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廣度進行反腐,讓人有一種處于大時代深刻變革期的使命感。多年后,或許在我們子孫的歷史教科書中會有這么一筆:“經過此次嚴厲而徹底的反腐斗爭,我國才真正加快了邁向現代國家,邁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腳步。”
但無論何時,我們總希望這是我們沉靜下來思考問題后的行動,而不是“一時興起”。
為什么要反腐呢?反腐倡廉,這是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是包括對政府、國企等擁有特殊社會公共資源群體的一種要求。首先,這個詞語承認了部分公職人員權力濫用的現象,因為只有存在問題,才有必要采取措施(反腐),同時,其實它也就承認了一種客觀存在,公職人員手中握有管理和監督的權力,正因為有這種權力,才會出現不正當使用的問題,試問一個普通百姓如何腐敗呢?!可問題是,既然他們握有權力,一直以來是誰來監督、監管他們呢?總不能僅憑一句他們“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一句要求性的話上來吧!或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們其實也只是普通人的道德約束上嗎?!
顯然不可以!于是,我們想到了制度,通過制度來約束這個群體手中的權力。大說得好,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我們很想知道,對于決策和管理,什么才是最好的狀態呢?解決分一個蘋果最好的辦法是讓兩個孩子中的一個去切,而另一個擁有首先選擇的權利。這樣易會形成公的局面,因為雙方都受制于該制度,卻都能夠通過制度保護自己合法的權益不被大人的溺愛或者隨意而傷害。當然,進一步思考會發現,這種制度的合理性是基于人性往往不愿自己吃虧的一個事實。所以,制度的意義應該是保護,而不是束縛
反觀今天的反腐。政府作為社會政策的決策者,宗旨就是讓社會群眾的利益最大化,無論是經濟、民生、環境,讓盡量多的百姓受益。而作為群眾,人們常常只關心自己每一次的行為是不是給自己帶來最大的利益。交通運輸領域超載是為了能夠賺更多的錢,卻忽略了風險的成本。生產領域疏于安全檢查是因為安全意識淡薄,管理操作不規范。種種社會問題的原因歸根到底常常是因為有人似乎無原則地過度追求個人利益,而對制度視而不見,直到問題暴露出來,成為受害者或者被懲罰,才意識到制度的存在。
很多人說,國人是因為缺乏信仰才會如此。應該說這句話很有啟發性,卻并不正確。幾年前我黨在社會上的認同的確不高,而且很多黨員同志存在同樣的心理。自己就有類似的困惑,“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共產黨員的信仰,在今天卻似乎并沒有得到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內部對自己的認同感呢?然而當年卻正是這樣一群志趣相投的有志之士團結起來建設起了今天的新中國啊。這么看的話今天的黨政系統內部一定是哪兒存在著問題。”究竟是什么問題呢?自己當時也只不過學校里的一介書生,實在不得而知。
十八大以來,席大刀闊斧地改革,老虎蒼蠅一起打,大貪巨腐的倒臺的確給人以震撼。因為作為普通百姓會不自覺地發問,他們既然已經有那么高的權力了,還要那么錢做什么呢?我只能這樣解讀,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們已經完全忘卻了自己身上的使命和宗旨,對權力和金錢的追逐成為一種符號化的膨脹的欲望。因為他們對自己信仰的堅持不夠純粹,既沒有按照制度來規范自己,也沒有用自己內心的道德法則來要求自己。
剛才提到了宗教,難道宗教內部就完全沒有腐敗了嗎?不是的。
他們是如何避免高層腐敗的呢?我想這是一個值得研究和學習的課題。表面上看,宗教中腐敗相對少一些,因為畢竟他們有信仰的約束。這其實對于反腐是一個非常大的啟示,也就是說,完善制度僅是制標的辦法,如要治本,最重要的還是提高全體國民的素質,讓反腐成為一種內化到管理者心中的意識。
反腐歸根到底應該是全社會對全面建設現代社會,對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社會契約的認識和理解的提高,當全社會對法治的認知內化為一種普通的國民素質,當全社會對責任和擔當的認識內化為一種慣,那么我們離富強民主的共產主義社會就不遠了。
加強黨風廉政與反腐敗工作是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黨的領導水和執政水、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課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和廣大紀檢監察干部要認清當前形勢與國情,把握人民群眾新期待,“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堅持求真務實、大膽探索,統籌協調、循序漸進,狠抓各項改革措施的落實。要加強紀檢監察干部隊伍自身建設,強化日常監督管理,切實改進作風,提高工作能力和水。通過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的召開,標志著黨和政府對黨風廉政與反腐敗工作認識和推動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
“正風肅紀、糾正四風”,是在新形勢下從嚴治黨,糾正黨風的重要內容,是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穩定高效發展,確保社會和諧穩定的堅定基石。擴大人民群眾知曉面、參與面和覆蓋面是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的重要保證,我們廣大群眾,要充分認識加強廉潔自律重要性和緊迫性,以堅定不移的態度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共同推進全黨、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反腐敗工作,要在上、行動上遵紀守法,率先垂范,實實在在做到處處樹立正面積極形象。
同時,我們必須警鐘長鳴,充分認識黨風廉政與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為重點加強紀律建設,以創新反腐敗體制機制為關鍵加強制度保障,以構建權利運行制約監督體系加強權利約束,以建立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為抓手加強作風建設,以零容忍的態度加大查處力度,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堅定不移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為推動社會和諧穩定、可持續發展構筑堅強壁壘。
部門之間數據共享,讓不起眼的小線索牽出潛藏多年的問題;建立“民生資金云”,令侵吞惠民資金的“蠅貪”即刻現形;無處不在的“天眼”,揪出車輪上的腐敗;鼠標直通中央紀委,動動手指就可以一鍵舉報……各地對“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的運用,不僅大大提升了正風反腐的戰斗力,也釋放了群眾監督的正能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面對正風肅紀的雷霆之勢,“四風”問題得到有力整治,但仍存在隱形變異趨勢。一些人心存僥幸,自以為高明,和監管部門玩起了“障眼法”,打起了“游擊戰”。對于這些改頭換面、花樣翻新的“四風”問題,相關部門及時跟進,各地頻出實招,正風肅紀的監督網正越織越密,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的運用,成為反“四風”的新利器。這解決了困擾紀檢監察機關的人力不足、覆蓋面不夠等難題。“大數據”技術的運用,讓紀檢部門有了千里眼、順風耳,也把廣大網民的反腐積極性與熱情釋放出來,使得查找問題線索效率高了,正風反腐取得了更大成效。
鄧小同志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講過一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如今可以說科學技術也是反腐力。攝像監控錄像遍地開花,無處不在,上網絡比上公交車還方便,這些都是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科學技術一經群眾掌握,所產生的威力與能量就難以估計了。當群眾利用掌握的最新科技工具同腐敗分子作斗爭時,正風反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腐敗分子則陷入惶惶不可終日。
然而,先進的技術手段可以被用來輔助正風反腐工作,但正風反腐卻并不能對技術手段有過多依賴,更不能以為依靠技術手段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畢竟,再先進的儀器也是要人來操作的,發現違規違紀行為之后,是否進行處理、進行何種處理,也是由人來作出決定的。在此情況下,誰來監督監督者?操作設備的工作人員,敢不敢監控自己的上司?如果負責技術監控部門的領導干部自己也是腐敗分子,會不會監守自盜,或者庇護手下的一些官員?這些問題,都不是單純的技術手段能夠解決的。
提出以上問題,并非是質疑技術創新對于正風反腐的重要性。沒有新技術,正風反腐肯定缺乏效率。技術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手段,在我國地方的反腐工作中已經發揮了明顯的作用。但正風反腐,技術永遠是第二位的,制度才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之中國,正風反腐最缺乏的并不是技術,而是制度。要想知道公車何時在何地被何人使用,要查明某名干部是否非法收受了財物又藏匿在哪里……技術上都不是太難,關鍵在于公眾能不能真正地監督權力、司法機關能不能獨立地依法辦案、發現了違法犯罪嫌疑又能怎么樣?如果監督沒有落實在公開、透明的點子上,純粹是用一種新的先進技術代替舊技術,那么再先進的技術除了增加一點“創新”的噱頭外,恐怕最終不免落入窠臼,以不了了之而終局。
所以,正風反腐要靠技術,更要靠制度。只要是通過技術能夠解決的問題,從來都不是問題。正風反腐進行這么多年,之所以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是因為技術太落后了,而是因為制度還不夠完善。反腐的最終目的并不完全只是打掉一些“老虎”與“蒼蠅”,必要的“破”是為了更好的“立”,這就是制度完善。未來制度反腐才是終點,具有剛性的制度才能在日常更好地起到約束作用。當務之急,必須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扎緊制度的籬笆,讓權力監督機制切實管用,使公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否則,相關技術監督并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而會陷入迷信技術的誤區。
腐敗現象是“表”,文化問題是“里”,文化自信缺失,是造成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黨員意識淡化、宗旨意識薄弱的源頭。“腹有詩書氣自華”。文化自信作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黨員干部站穩腳跟的源頭活水,是推進標本兼治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支撐。
文化潤內,養德固本。清廉的精神追求,有利于個體提升精神境界,保持清醒頭腦,遠離腐敗誘惑。清代官員董誥,為官三十年,他的畫像,兩次掛進紫光閣。董誥去世,嘉慶皇帝親臨祭奠,并寫詩稱贊“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莊田。”影響董誥至深的,是明代陳繼儒的“功名富貴”銘:有補于天地曰功,有關于世教曰名,有精神曰富,有廉恥曰貴。深受清廉文化的熏陶,明曉廉恥、守著精神,董誥得以青史留名。
我國古圣先賢們關于清廉的思考多姿多彩。齊相晏嬰云:“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韓非說:“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管仲認為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南宋呂本中認為,“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這些文化觀念,啟人心智、勸人清廉,是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無異于世代為官守職者祛病驅邪的“強身劑”。
人文化成,齊家治身。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良好的家風家教是領導干部抵御腐敗風險的“港灣”,是社風民風深厚淳正的“基石”。中華傳統文化歷來重視家風家教,強調國與家一體、家與國統一,國之棟梁出于家之苗圃,淳正家風為“治國天下”之基礎。孔子說過,“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東漢疏廣認為,對后代要加強教育,不是要留之錢財,“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千百年來,無數古圣先賢十分重視家風家教,東漢鄭玄《誡子書》、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北宋司馬光《家范》、南宋朱熹《朱子家訓》、清代朱柏廬《朱子治家格言》,流傳至今,對于淳家教子,仍有很強現實意義。
文以載道,經世濟用。正風反腐進行到今天,更是一場社會價值觀的較量。“世風揚則風氣揚,世風下則風氣下”。優秀文化與社會治理相互融合、相互為用,能夠激發出最強勁的正能量,能夠為正風反腐夯實精神根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祖先總結出了許多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形成了底蘊深厚、豐富多彩的優秀“經世致用”文化。比如,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新學,那些經無數圣哲長期自我反思、反省批判沉淀積累的精華,體現對自然、社會、人文的深沉思考,飽含向上向善、勤儉誡勉、克己為公的文化認同和價值堅守,自然而非強加地浸潤和影響著一代代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為正風反腐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
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正風反腐的生動實踐,引起價值觀層面的巨變。毫無疑問,當恣意“四風”成為“官場禁忌”,吃拿卡要成為“過街老鼠”,“打虎”“拍蠅”成了“大概率事件”,其在觀念世界投下的巨石,必定轟然巨響。
前不久熱播的《永遠在路上》專題片,繼前年《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又一次引起強烈反響,片中透射出用歷史文化支撐自信的深沉思考,成為正風反腐路上的亮麗文化印跡。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沉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正風反腐的重要支撐。我們需要做的,是鍥而不舍、馳而不息,抓鐵有痕、踏石留印,保持永遠在路上的初心、恒心和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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