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在全國城鄉發動了一場普遍的*教育運動。當時中央具體指導“四清”運動的主要劉少奇，既對它的“左”傾錯誤的發展負有重大責任，又在企圖抑制“左”傾錯誤的進一步升級中與毛澤東發生重大分歧，成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錯誤和正確的東西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號下罩上了“左”的面紗。

“四清”運動是毛澤東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的產物。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使劉少奇等中央的“調整”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全黨的注意力迅速向階級斗爭方面轉移。 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在國際上有著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背景，在國內則有著黨內對“大躍進”嚴重后果認識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黨內所謂“黑暗風”、“翻案風”、“單干風”聯系在一起的。劉少奇與毛澤東嚴厲指責的這“三風”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與所謂“黑暗風”的關系更為直接些，與“包產到戶”也有不少瓜葛。毛澤東直接指責的雖然是鄧子恢、陳云等人，間接的也包括劉少奇。

毛澤東對“三風”的嚴厲指責，具有階級斗爭的理論認識新高度。這就使黨內看待調整工作帶來的新問題的認識角度發生了轉化。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他不僅說自己對形勢的估計有些過了，對“三風”的指責也頗為嚴厲，并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

劉少奇雖然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但他這時還沒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而是當作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問題。他思考的重點仍然是如何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1962年11月12日，他同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說:十中全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將來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義?現在有人要搞，高級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我們現在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要大家注意，加強教育，將來曲折可能少一點。他提出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干部問題。組織工作要正�；�，黨沒有人管，黨不管黨不好，要有人來管。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干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干部，選擇干部，鑒定干部，保證干部隊伍的純潔。總而言之，不要脫離黨員多數，不要脫離群眾……①劉少奇提出的措施是，不脫離群眾，干部交流，加強監察委員會，加強民主集中制。

1963年2月，中央召開了部署城市“五反”運動等項工作的會議。劉少奇在會上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斗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贝藭r，他認為階級斗爭的表現“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②。把這些社會性的問題當作階級斗爭，在高度上與毛澤東所強調的“反修防修”的階級斗爭是有認識差距的。

毛澤東在會上說:只有開展*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強調“*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③。這話后來被概括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由于毛澤東突出地強調要抓階級斗爭，會議重心驟變，在城市“五反”的文件中加重了階級斗爭的內容，把階級斗爭的綱上得很高。這次會議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在具體部署上開始從調整方向向階級斗爭方向的轉移。

為了全面開展農村*教育運動，5月，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和部分政治局委員召集到杭州，研究制定開展農村*教育的文件。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反復修改的《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后來稱為《前十條》)，作為指導*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5月會議后，農村社教運動進入試點階段。

在2月工作會議部署了城市“五反”運動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劉少奇國務纏身，對搞*教育運動并沒有太投入。中央5月會議時，劉少奇正忙于準備出國訪問等活動，沒有參加《前十條》的制定工作。規定具體運動政策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村*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即《后十條》)的制定，也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文件的制定工作主要由鄧小和譚震林負責。9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修改《后十條》，劉少奇也只參加了一半就出國訪問了。但他對全面開展農村*教育運動都是贊同的。

在《后十條》討論修改期間，中蘇論戰進入高潮。從1963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接連發表了“九評”中的六評，這對*教育運動大規模的全面鋪開產生了直接的加速作用，全黨進行階級斗爭的節奏驟然加快。這時，劉少奇也開始把注意力轉到搞*教育運動上來。10月31日，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通過了《后十條》的第六稿。11月3日，劉少奇到杭州，繼續討論修改《后十條》。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后通過了這個文件，隨即由毛澤東批準發出。中央決定將兩個“十條”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由點到面地鋪開了。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劉少奇對開展*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比較自覺地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不但在上積極靠攏，行動上也表現出主動性。

中蘇論戰進入白熱化，加劇了開展國內防修運動的現實緊迫感，這是直接影響劉少奇認識變化的關鍵因素。1963年9月，“九評”的開始發表，不僅是為了國際“反修”，更重要的是國內“防修”。劉少奇說:“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和著作，不只是給現代修正主義看的，而主要是給我們國內人民群眾看的”，“我們這樣做，就會在中國，在我們國內，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打開人民群眾的眼界，那么，修正主義在國內的發展就困難了”。④

他對修正主義的解釋是“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經過“左”傾深化的這種認識，較之單從貪污腐化、蛻化變質來認識修正主義，無疑更加重了搞*教育的分量。劉少奇的階級斗爭的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