備離開辦公室,甘遠志來了,說報社缺頭條。當時,有一份關于農村公路建設方面的材料,陳濤答應吃完午飯幫他找,他卻非要找到材料后才去吃飯。下午,他又到省交通廳來了解投資、建設里程及這些公路項目的分布情況。為證實材料的真實性,他又采訪了廳里有關領導。第二天,《為我省農村全面奔小康助跑???10億元改造建設10條公路》在海南日報頭版頭條刊發。
“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新聞要是與采訪對象扯不清楚,就喪失了獨立和權威。”他私下里對同事說。
他采訪電力行業,對于推介行業形象、化解用戶的誤解做了不少工作。海南電力公司的領導回憶說,“我們看他經常擠公共汽車采訪,多次請他坐出租車,說給他報銷車票,他總是一笑了之;我們說給他一輛舊車開,他說這樣太麻煩;我們說讓他拿些餐費票報銷,就當他的誤餐補貼,他說自己工資不低,已夠開支。”
其實,他的生活壓力并不小。年邁的父母遠在故鄉南充,妹妹、妹夫下崗多年,一個月工資要寄到幾個地方。妹妹、妹夫想讓他求人找工作,他卻說,“生活上有困難我可以接濟,但工作還要自己想辦法。”這些年,他給妹妹寄了很多錢。現在,妹妹明白了,“原來哥哥是想讓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活得更體面,更有價值。”
他喜歡唱歌,但他不會唱“人情歌”。有一次,在東方采訪之余,他建議去唱唱歌,特約記者卞王玉玨要去安排。他問,“你怎么安排?”對方說,“借你的大名找個買單的還不容易?”他不答應。就這樣,他倆到露天大排檔,花10塊錢盡情地唱了一晚。
“他寫了許多東方化工城的稿,但他從未對我們提過任何要求。他往返東方化工城,也從未讓人用車接送過。”東方化工城特約記者符運煒說。
“有一種小鳥,飛啊飛,累了就睡在風中,它一生只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去的時候。”
他太累,太累了。
2004年5月30日下午,即將奔赴香港參加報道的前一天,妻子陪甘遠志到省文體廳去取機票。那天,他感覺特別累,坐在文體廳辦公室沙發上動彈不得。妻子讓他去醫院檢查,他執意不肯,只在藥店買了點救心丹吃。
第二天中午1點就要飛了,一大早妻子以扣留機票將他“挾持”到省人民醫院檢查。這一檢查,他被送進了重癥監護室。他不干了,爬起來就往外沖,被醫生護士強行拖回病房。妻子回憶,“他像孩子一樣哭了,醫生沒辦法,打了鎮靜劑才把他留在病床上。”
這次發病,他在醫院住了整整兩個星期。出院后他只記住了醫生“心臟沒大事”的話,卻忘記了讓他多休息的囑咐。“報上一天沒有我的名字,心里就有說不出的滋味。”第二天,他又投入到緊張的采訪當中。
“我在大廣壩采訪。”這是遠志留給同事的最后遺言。
9月3日,他隨同省領導到東方調研。此前,他從洋浦到東方化工城,再到大廣壩,幾天里行程已千公里。大廣壩采訪完已是晚上,他堅持留下來連夜寫稿,第二天再回海口。卞王玉玨回憶,剛回房間他就說,今天好困好累。我認識他三年多了,從沒有聽他喊過一聲累。我勸他休息一會吧,注意身體。他說沒事,直到他寫完稿件我們才去吃晚飯。
“生前最后一個早餐,他吃了整整一個多小時,吃飯時他都沒忘記自己是個記者。”卞王玉玨說,“他說大廣壩二期工程惠及東方、昌江和樂東三市縣22個鄉鎮和5個大型國有農、林、牧場,意義太大了,只要工程正式啟動,就可以好好報道。”中午1點多,甘遠志隨報社采訪車返回海口。剛走一段,他突然覺得心口痛,不得已又倒回賓館躺下。誰能料到,這一躺下竟是永訣。
所有的辦法都用上了,卻沒能把他喚醒。診斷書上寫著:心源性猝死。下午3點多,他年輕的生命,以一個記者特有的方式,定格在永遠的39歲,定格在自己熱愛的崗位上。
就用海南日報總編室主任華曉東為他送行的詩句,來結束對甘遠志的回憶吧,因為我們不愿相信他已經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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