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懷長期從事航空工程研究,發現了上臨界馬赫數,發展了奇異攝動理論中的變形坐標法,即國際上公認的PLK方法,倡導了中國的高超聲速流、電磁流體力學、爆炸力學的研究,培養了優秀力學人才。擔負了國防科學研究的業務領導工作,為發展導彈、核彈與衛星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榮譽勛章”,是該群體中唯一一位獲得“烈士”稱號的科學家。下面就是小編搜集的郭永懷先進事跡材料,快來看看吧。
郭永懷,1909年出生于山東榮成縣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貧寒9歲才上學,先后在石島鎮明德小學、青島大學附中就讀。他成績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對待和獎勵,初中畢業后考上了南開大學預科理工班。一個農民的孩子能夠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在當時社會極為罕見,因此他特別珍惜學習的機會,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后,他被著名光學專家饒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盧溝橋炮聲響起后,郭永懷與北大師生們一起南遷,歷盡艱苦跋涉到達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聯大改學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賠款”留學生。在上海登船前,他發現領到的護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簽發,怒不可遏,毅然放棄這次機會。八個月后,郭永懷接到加拿大的留學通知,進入多倫多大學。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數學碩士學位,接著便選擇了空氣動力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因導師認為這一課題難解,他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向航空大師馮?卡門請教,并與在那里學習的錢學森、錢偉長等結為好友。1945年,郭永懷獲得博士學位后,到美國康奈爾大學任教,不久就擔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懷沖破美國政府的阻撓,攜全家回到祖國。經先期回國的錢學森推薦,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郭永懷在回國后的12年間,一直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把稿酬作為黨費上交,并將從國外帶回的電動計算機、排風扇交給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決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學家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體。郭永懷擔任了九院的副院長,主管力學部分,并負責武器化的設計指導。1963年,他與科研隊伍遷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惡劣自然條件下經常風餐露宿,解決了許多重要的動力難題,被戲稱為核研究領域的“三尊大菩薩”之一(另兩尊是理論、試驗部門的負責人)。
19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國第一、第二枚原子彈先后爆炸試驗成功,周恩來、鄧小專門為郭永懷等科學家擺了慶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懷在參與氫彈研制的同時,又參加了人造衛星的設計。與此同時,為了完成援外任務,他還擔任研制一種單兵肩扛式防空導彈的總設計師,只用了不到半年時間就奇跡般地制成了這種超低空的地空導彈。
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從青海試驗基地赴北京匯報。飛機降落時發生墜毀事故,他不幸遇難,時年59歲。同年12月25日,國家內務部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新中國成立后,在我們這個煥發了青春的古國中,涌現出一大批威震海內外的風云人物。研制“兩彈一星”中的科技人員便是其中的光輝代表。
代中國科學落后,像郭永懷這樣滿懷救國之志的知識分子便走出國門學習。當年他們身在美國,心卻始終在中國。掌握世界最先進的科技知識后,他們便沖破重重阻礙返回故園。中國共產黨能吸收這樣一批既有民族精神又代表最先進生產力的英才,正是自身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體現。
1955年,*下了決心后,中國從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基點上起步,僅用十幾年時間便掌握了核彈(包括原子彈和氫彈)、人造衛星的制造技術。中華大地上能創造出這種令世界科技界普遍認為不可思議的奇跡,不僅在于擁有一批像郭永懷這樣的世界級的科學家,而且還在于他們有著舉世無雙的奉獻精神。
年來,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一定要發揚五六十年代搞“兩彈一星”的那么一種精神,那么一種干勁,盡快把我們的科學技術搞上去。可見,這種精神在今天仍是最寶貴的。
郭永懷在抗戰的烽火中出國留學,曾目睹日寇的飛機在頭頂橫行,決心選擇對航空起決定作用的空氣動力學專業,將來服務于中國的國防事業。他以一個跨音速流動的高難課題取得博士學位后,美國許多名校和企業都來聘請。郭永懷選擇了到動力學科居世界領先地位的康奈爾大學任教,但聲明只是暫時服務,將來要回國。他從事的學科研究經常接觸一些機密資料,美方便送給他一張表,上面有一項是:“如果發生戰爭,是否愿為美國服兵役?”不同意便會失去涉密資格,但郭永懷毫不猶豫地在表上填了個“不”。盡管他在學術上受到重重限制,卻時時關心新技術,記在本子上或裝入腦海。1947年,他在西南聯大就相識的女友李佩來到美國,不久同他結婚。李佩介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行將滅亡,共產黨則代表了中國的希望,這使郭永懷更堅定了回國信念。
1950年,錢學森想啟程回國被扣押后,郭永懷的行動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連去英國講學都不被批準。這更使他義憤填膺。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議達成僑民可自由回國的協議后,錢學森便馬上離開。美國移民局又派人勸說郭永懷,得到的回答也是堅決要回國。為避免美方以他掌握重要資料為由再加阻撓,他竟在同學聚會時把十幾年寫好的文稿投入篝火。妻子李佩開始痛惜不已,不過隨后知道“裝在他腦子里的科學知識是屬于他自己的”,美方無法扣下。1956年秋,郭永懷攜全家回到祖國,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
從外貌看,郭永懷身體瘦弱,年不到半百便已雙鬢斑白,時不茍言笑,總愛沉思。他工作起來,精力卻是超人的。1963年遷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與許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應。為了及時研究新情況,郭永懷頻繁往來于北京和基地之間,每次又會增加一次身體不適應,嚴重損害了健康。有人勸他少跑一些,他為了工作全然不顧。在生活上,郭永懷的簡樸也出了名,一支鋼筆從中學時代竟一直使用到犧牲。
周恩來叮囑郭永懷等科學家不要乘飛機。郭永懷為趕進度仍經常飛來飛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發現一個重要數據,急于趕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飛機。12月5日凌晨,飛機飛臨北京機場,距地面約400米時,突然失去衡,偏離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騰起一團火球。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尋找到郭永懷時,吃驚地發現他的遺體同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燒焦的兩具遺體被吃力地分開后,中間掉出一個裝著絕密文件的公文包,競完好無損。可以說,在飛機遇險、生命將盡的最后瞬間,郭永懷想到的只是用身體保護對國家有重要價值的科技資料!
周恩來得知郭永懷犧牲的消息,眼睛頓時濕潤了。錢學森更是傷感不已地嘆息:“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優秀力學專家離開了人世。”如今,我國空氣動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紀念亭,上面刻著張愛萍將軍所書的三個大字???“永懷亭”。
這天,錢三強來拜訪錢學森,既然彼此都姓錢,都住在一個樓里,也就不用講什么客套了。錢三強開門見山地說,因為要加強核武器的理論研究,請錢學森支援一位功底扎實的力學專家。錢學森一聽,兩眼放光說:“我來干行不行?”
錢三強哈哈大笑說:“那當然歡迎了?可是你那攤子誰搞?還是另選賢能吧。”
錢學森瞇著眼睛沉思了一下,然后鄭重地向錢三強推薦:“我看永懷可以。”
“郭永懷嗎?好!好!”錢三強也十分滿意,“他就在13樓住,我去找他談。”錢三強是個說干就干的人。
13樓204曾有過一個由郭永懷和他的夫人李佩及他們的獨女郭芹組成的家。郭永懷不大愛說話,好像總是在不停地思考問題,連走路也總是低著頭,而且他的步伐都是一大步一大步的,步幅和節奏很一致、很穩健,他似乎在搶時間,又像在用步伐度量著到達某個目的地的距離。
郭永懷兼職很多,要在好幾個單位上班,為了搶時間,汽車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坐騎”。接送郭永懷的是一部綠色小轎車,車頭上飾有一個奔騰的銀鹿,早上那銀鹿染著朝霞而來,晚上那銀鹿又披著暮靄而去.。
和大多數中國著名科學家不同的是,郭永懷的家庭并非“書香門第”,他出生于山東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在童年和少年時不僅經歷了寒窗之苦,還承受過生活的重負。
1939年春天,中國教育界傳出一段佳話。報考第七屆留英公費生力學專業的有50多人,公布分數時,竟有三人同登榜首,沒有伯仲之分。這三人就是郭永懷、錢偉長、林家翹。可是力學專業的名額只有一個,幸虧有葉企蓀和周培源兩教授力爭,這三位高材生才得以同時被錄取。他們于1939年12月從上海登船出發赴加拿大留學,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全面爆發,在這樣紛亂的時局下,還能出國留學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大家都很高興。誰知上船后,他們發現自己的護照上竟有日本簽證,上書:“允許在橫濱停船三日,上岸游覽”。他們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期,寧可不留學,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簽證。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有愛國的傳統,在歷史上,“書生”在面對國賊和外虜時,拍案而起者有之、橫眉冷對者有之、投筆從戎者有之。郭永懷等年輕學子的身上也涌動著這樣一腔熱血,為捍衛民族尊嚴,他們不惜犧牲這一難得的留學機會,當即帶著行李下船。直到1940年,他才又有機會赴加拿大學習。
郭永懷是一個善于沖破障礙的人。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噴氣式飛機已經出現,而且速度已經接聲音的速度,于是許多飛機設計師和心懷壯志的飛行員都想超越聲音的速度。于是一架架新型飛機被制造了出來,一個個勇敢的飛行員向音速發起了沖擊。可不幸的是,一架又一架飛機折翼藍天,一位又一位飛行員無功而返,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于是有人稱音速是“音障”。就在這一時期,郭永懷從加拿大來到美國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師從有“航空之父”之稱的馮?卡門教授,開始進行如何跨越音障的研究。1946年,郭永懷寫成了高質量的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此后,他又到康奈爾大學擔任教授,并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他的研究成果為人類突破音障,實現超音速飛行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發展了新的計算方法,可以幫助解決突破音障的難題,錢學森將這一方法命名為“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個英文字母。“PLK”方法在力學和其它學科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現在人類已經實現了超音速飛行,這里面就少不了郭永懷的貢獻。
憑著他的研究成果和業務能力,想到美國任何一家科研單位都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在回答“為什么要到美國來?”的問題時,十分坦率地說,到美國來,是為了有一天能回去報效祖國。因此,在美國,他就不能進入與國防尖端技術有關的實驗室工作了,而他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門”打交道,免得將來給自己的回國增添麻煩。
1956年,周總理代表*,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郭永懷毅然回國了,在臨行前,他當著許多美國朋友的面,把自己的手稿、筆記一頁頁投入火中,望著那飛去的灰蝶,他的夫人李佩覺得太可惜了,那是郭永懷的心血啊!可是郭永懷說,那些東西都記在了他的腦子里,這樣做是為了回國方便。
郭永懷想得非常周到,此時,他已經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學家了,是美國數學學會會員,又正是年富力強之時,美國有關方面一直在密切注視他的動向,1953年,就連英國人邀請他去講學,美國政府都不同意,更何況現在是要回到新中國去。
郭永懷一家就要返回新生的祖國了,這是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事,胡適曾經為如此富有才華的學者回國,發出感嘆說:“連郭永懷這樣的人都要回去了,可見人心向背。”
太洋不太,那時的太洋尤其風云莫測,果然,在回國途中,和他們同行的一位中國科學家,就因為在行李中攜帶了筆記等,受到了美國當局的嚴格搜查,那些筆記被強行扣留。這件事讓李佩更欽佩郭永懷的遠見了。
當郭永懷等中國學者走過羅湖橋時,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經在迎接他們了,何祚庥還帶來了錢學森的一封信,郭永懷打開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團烈火,把他的心燒得熱熱的。錢學森在信上說:“這封信是請廣州的中國科學院辦事處面交,算是我們歡迎您一家三口的一點心意!我們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們過橋,但看來辦不到了,失迎了!我們一年來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們想你們也必定會有一樣的體驗。今天是足踏祖國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樂生活的第一天……自然我們現在是‘統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寫志愿書,請您只寫力學所,我們拼命歡迎的,請您不要使我們失望……”
新中國成立,使留學海外的炎黃子孫受到極大鼓舞,他們從高高升起的五星紅旗上看到了中華振興的希望。
郭永懷在1957年發表的《我為什么回到祖國??寫給還留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們》一文中說:“自從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來,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工具被逐出中國大陸,廣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頭,有了辦法,有了保障,這個保障便是中國共產黨。這幾年來,我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獲得了輝煌成績,連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我自以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都有責任回到祖國,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設我們美麗的河山。”
美國當局為了阻攔郭永懷回國,尋找借口將他的妻子李佩無理傳訊達1年多時間;國民黨方面也專門派人勸他到臺灣,郭永懷毫不動搖,激憤地與那個人辯論了幾個小時。
1955年,錢學森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回到祖國。郭永懷得知這一消息后,回國之心更加迫切。這時,美國當局對中國留學人員進行填表摸底,以這種方式進行威脅。
郭永懷在摸底表格上堅定地回答:“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想走的時候就要走。”他請律師向美國移民局交涉,據理力爭。美國政府迫于輿論的壓力,根據1954年中美大使級談判中達成的協議,不得不答應讓郭永懷回國。
為了避免美國當局節外生枝、制造麻煩,郭永懷在做回國準備時,在他住房的后院燒了不少多年來他的科研文章和教學講義手稿。
郭永懷撰寫這些手稿花費了不少時間,一筆一劃都很清楚;而焚燒紙稿的煙霧也會引起鄰居的不滿。郭永懷的妻子李佩當時勸阻說:“何必燒掉?回國還有用。”
郭永懷說:“省得找麻煩,反正這些東西都在我腦子里了!”
在康奈爾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長為他送行的野餐會上,郭永懷用燒烤香腸和漢堡牛排的炭火余燼,把未燒完的大量講義一頁一頁地燒光。
在場的同學和學生們看著閃閃的火焰,許久默默無言。
事實證明了郭永懷的機智和遠見。在他們搭乘的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即將啟航時,突然上來幾個穿著深藍色制服的彪形大漢,這些美國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到核科學家張文裕、王承書夫婦的艙房里搜查了所有的行李,使開船時間推遲了兩個小時。
在這焦急的等待中,郭永懷、李佩在甲板上暗暗為張文裕夫婦擔心,生怕把他們一家扣下,直到看見特務們離開才松了一口氣。同時,李佩也為郭永懷燒掉了書稿暗自慶幸,因為人的頭腦是無法搜查的。
1956年9月30日,郭永懷、李佩等歸國科學家進入羅湖邊防站,踏上了祖國大陸的土地。幾十年后,郭永懷的夫人李佩教授仍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當年我們過境踏上國土時,首先看到的是幾間灰禿禿的小屋和穿著灰色制服的邊防戰士,而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非常醒目,它使我們大家感到興奮又溫暖。”
“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我衷心希望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早日實現現代化”。
回到北京,郭永懷見到了先期回國的錢學森,他興奮得流下熱淚。錢學森推薦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
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了郭永懷,問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懷說:“我想盡快投入工作……”
郭永懷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氣動力學、爆炸力學、電磁流體力學、飛行力學和固體力學的研究和指導工作。他從不休息星期天和節假日、從不午休,早出晚歸,埋頭書案,工作是他最大的樂趣。他聽音樂的時間沒有了,從美國帶回來的兩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后來全部送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他愛好集郵,從清朝到當時的國內外郵票,整整搜集了3大本,后來全部送給了郵政總局;他十分喜愛攝影,現在也顧不上了……
郭永懷說:“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我衷心希望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早日實現現代化,早日建設成繁榮富強的*,以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1960年,我國核武器研制工作剛剛起步,蘇聯的赫魯曉夫便撕毀協議,撤走專家。
中共中央決定自力更生,從頭摸索,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自己的原子彈。
在我國“兩彈”發展的關鍵時刻,錢學森再一次向*推薦了郭永懷。
對于郭永懷來說,這意味著將要接觸機密,將要默默無聞地為祖國獻身。這位在美國堅持拒絕接觸機密的科學家,在祖國召喚的時刻,毫不猶豫地投身研制原子彈的秘密工程。
1960年,郭永懷擔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與實驗物理學家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我國核武器研究最初的3大支柱。
郭永懷負責核武器的力學部分和武器化。他組織大家對核武器的結構力學、結構強度、壓力分布等進行具體的研究和計算;并指導大家進行核裝置的靜態力學研究和靜態力學試驗。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試驗場新疆羅布泊,郭永懷擔任場外試驗委員,他深入試驗現場指導工作、開展試驗,在氣候環境十分惡劣,夏季酷熱難耐、冬天寒風刺骨的戈壁、高原,與年輕的科技人員一起喝苦水、住帳篷,風餐露宿。
郭永懷經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羅布泊之間,聽取匯報、指導科研,深入科室、車間,親臨試驗現場,對一些關鍵問題開展技術討論。從課題設置、方案制定、裝置建立、實驗落實、結果分析等,一一親自過問。
與此同時,郭永懷仍關注和倡導力學新興領域的研究工作;參與領導火箭氫氧發動機和地空導彈的研制工作;參加有關物理工程的籌備工作;參加人造衛星設計院的領導工作;參加空氣動力研究院的籌建工作;參與指導重大工程防護的科研工作……
時間對于郭永懷來說,太緊張也太寶貴了。盡管中央為了保證安全不讓他乘坐飛機,但郭永懷仍堅持乘飛機,還特別喜歡選擇夜航。他說:“乘飛機節約時間,夜航打個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正是在夜航中,無情的事故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和悲痛。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追授郭永懷“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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