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席新規媒體解讀一

日，一則貴州出臺的“酒席新規”在網絡上引發熱議。眼看春節臨，“移風易俗”的新規為何沒能成為節前的“一股清流”，反而成為大家吐槽詬病的談資?“中國網事”記者采訪發現，日前一些地方出臺嚴控大操大辦的“酒席新規”，卻引來不少網民質疑，“權力之手”是否“越了界”?

“酒席新規”在網民吐槽中成了笑料，也許令某些人感到有點兒意外，因為酒席太濫已經成為輿論靶子，順民意規范酒席卻惹來網民吐槽，或許有些失落和無奈。那么到底怎樣規范酒席，或許讓人感到有些無所適從。其實，這早已不是什么困惑，而是依法治國語境下必備的治理智慧，權力要恪守邊界，守住“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底線，不能撈過界，也不應發生此類“插曲”，可事實往往“節外生枝”，成為輿論槽點。

造成這一結局，說得好聽點兒，又是“好心辦壞事”，本以為“下決心”“順民意”治理好泛濫的酒席問題，結果卻費力不討好，還碰了一鼻子灰。但本質上還是存在包辦代替的邏輯，或者說急功利，嫌倡導式治理傷腦筋、費功夫，效果不好，而一紙粗暴的“禁令”可以立竿見影，擲地有聲。殊不知，民眾的法治理念已經無法接受權力干涉，直接吐槽了。由此可知，“好心”也要有正確的路徑和方法，否則可能弄巧成拙。

當然，也許最初權力的本意并非“禁民”，而是禁公務員，可在層層執行過程中慢慢走樣，導致“酒席新規”被生硬地套在“全民”頭上。這不完全是執政能力和水的問題，而是一種態度問題，下級或許有懶政思維，把上級的“禁令”擴大化，或者拿著雞毛當令箭，以“上級要求”為借口擴大自己的權力。出現這種狀況，不能全怪下級“弄權”，也與上級監督缺位或監督不力有關，導致下級執行時跑偏，且事后沒有及時干預。

所以，“酒席新規”成為輿論靶子，不只是少數人缺少法治理念，也暴露行政治理體系不科學、不完善，比如，下級制定規章制度的程序欠規范或缺失，或缺少公開征求民意環節，或缺少合法性審查，少數人拍腦袋決策制定的政策也能順利通過，因此說，“酒席新規”成為民意吐槽的笑料，不僅僅暴露某些人的法治理念殘缺，還暴露依法執政能力“短板”，治理秩序有瑕疵，同時，約束權力的制度不健全，管不住那些伸得太長的手，結果，鬧出笑話。

“酒席新規”成為輿論槽點，再次警示，在法治社會，用權有風險，出招要謹慎，必須謹記的是，公權力不能干涉民間事務，約束公務員的規章制度不能隨便擴大。

酒席新規媒體解讀二

由政府出臺文件，對紅白事的彩禮、酒席等標準提出指導意見，貴州凱里并非“第一個吃螃蟹”的。此前，四川金陽、山東巨野和河南清豐、臺前等地也先后劃定“彩禮指導標準”，一般要求彩禮控制在6萬元以內，同時對待客規模，酒席標準，以及煙酒、隨禮都有明確說法。政府明確紅白事參照標準，其實質是一種導向，并非屬于強制性的管制。

政府劃定“酒席新規”引來輿論熱議。有人點贊稱，此舉旨在促進社會風氣的好轉，從初心上來說是善意的，從現實來說是需要的，切合了我們倡導的公序良俗。也有人質疑，政府管得有點寬，政府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逾越了權限，政府沒有權力這樣“移風易俗”。

其實，政府的這類文件對公職人員要求較嚴，而對老百姓來說，只是一種倡導性的意見，并非說一不二。政府剛性約束的是那些巧立名目濫辦酒席、以權謀私借機斂財的“不正之風”，而對老百姓主要靠自治性的自我約束。

文件盡管沒有普遍的強制性，但也不乏積極意義。除了匡正社會風氣的作用外，這也給干部群眾卸載人情上的經濟負擔提供了辭由。有了文件做“擋箭牌”，群眾遇上紅白事就可以借坡下驢，少了許多負擔和麻煩。

紅白事來往行禮，是中國千年俗，個中起源深含民間捧場互助的良好初衷，未必沒有積極意義。試想，一個家庭辦紅白大事，左鄰右舍不出頭，遠親朋不踏門，何以體現民間友善?老百姓之間親善關系的維系，往往靠的就是“禮隨來往”中的人情味。你給別人行禮，別人也給你行禮，循環往復，就扯了。如果因其有負面影響武斷封殺，不僅難以被群眾普遍接受，也難以落實到位。而任其膨脹無度，又是對社會風氣的傷害，使干部群眾苦不堪言。現在農村婚嫁，彩禮等負擔很重。辦一次喜事得花三四十萬元，乎傾家蕩產，往往使一個家庭多年翻不過身。

好風氣重在教化引導。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家庭，認為辦鋪張一些，彩禮給的高，就是有面子。久而久之，就興起了攀比之風。攀比心理造成惡性疊加，使彩禮、份子錢越來越高，場面越來越鋪排，反倒使建立在金錢之上的人情越來越薄，老百姓苦不堪言。

重金之下的“人情交往”肯定沒啥人情可言。政府出臺“指導標準”的積極意義就在于明確了操辦紅白事的度，讓老百姓有所遵循，既要辦出人情味，又不能成為“人情害”，反把喜事辦出苦味來，讓百姓不堪重負。雖然倡導意義大于管控作用，也應該給予肯定。

有了“酒席新規”這樣的文件規定，就會增加相關領導的責任擔當，去管“閑事”既有了動力又有了說辭。有人真正去管，風氣改變就快。

酒席新規媒體解讀三

日，一則貴州出臺的“酒席新規”在網絡上引發熱議。眼看春節臨，“移風易俗”的新規為何沒能成為節前的“一股清流”，反而成為大家吐槽詬病的談資?“中國網事”記者采訪發現，日前一些地方出臺嚴控大操大辦的“酒席新規”，卻引來不少網民質疑，“權力之手”是否“越了界”?

來，全國各地可是出臺了不少旨在移風易俗，嚴控大操大辦的“酒席新規”。有對酒席數量進行嚴格限定的，有對酒席標準進行明確劃分的，還有控制煙酒數量與價格高低的，當然，還有要求村民辦酒席一桌只準上一個菜的，簡直琳瑯滿目，“新意”盎然，令人目不暇接。

應該承認，這些“紅頭文件”的出現自然有其良好初衷，也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人們在辦酒席當中的經濟負擔，對于移風易俗以及減少奢侈浪費現象，亦能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雖然政府出臺“酒席新規”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卻并不能夠表明其具有科學性與合理性，甚至連是否合法恐怕都很難進行界定。

婚慶喜宴大操大辦俗由來已久，且發于民間，始自百姓，盛于當下，政府到底有無權力強行干涉，恐怕目前還很難下結論。這也是網友爭議其到底屬于從嚴管理還是屬于權力“越界”的根源所在。

從道理與職責上來講，作為一級政府，確實有責任也有義務在推動良好社會風尚形成的過程中發揮出應有的助推作用。但這個力度到底多大才合適，才能夠被人們樂于接受，卻著實很難把握。力度輕了不管用，百姓會視而不見，但力度大了卻又顯得過于生硬和武斷，而且弄不好還會給政府形象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甚至被扣上公權亂用的大“帽子”。

所以，在筆者看來，政府制訂“酒席新規”并且出臺紅頭文件，不是不可以，關鍵在于掌握好必要的“尺度”，不要像某地方政府出臺的一桌只準上一道菜“新規”那樣，一味地盲目追求不切實際的“新意”。否則，好事未必辦得成，卻一定會將自己置身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反而得不償失。

畢竟，結婚辦酒等屬于民間范疇，移風易俗也并非一個政府“新規”就可以輕松搞定。要想讓政府出臺的“酒席新規”能夠被人們發自內心地喜愛和接受，有關部門就必須輕抬起仿佛已經“粘”在椅子上的屁股，下到基層，走進鄉野，來到普通百姓身邊，認認真真地搞一搞調查研究與分析論證，萬不可安安穩穩地坐在辦公室里“拍腦門子”、閉門造車，因為“拍腦門”是永遠也“拍”不出既合理又適用的“新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