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我縣立足邊學邊查邊做邊改，通過建立學習、問題、整改“三張清單”，倒逼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深學實做。以下是高考知識網收集整理的領導干部個人組織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領導干部個人組織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全面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提高黨員干部拒腐防變能力”。可見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但是，從幾年紀檢監察機關查辦的違紀違法案件和一些社會現象來看，還有少數領導干部在執行廉潔自律規定方面，存在著不少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和高度重視。

一、當前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

今年，我們通過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專項檢查工作和“雙創一爭”主題實踐活動，發現當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比較突出：

一是對廉潔自律認識不足。有的黨員領導干部認為廉潔自律主要是針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一般領導干部處在最基層，沒多大的權力，缺乏滋生腐敗的土壤，強調廉潔自律是小題大做;有的認為廉潔自律在基層只是一些小問題，過于認真，會影響團結;有的則認為廉潔自律完全是領導干部個人的道德修養問題，忽視了組織監督制約的必要性。由于認識上的偏差，致使一些單位和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對廉潔自律工作重視不夠。

二是廉潔自律工作不到位。有的單位沒有把廉潔自律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雖然把廉潔自律工作納入基層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中的主要內容來考核，但由于指標體系不太科學、完備，其結果不能真實、準確地反映被考核單位的工作情況，考核結果一般沒有與領導干部的獎懲、任用掛起鉤來，致使廉潔自律工作基本上是抓與不抓、抓得好與抓得差一個樣。對一般領導干部存在的貪污受賄、以權謀私、違反財經紀律、生活奢侈等問題的處理規定，大多是照抄上面的，針對性不太強。

三是機關干部工作作風不實。客觀說，由于社會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社會思潮的日益多元化，一些領導干部為政不廉，不注意形象，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眾，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什么場合都敢去，什么錢都敢花，什么東西都敢要，熱衷于請客送禮、公款吃喝、打牌玩樂，甚至賭博;有的領導坐豪華車、以公車私用，親自駕車為時尚;有的領導以考察名義公款旅游，進行高消費娛樂，總認為是“生活小事”;上級領導來檢查工作，超標準招待不說，還要送禮，唯恐上級領導不高興;有的辦事不公正，不講原則，不講宗旨講票子;有的辦事不廉，利用手中權力“吃、拿、卡、要”，甚至貪污受賄，腐敗墮落，走上違法違紀的道路。據統計，2008至2009年，全市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領導干部違法違紀案件57件62人，占查辦案件總數的30.5%。有的黨員領導工作熱情不高，敬業精神不強，作風上拖拉懶散，渾渾噩噩;有的要求不嚴，工作標準不高，不圖有功，但求無過，攀比待遇，意志消沉;有的人工作避重就輕，避實就虛，避難就易，為官一任，一事無成;有的人不求干事，但求名利;有的人在其位，不謀其政;有的干部看到別人快速致富，眼紅心熱，借子女之名經商開店，借朋友之名推銷、攤派，更有甚者，撈點外快，私下里進行權錢交易。有的黨員領導干部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抓工作慣于做表面文章，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有的對工作落實抓的不夠，只是一般號召，而沒有具體指導，更沒有督促檢查，忙于交際應酬，搞文山會海，成天泡在會議里，漂在酒桌上，迎來送往，哪有什么時間說“抓經濟、搞建設”;有的對待上級的決定和指示，不是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有針對性、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而是照抄照搬，依葫蘆畫瓢;有的只擅長嘴上功夫，夸夸其談，牛皮吹上天，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有的忙于走上層路線，千方百計擠進上級領導的社交圈，結果是身離領導了，心離群眾遠了，市場上當了外行，官場上成了內行。

四是對廉潔自律監督不夠。監督機制不健全，手段少，效果不佳，是廉潔自律工作中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有的單位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搞“庸俗團結”，會上只講成績，不談問題;只講工作，不談;只講集體，不談個人的現象依然存在。有的即使開展批評，也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往往是自我批評擺情況，相互批評提希望。一些地方在執行廉潔自律規定時，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做法，不合意的就變著花樣應付或干脆不執行，缺乏嚴肅性。有的對明知不好的現象熟視無睹，待到成風又束手無策。比如：對本單位領導干部參與賭博問題，小打小鬧時放之任之，等到發展成風，又無所適從。一些地方群眾受經濟生活的影響，對發生在身邊的腐敗案件漠視，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不舉報;個別黨員領導干部作風問題嚴重，影響不好，致使群眾對干部缺乏信任，因此不愿意舉報，使有影響的案源大量流失。

二、當前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原因

一是學習不主動。有的領導熱衷于學習政策理論，而對于有關廉潔自律方面的知識學習抓而不緊，對廉潔自律方面的知識也是一知半解，致使廉潔自律意識不強，甚至損害了國家及人民的利益，損壞了黨的形象。

二是自律意識不強。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奉公不端正，廉潔自律意識不強，淡忘了黨的宗旨，奉獻精神衰退，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惡性膨脹。從被查處的黨員領導干部出現不廉潔的案子來分析，問題就出在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不強，對個人要求不嚴，為了自己的享樂而毫無顧忌大肆攫取。比如，有的領導干部組織上給他配備了標準的公務用車，但他就是要講排場比派頭，超標為自己配備小汽車。還有的領導干部錯誤地認為“自己身為領導干部吃點、喝點、拿點不要緊，上升不到腐敗問題。”而事實告訴我們，一些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甚至犯罪，往往是從吃點、喝點、收點等小事開始的。防線一旦突破，胃口就越來越大，膽子也越來越壯，久而久之，就會跌入違法犯罪的深淵，這樣的教訓值得深刻記取。現在社會上還有一種怪現象，“笑廉不笑貪”，認為廉潔的人沒本事，貪點、收點不算啥，這種現象對我們開展反腐倡廉工作極為有害。

三是制度不完善。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制度健全，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完善，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從查處的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除了其本人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完善所致的。比如我們在治理“官本位”的問題上，方法不多，制度不嚴，致使有些領導干部受封建社會的“官本位”意識影響較深，自己一旦升遷就玩起了“夫榮妻貴”、“光宗耀祖”那一套。于是，他們時忙于日常應酬，放松學習，疏于管理，特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開始萌生作祟。部分意志薄弱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認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把一切“向錢看”的腐朽帶入執政領域中，把手中的權力視為交換的籌碼，為滿足超前的高消費，絞盡腦汁，不擇手段，巧取豪奪。其自身違紀違法的同時，也影響和帶壞了家庭成員及身邊工作人員。

四是監督不力。監督機制軟化，監督不力，使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糾正。特別是“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權力在運作過程中，得不到有效的監督，以致獨斷專橫，不守紀律，廉潔自律方面的制度形同虛設。比如有的黨員領導干部直接插手工程建設，搞暗箱操作，收受賄賂，斂取錢財，下面的干部照著領導的“套路”干起了違法亂紀的事。這樣一來，就使得群眾的民主政治觀念淡化，畏懼監督;班子成員內部求和，回避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難以監督。

五是懲處不嚴。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對本單位存在的不廉潔行為捂著、蓋著，有的一把手故意“攬過”，盡力為班子副職開脫，有的部門基于自身利益考慮，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違紀當事人不進行嚴肅處理，更談不上對失職領導進行責任追究;一些單位一把手本身有問題，擔心對下屬處理后會捅自己的漏子，故而不去懲處。

三、對策及建議

第一，用強化教育筑牢自律防線。堅持以人為本，注重學習教育，加強多層次培訓工作，做到“廉潔風”常吹、“預防針”常打、“警示鐘”常敲，增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一是要強化政治教育。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鄧小理論、“三個代表”重要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重大戰略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利益觀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堅定信念，增強宗旨意識和公仆意識。二是要強化黨紀法規教育。要組織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黨章、黨紀規定和法律法規，增強紀律觀念和法制觀念，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三是要強化道德教育。以*為重點，教育黨員領導干部努力踐行“八榮八恥”，樹立新風尚，做構建和諧社會的表率。四是要強化警示教育。用查處違法違紀典型案件以案說法、以案說紀，教育黨員干部在什么該為、什么不該為上保持清醒，帶頭干凈干事。五是要強化先進典型教育。要繼續以爭創勤廉兼優領導干部等活動為載體，評選樹立先進，用身邊的人和事教育領導干部，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良好氛圍。

第二，用約束手段遏制腐敗行為。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權力監督，用制度約束其用權行為，重點做好下面四個方面：一要善于把握重點，在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凡涉及重大決策、重大項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額資金的使用，必須由領導班子集體按決策程序，議事規則經集體討論作出決定。對那些過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敗的權力要嚴格規范、合理配置和科學分解，使分解后的權力運行規范化、程序化，以達到相互制約、相互制衡，減少或杜絕在執行過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二要實行全程監督，把事前預防和事中約束作為重要的監督環節。事前監督，首先要抓好決策民主化，這是實現科學決策的重要前提，善于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實行領導、專家、群眾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其次，要確定重點，增強監督的針對性，把擁有執法權、行政審批權、人事權、財權的個人、部門作為重點。再次，要拓展監督空間，實施全方位多層面的監督和全程監控。三要努力拓寬監督渠道，建立健全對領導干部監督的網絡。首先要切實發揮黨組織對領導干部的管理教育功能，著力提高黨委民主生活會的質量。其次要建立領導干部相互監督責任追究制度。領導班子中，如果有領導干部發生嚴重問題，不僅要處理當事人，也要追究黨政領導及相關領導成員的責任。再次，要暢通群眾舉報專線，建立群眾舉報中心和信訪約談、提醒制度。同時要充分利用輿論監督的作用，為他們的有效監督提供必要的條件和寬松的環境，積極支持新聞媒體公開曝光，揭短亮丑，以達到“一人曝光，警示一片”的社會效果。最后要完善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對上級要求的個人收入申報，授受禮品登記收繳等廉政規定，要認真抓好落實。

第三，用制度和機制規范從政行為。要注重建立和完善與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形勢相適應的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定，重點在重大項目建設、住房、參與經濟活動、公務接待、領導干部個人家庭婚喪嫁娶事宜辦理、八小時以外的生活、娛樂活動等方面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紀律規定，堅持用制度管權、約束領導干部的公務行為。同時，加強對從政行為、辦事規則的規范，杜絕領導干部的隨意性。并通過制度的完善，不斷探索廉政建設的新機制，特別要在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等方面進行探索和改革。如通信工具貨幣化改革、公務用車改革、差旅費包干改革、住房改革等。通過各項改革降低領導干部職務消費成本，堵塞漏洞，有效杜絕不廉潔問題的發生。

第四，用專項治理解決突出問題。每年要有重點的開展幾項專項治理，以求取得實效。如當前要深入治理領導干部違規收送現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收受干股，以及以賭博和交易等形式收受財物、利用婚喪嫁娶等事宜收錢斂財;清理領導干部在住房上以權謀私問題;糾正和查處領導干部放任、縱容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其職權和職務影響經商辦企業;治理領導干部違規插手招投標、土地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市場交易活動謀取私利的問題等。通過這些專項治理查處違紀、糾正一些領導干部的不廉潔行為。

第五，用公開評議促進干部勤廉。要在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中推行以勤政廉潔為主要內容的雙承諾、雙公開、雙評議、雙考核“四雙”活動。通過年初“提”諾、組織“審”諾、公開“亮”諾、積極“踐”諾、定期“評”諾和黨務、政務公開以及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公開評議和考核，形成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和要干事、干成事、干實事、干凈干事不出事的良好局面。

第六，用監督檢查確保廉政成效。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要采取定期檢查和不定期檢查相結合、明查和暗訪相結合、時檢查和重大節假日檢查相結合、全面檢查和重點部門重點崗位檢查相結合等方式，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情況的監督檢查。要全方位開展監督活動，聘請社會監督員經常性提供信息，重視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要繼續抓好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報告、經濟責任審計、廉政談話、質詢、述職述廉、民主測評等有效監督措施的落實。要認真扎實地開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在抓好學習、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切實開展對照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和整改工作，真正解決一些傾向性、苗頭性問題，提高民主生活會的質量。要嚴肅查處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的違規違紀問題，增強威懾力。要加強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考核工作，考核結果存入個人廉政檔案，并作為評先選優、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據，建立促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長效機制。

總而言之，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是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只有認真研究其發展變化規律，不斷探索創新，才能把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做得更加扎實有效。不斷把工作推向深入。

領導干部個人組織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以*同志的新一屆*，上任伊始，就把作風建設放在首要位置抓緊抓好，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堅持發揚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等優良作風，堅持貫徹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和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權謀私、弄虛作假和個人專斷、追求奢華等不正之風。”一個自上而下的黨的群眾路線主題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如火如荼開展，讓全國人民看到了希望，增強了信心。

筆者認為，應對“四大考驗”，防止“四大危險”，糾正“四風”，全面加強黨和政府機關黨風、政風、行風、作風建設，問題出在前三排，根子仍在*臺。現象在基層，原因在上級，關鍵在領導。

說起領導，許多機關干部認為，那是別人的事，“大官”的事，我一個普通干部、小股長、科長、處長、局長算不上

什么領導。其實，對于如何界定“領導”，要作動態分析。從中央、省(直豁市)、部級層面，黨和*肯定是領導，黨和國家機關部委辦局負責人，省(直豁市)政府領導和部委辦廳負責人當然也是領導;從市縣層面，副處級以上職務的干部就是領導;從鄉鎮層面，副科級以上干部就是領導;在基層農村(街道)，對于村民(居民)來說，村支書、村長(街道辦事處、社區負責人)就是領導。根據《管理學基礎》中的解釋：領導是在一定的社會組織和群體內，為實現組織預定目標，領導者運用其法定權力和自身影響力影響被領導者的行為，并將其導向組織目標的過程。廣義地說，只要具有下屬或者追隨者，擁有影響追隨者的能力，行為具有明確的目的，并可以通過影響下屬來實現組織目標的人，均可列入領導行列。

一、領導干部作風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理想信念失落。一是不知自己信什么。不信馬列信鬼神，披著馬列主義外衣，打著共產主義大旗，干著自由主義的事情，由于理想不堅定，信仰不虔誠，心理很空虛，靈魂難安穩，大事小情只能有求于“風水大師”指點謎津，“術相先生”掐算人生，傍富倚貴鋪筑前程，甚至政府機關怎么蓋，道路名稱怎么取，都要體現趨吉避兇、抬頭見“棺”、升“棺”發財。二是不知入黨為什么。不講黨性講本性，當初入黨就是為了做官，為了從執政黨的地位撈取好處，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宗旨、目標、任務，紀律、規定、程序等知之甚少，有的隨著行政職務提升，順其自然有了黨內職務之后，卻并不知道自己在黨組織內的位置、作用、職責、責任，不把黨內監督、組織監督、群眾監督放在眼里，有的甚至把行政職務帶到黨內，說話辦事想問題，只對給自己“烏沙帽”的領導負責，而不是向黨組織和廣大民眾負責。三是不知當官做什么。不修人格修官格，不在做人做事上下功夫，卻在位子、房子、車子、票子、孩子“五子登科”上做文章，言則大話套話、空洞口號，行則前呼后擁、警車開道，住則五星賓館、豪華接待，有的招待應酬增多了，燈紅酒綠慣了，官場潛規則適應了，不知不覺中逐步迷失了自我，在地方搞諸侯割據，在單位搞獨立王國，無論是中央的政策還是上級的指示，附合自己心意的就落實，反之就以與單位實際不符為由束之高閣，不學習、不傳達、不下發、不執行。四是不知人生圖什么。不敬民眾敬錢財，撈錢撈到手發麻，很少把貧困弱勢群眾當兄弟，卻善于與商人、企業家交朋友，受大款、爆發戶的內心外表、行頭做派影響與剌激，出現心理失衡并不奇怪，想方設法在職務享受、職務消費、職務爬升上找衡，有的甚至用商人之錢，買自己之官。古人云：“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說的是人“需求的有限性”與“欲望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對物質的考慮牽掛、需求追求太多，最終必為物欲所累。

(二)個人主義泛濫。一是個人野心惡性膨脹。“新官上任三把火”并非壞事，體現的是領導干部急于干事創業的激情。但現在有不少領導干部“三把火”燒的不是地方。一把火“動班子”。把不屬于自己“圈內”的副職視為異己，必欲去之而后快，為“一長制”、“一枝筆”、“一言堂”奠基礎;二把火“調中層”。不按干部管理選用規定程序辦事或在操作上設置“票權暗箱”，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為斂財創造機會，為安插親信提供方便;三把火“否前任”。不管前任留下的基礎如何，在人、財、物上搞全盤否定，用否定歷史表現創新，用否定前任證明公心，用否定他人展示淫威。二是個人政績泛濫成災。GDP出干部，數字出干部，項目出干部，速成政績已經成為各級領導干部揮之不去的魔咒。由于政績因素的作用，地區單位的宏規劃就無法體現戰略定位的長期性，規劃推進的連續性，分步落實的階段性，有的不顧自然條件環境和民心財力，追求面子工程、政績工程，限期工程。后任“修改”前任思路，“調整”前任布局，否定前任規劃，已成官場公開的秘密。有的領導干部按照個人經驗知識、社會閱歷規劃地區、單位未來，甚至出現一官一思路，一官一規劃，一官一重點的后遺癥工程、半截子工程。三是個人利益雪球效應。一人當官，雞犬升天。據《新京報》報道，轟動一時的陜西房媳張彥家庭至少15人擔任領導、公務員或國企領導，他們生活在以原運城市財政局長孫太的“官員”家族。更有甚者，據《人民網》批露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新場鎮一個18人的衛生院，院長一家就占了8人。互相利用，投挑報李。領導干部之間，你幫我安插親友崗位，我幫你解決家人就業，有的利用職務影響，為其親屬“破格”提拔提供方便。在公務員、事業人員逢進必考的形勢下，有的地方領導創新發明了“定編不定員”的模式，專門用于解決領導親屬或者關系人的就業。四是個人享樂奢靡成風。有的奉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官小做派大，人微場面寬;有的追求物質享受，追求感官剌激，沉湎花天酒地，熱衷燈紅酒綠，縱情于聲色犬馬，沒有不敢喝的酒，沒有不敢收的禮，沒有不敢辦的事;有的情趣低俗，玩物喪志，經常出入歌場、舞場、沐場、賭場，沒有把主要時間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事業上;有的超標出行，超標接待，超標配車，超標配房，不管職級高低，辦公室一定要象賓館一樣帶臥室、衛生間，為“床上培養干部”提供方便。

(三)工作作風漂浮。一是浮。不會下基層。下基層之前，必先打電話通知基層，安排好檢查考察的食宿行，連看什么點，聽誰作介紹，與什么人交流都由基層布置好，所以根本聽不到真心話，看不到真情況，如同皮球掉在水井里，從上邊看，是下去了，從下面看，卻浮在水面上。不會搞調研。一說調研，找幾個群眾代表開個座談會，找幾個基層干部談談話就萬事大吉，對問卷調研、網絡調研、媒體調研、蹲點調研、專題調研等知之甚少或不會運用、不愿運用，滿足于坐著車子轉，隔著玻璃看。不會作宣傳。精于用會議落實會議，用文件傳達文件，有時連傳達文件的講話都必須由上級提供通稿或由秘書起草講稿，很少有自己的、觀點、主見。二是虛。憑感覺做事。一拍腦袋出主意，二拍胸脯打包票，三拍屁股換位置，是官僚主義的典型表現。依經驗做事。自我感覺良好，但由于經歷閱歷眼界的局限，易患井蛙之錯，而且還振振有詞，堅持己見，很難被說服。按先例做事。遇到問題，首先查以前有無先例，只要有先例，無論對錯，一律按先例辦，根本不考慮時間空間的發展變化，不考慮天時地利人和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更缺乏改革創新精神和大膽負責精神。三是軟。只求“過得去”。工作缺乏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消極等待，被動應付，效率低下，質量不高。只求“對得起”。“對得起這份工資”、“給多少錢，辦多少事”，“掃好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為口頭禪。只求“不添亂”。把“多做多出錯，少做少出亂，不做不出事”奉為“座右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對日常工作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搞“無為而治”。四是吹。有的貪天之功，把地區單位發展的成績記在個人的功勞薄上，忙于編著史志年鑒，重金聘請專家名人作詞、作曲、作賦、作序，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有的用公款華麗包裝，把自己打扮成唱練做打、琴棋書畫無所不精的全才、天才，結果一旦離職，退去“領導”光鮮靚麗的光環，就成了“離開司機就不會走路，離開秘書就不會講話”的庸人、廢人。

(四)人力資源浪費。一是用人不公。以干部年輕化為由，排斥異己，安插親信，越級提拔“少爺”、“姑爺”、“師爺(秘書)”到重要崗位、關鍵崗位、要害崗位;以知人善任、了解考察為由，為買官賣官提供方便，“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光跑不送等待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了機關干部人人心領神會的潛規，以至有的地區、單位，不同職位明碼實價，已成公開的秘密。二是機關松散。“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搗亂”現象，雖然并不代表機關干部主流，但在不少單位，確實不同程度存在“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臨時工挑重擔”現象。有的政府機關及事業單位，正式人員不上班或上班不干活、干私活已經司空見慣，大量經費被用在花錢聘臨時工上，有的甚至把臨時工放在行政執法崗位上，出現被媒體熱炒的政府機關“臨時工”執法現象。三是職能錯位。由于部門內部職責、職能、職權上的分工差異，在單位內部的職能部門之間，也存在著權大權小、事多事少的區別，有的單位領導憑個人好惡，不按職位說明書發揮處室作用，導致處室職能缺位越位錯位并存，有的甚至“亂點鴛鴦譜”、張冠李戴、部門權責不符，有的職能部門有機構無人做事，有的機構有人做事卻因職能不清無事可做，導致上班干私事，網上玩游戲等問題屢禁不止。四是空餉現象。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為防止握有實權的領導干部退休前突擊腐敗的59現象，讓部分縣處級領導干部57歲“退二線”，是干部管理部門變通執法的一大發明。問題在于不處于領導崗位的機關中層科股級普通干部也被硬性“參照執行”，而且層層加碼，讓一大批年富力強、心理成熟、經驗豐富的機關中層提前到53歲“退二線”，不但與當前舉國關注、社會熱議的延遲到65歲退休年齡背道而馳，而且也讓年齡在48歲以上的機關中層干部也產生“前途無望、船碼頭”的迷茫心態，有的甚至情緒低沉，消極，工作糊弄，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嚴重受挫。已經“退二線”的干部，除有少數干部出去謀業或被“返聘”外，其他大多數干部都呆在家里以打牌、釣魚、照看孫子孫女度日，“二線干部”處于放任自流、無人監管、權益無助狀態，還在社會上引發了百姓詬病的機關干部“吃空餉”問題。

二、領導干部作風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道德文化錯位。一是封建文化殘余。《論語》有云“惟上智下愚不移”，出自春秋時期的《禮記》也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民間俗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等，都說明當官與特權相伴，民對官要么逆來順受，承認官貴民賤，官民有別，要么通過自己奮斗當官改變命運，要么“揭桿而起”打倒貪官。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作的四大名著中，《三國演義》演的就是官場權術，《水滸傳》傳的就是如何與貪官作斗爭，《西游記》記的都是教人如何與領導以及領導身邊人打交道，《紅樓夢》則通篇介紹“高富帥”、“白富美”如何編織關系網，用好“護官符”。二是西方文化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國門打開，國人對于西方價值體系從視為洪水猛獸到變本加厲崇洋媚外，從*好到月亮西方圓，從去西方留學、求職、就業到去西方嫁娶、購房、移民，從在國有資產改制過程中發了國家財的爆發戶到在官場中貪足撈夠的裸官，到美國去，到歐洲去，到資本主義的后方去，成了官場、商場“成功人士”的共同夢想。三是主流文化斷層。我們的祖先確曾創造過輝煌一時的中華民族文明，但經過這么多年的自我折騰、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大陸已經所剩無幾了。一方面是傳統的道德觀念被砸碎打爛，另一方面是新文化、新理念、新道德的建立健全還任重道遠、遙遙無期，當今社會正處于中華文化的斷檔期，無信仰、無道德、無政府現象比比皆是，過高估計自己，過低評價他人，不懂禮儀、不講誠信、不知感恩，是官場急功利、膚淺浮躁的集中表現之一。據人民網披露：加拿大蘭德斯塔德公司在32個國家進行全球工作監察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有高達84%的人覺得自己大材小用，排名全球第一(排名最后的國家盧森堡23%)。在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中，感覺自己被大材小用的實際比例或許更高。

(二)社會環境影響。一是唯上唯權影響。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或以政代黨，在相當多的地方仍然存在;領導班子不團結,領導成員爭排行，領導干部團團伙伙、勾心斗角的故事，成為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笑料。有的領導干部把黨、政府與人民群眾放在對立的位置，網上熱炒一時的河南省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福建省長樂市環保局局長陳桂光“群眾反映問題不能打局長電話”，四川雙流縣公安局交警大隊勤務二中隊副中隊長梁忠“我是為領導服務”等雷語，雖然不能代表黨員領導干部的主流，但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部分領導干部的十分嚴重的官僚、衙門、霸道作風。二是上行下效影響。上行下效，典出《尹文子大道上》，“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說的是：“從前，晉國流行一種講排場、擺闊氣的壞氣，晉文公便帶頭用樸實節儉的作風來糾正它，他穿衣服決不穿價格高的絲織品，吃飯也決不吃兩種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晉國人就都穿起粗布農服，吃起糙米飯來”。其寓意在于說明領導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能夠嚴格要求自己，下面就會跟著學。對于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公款超規格接待豪華宴，公費出國出境豪華游、超標超配豪華車，“三公消費”到了令百姓忍無可忍的地步。“上百個紅頭文件管不一張嘴，若干個不準治不了官員兩條腿”，公款嫖娼開發票報銷成為全球笑話。而且煙哥、表哥、房姐、裸官背后，無不與貪腐有關。花錢買個所長、科長已經成為小兒科，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花500萬準備買個省委書記被騙，揭開了買官賣官的冰山一角。三是監督虛化影響。對于黨政領導干部，從黨和國家有關規定和要求上說，應該自覺置身上級黨的組織監督、紀委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民主黨派監督、司法監督、單位黨組織監督、班子集體互相監督、行政紀律監督、經濟審計監督、下級部屬監督、基層群眾監督、輿論媒體監督、日常自我監督等十余種監督，但在實踐中，“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自我監督太空”，換一種說法就是“監督上級怕遭到打擊報復，監督同級怕妨礙班子團結，監督下級怕丟失群眾選票，監督自己怕傷面子威信。”這其實是“制度缺陷”和“官場生態環境”的鮮活寫照。正因為缺乏真正有效的監督，所以“一把手”凌駕于組織之上、凌駕于班子集體之上，凌駕于群眾意見之上，大事小情“一把抓”，決策拍板“一言堂”，財政花錢“一支筆”，選人用人“一句話”，并非荒誕不經的天方夜談。這樣的官場“生態環境”，對主要領導來說，得“金杯”容易得“口碑”難，“穩退休”不進監獄難上加難。

(三)官僚思維效應。一是“羊群”效應。放羊的人都知道，頭羊往哪里走，后面的羊就跟著往哪里走。在一群羊前面橫放一根木棍，第一頭羊跳了過去，第二頭、第三頭也會跟著跳過去;這時，把那根棍子撤走，后面的羊，走到這里，仍然像前面的羊一樣，向上跳一下，盡管攔路的棍子已經不在了，這就是所謂的“羊群效應”也稱“從眾心理”。從管理學角度，在政府機關作風建設上，領導干部就是“頭羊”，對于黨規政紀，只要“頭羊”不逾越，群羊多會守規蹈距，只要“頭羊”突破規則，群羊必聞風而動。所以，作風好不好，關鍵在領導;作風實不實，責任在上級。二是“手電”效應。手電的效用人所盡知。但現在有不少領導慣了把馬列主義、法規政策、規章制度裝在手電筒里，光照別人，不照自己;有的對人是馬列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有的八小時內講反腐倡廉、奉公守法，八小時外搞貪污索賄、家外有家。所以才有“臺上他講人，臺下人講他”的民謠和“小秘反腐”、“小偷反腐”、“小姐反腐”的灰色幽默。三是“圈子”效應。從幾何角度看，領導和群眾是一個圓心與半徑的關系，從物理角度看，領導與群眾還有一個向心力與離心力的問題。對于主要領導來說，如果整天圍繞在自己身邊的人是干事創業的好人、正人、能人，領導接收到的可能是積極的信息，如果被別有用心的小人、愚人、壞人包圍，則領導很可能會陷入“墨者黑”的困境。在實踐中，素質低劣或心有所圖之人，往往會觀顏察色，見風使舵，找領導軟肋，投領導所好，通過搬弄是非，影響領導決策，達到個人目的。而有真才實學之人往往有自己的做人哲學和底線，大多認真、嚴謹、固執、倔犟，不愿溜須拍馬，不會阿諛奉承，往往不為心胸狹窄、缺才少德者喜愛，只有具備宏才大略的領導才會主動去識別、發現、使用人才。四是“太極”效應。練過太極拳的人都知道，太極拳有很多功法，但有人總結出入門三招，即“繞”、“化”、“推”。體現在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上，這個“繞”，就是說話辦事想問題，總愛把簡單問題復雜化，而不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就是遇到矛盾繞著走，揣著明白裝糊涂;就是明知改革有風險，因為風險不改革。這個“化”，就是熟知官場潛規則，放棄原則和稀泥;就是對于違規違法問題，能捂就捂，能蓋就蓋，實在無法遮掩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這個“推”，就是遇到困難、問題、矛盾往上推，遇到責任、風險、吃虧往外推;遇到決策失誤、失敗教訓往組織集體推，往管理監督缺位推，往*推，往國家政治經濟、法律法規體制不夠健全完善推。

(四)職業危機恐慌。一是腐敗高發導致職業風險恐慌。宋代楊萬里在《馭吏》中說：“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于上而詳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意思是說大官吏不端正卻苛求小官吏，對上面遵守法律要求簡略寬松，而對下面要求卻詳細嚴格，全國的人因此而不心悅誠服，那是很自然的。但有的領導干部私心私利私欲惡性膨脹，在城市建設、國土管理、交通改善、招商引資等重大經濟活動中，“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河南省四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多地縣委書記買官賣官，領導干部崗位從高位到高腐再到高危，年網絡公布的“中國最危險職業”統計，按照所從事職業的危險程度，依次排出了“礦工、官員、記者、警察”這四種行業，正說明貪官的職業風險在不斷加大。二是網絡時代導致知識陳舊恐慌。上個世紀，領導干部通過文件、會議掌握大量信息，而群眾獲取信息知識的渠道太窄太少，所以領導在臺上講話群眾愿聽。網絡時代，領導和群眾獲取信息的機會基本等，有的愛好學習的群眾在自己從事、關心、研究的領域，其理論和實踐的能力甚至比領導還要全面高深很多，如果領導整天忙于事務，不注重學習，在政治理論、業務能力方面很難成為群眾的“領頭羊”，很容易成為群眾“尾巴”，雖然擁有話語權，但卻丟失了群眾的認同感，如果沒有廉潔自律的人格魅力作保障，只能“你講得口干舌燥，我玩手機睡覺”，這也是當今會議紀律難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專業單一導致能力不足恐慌。現代社會對領導干部能力素質的要求，已經不單純滿足專家型、學者型領導，而更多需要的是懂得管理科學、領導藝術、協調關系、應變能力的“雜家型”領導。從領導干部來源看，有的是從學校畢業，通過調干生、考公等途徑跨入仕途，步青云的;有的是在推進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過程中一夜“暴富”被越級提拔的;有的是憑背景、后臺被破格或帶病提拔的;有的是因領導班子中需要有一定比例無黨派干部、知識分子干部、少數民族干部、女干部，而被定向培養或越級選拔，被群眾諷之為“無知少女”型干部。這些領導雖然官越當越大，自我感覺越來越好，但心胸眼界、知識素質卻并非都能與時俱進，與職位匹配。遇到重大問題、突發事件時，出現“拍腦袋決策、拍胸脯擔保、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型干部并不奇怪。四是凝聚弱化導致組織認同恐慌。黨政機關是一個令行禁止、高效運行的精英團隊，靠什么凝心聚人、栓心留人?上個世紀是靠理想、靠信念、靠事業，靠人格魅力和機關文化。但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理想信念與社會現實、奉獻付出與所得回報、能力素質與職位提升之間的反差，讓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在悄然發生變化。干部群眾作為單位人、組織人的屬性正在淡化，而作為社會人、獨立人、自由人的屬性正日益顯現。領導與群眾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組織與個人之間，互相理解關心愛護少了，敷衍塞責、應付胡弄的多了。在干部群眾遇到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具體問題時，很難感受到組織的作用與溫暖，有的領導甚至以防止親疏遠為由，不關心、不過問、不到場，讓工作人員很心寒。壹周立波秀主持人周立波曾調侃組織“就是在你遇到困難時，他說無能為力;在你遇到不公時，他說要正確對待;在你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他說要顧全大局;在你受到誣陷時，他說你要相信組織;在需要有人做出犧牲時，他說組織考驗你的時候到了;當需要有人沖鋒陷陣時，他說是你的堅強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時，他說是組織培養的結果”。

三、構建作風建設長效機制的對策建議

1、堅定理想信念，構建繼承發展的長效機制。

(一)加強理想信念建設。一是深化歷史認知。列寧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隨著老一輩革命家的逐漸離去，年輕化的快速推進，我們黨從打江山到坐江山，從在野黨到執政黨，黨政機關干部從栽樹人到乘涼人，從創業者到享受者，黨的光榮傳統離后來人越來越遠，理想、信念、傳統、文化需要通過制度、法規進行約定和傳承，任何懷疑和否定歷史、否定過去、否定前人、否定傳統的行為都是不正確的，前屆的教訓可以借鑒，前人的精神必須繼承，前輩的宗旨不容背叛。二是重視國情教育。充分利用現有的高校、黨校、名校資源，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歷史、黨史、傳統、文化教育，深化年輕干部對黨情、國情、民情的學習、思考、研究，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強化各級領導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知、認可、認同，增強年輕干部的責任感、使命感。三是加強理論學習。要讓許多土生土長的領導干部從“井底之蛙”變成“翱翔之鷹”，僅靠個人自學、中心組集體學、跟著群眾大呼隆學，均無法解決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問題，必須有統一、強制、硬性的學習時間、內容、考試、考核等規定才行，必須建立健全領導干部的離職離崗輪訓制度，必須與領導干部的管理教育、考核使用掛鉤，變要我學為我要學，增強學習的針對性、緊迫性、自覺性。

(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一是增強文化自信。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是民族的驕傲和光榮，在全球變革大潮沖擊下，只有不迷失、不丟失傳統文化，才能“弄潮兒向潮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如果任由敗家子肆無忌憚地否定歷史，否定傳統，否定文化，否定祖宗，不需要西方的“和演變”，而是自己“繳械投降”。二是繼承文化精髓。大張旗鼓宣傳我們黨、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文化，用中華民族的仁、義、禮、智、信，忠、孝、勤、廉、勇等傳統美德凝聚人心，讓重德尚義、愛國守信等光榮傳統，成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信仰之源、力量之本、做人之基，讓個別狂妄自大、放縱欲望、追求剌激的領導干部無法在官場立足。三是創新文化內涵。創新群眾文化、機關文化、文化，在培養樹立、宣傳表彰具有地方、時代氣息的領導干部先進典型上下功夫，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內容、載體，發現、挖掘、宣揚、歌頌領導干部中的凡人小事，宣揚干部群眾日常生活中心靈的閃光點，用領導干部率先垂范的實際行動，占領主陣地，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

(三)全面防止“和演變”。一是堅持以“毒”攻毒。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國會議員杜勒斯就曾預言，把“和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最網上又曝出美國中情局對中國“和演變”的《十條誡令》，更暴露了敵對勢力用心險惡。《十條誡令》內容如果屬實，不妨印發給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經常對照反思，繃緊反“和演變”之弦。二是堅持內外有別。領導干部為發展經濟、招商引資、廣交朋友并不錯，但必須加強對領導干部與國外、境外商人、企業家交往的審查監督，防止貪官污吏與國外勢力由眉來眼去、勾肩搭背到內外勾結、溜之大吉，從嚴查處領導干部舉家移民或在國外購置固定資產，獨自在大陸當裸官的問題，*之妻薄谷開來和伍德案就是領導干部家屬中極俱代表性的個案。三是堅守職業底線。共產黨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清教徒，領導干部也有個人的權益需要保護，但領導干部作為手握公權的公眾人物，必須把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服務放在首位，絕不能謀求為自己、為少數人或為利益集團服務，要自覺接受社會監督，把愛國愛黨、勤政為民、廉潔奉公等作為檢驗領導干部職業道德的標尺，把“當官則不能發財，發財則不能當官”作為領導干部的職業底線，穩步推進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財產公開制度，防止“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的以官斂財現象重演。

2、堅強基層組織，構建凝心聚力的長效機制。

(一)令行禁止，構建堡壘堅強黨組織。一是切實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選準、配強黨小組長、黨支部書記，從根本上改變基層和機關黨組織委員作為業余兼職崗位無人愿干、無人能干、無人會干的局面，逐步推進基層和機關黨組織成員專職化，兼職人員崗位津貼化，調動黨務工作者的積極性，全面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地位作用，增強基層黨組織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與水。二是全面落實組織例會制度。創新完善“三會一課”制度，不斷拓展創新黨內組織生活的形式內容載體，堅持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確保黨內民主和政治等，防止領導干部成為不受黨章約束、不受組織管理、不受群眾監督的特殊黨員。一個從來不參加黨小組、黨支部活動，從沒有在黨的組織內與黨員開誠布公談心交心，向黨小組和黨支部匯報過的領導干部，不可能成為廉潔自律、受人尊敬的好干部。三是嚴格執行政治組織紀律。嚴肅查處違反黨的政治組織紀律行為，防止黨員領導干部把地區、單位當成私有領地、獨立王國，搞“諸侯割據”、地方保護，防止領導干部片面強調地方和單位的特殊性，忽視黨和國家的統一性，堅決杜絕“中央的聲音出不了中南海”，或出了中南海也變成“*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下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的現象泛濫，確保*政令暢通，領導干部政治合格。四是強化領導就是服務理念。推進對干部群眾的人性化服務管理，堅持管理教育、人文關懷、情趣培養、道德修煉、愛好引領、才華展示、價值提升的齊抓共管，維護黨章賦予黨員的合法權益。在干部群眾婚喪嫁娶、生老病死、人生轉折、特殊困難等重大問題上，領導干部要盡可能“心想到、話說到、力盡到、事辦到”，及時做好政治工作，努力幫助排憂解難。對因法規政策等原因，暫時無法辦到的事，耐心、熱情做好宣傳解釋工作，把組織的關懷與溫暖及時送到黨員干部群眾的心坎上，營造黨內黨外團結和諧的新局面。

(二)執政為民，構建親民善政“小政府”。一是精兵強將簡政放權。“小政府”既體現在控制機關編制膨脹、清理機關“臨時工”、減少政府部門和人數、減輕財政供養壓力、提高辦事效率上，也體現在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減少審批、提高效率上，更體現在糾正領導和機關干部官貴民賤的官僚心態、口大氣粗的衙門作風、爭功諉過的推諉扯皮上，從感情、態度和管理上，全面解決人民政府拒人民于大門之外，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問題上，一句話，管好該管的事，放掉該放的權。二是規范決策減少失誤。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官場決策失誤是另類的腐敗，而且是最大的腐敗，從某種角度看，決策失誤無人領責或者自嘲為“交學費”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半截子工程等留下的“后遺癥”禍國殃民，有的對環境、資源的破壞，特別是對民眾感情的傷害，要靠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才能化解。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對事關地方經濟戰略布局、城市改造、發展規劃等重大決策，要建立健全論證、聽證、公開、審議、表決、發布等一整套程序，把“一把手”的無限權利變為受制約的有限權利，把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三是問計于民接受監督。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領導干部和領導機關不能總是自我感覺高人一籌、高人一頭，高人一等，處處居高臨下，以“父母官”、“救世主”、主宰者心態對等民眾。只有放下架子，撲下身子，當好兒子，問需于民，問政于民，問計于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由人民評判領導干部的是非功過和進退走留，才能凈化官場環境。

(三)選賢任能，構建公公正小環境。一是完善選人機制。在選人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上，要堅持歷史、客觀、辯證，注意“尊重群眾公認，但不能搞唯票取人;正確把握競爭擇優原則，但不能搞凡提必考;以科學發展論英雄，但不能簡單以GDP增長定升遷;大力培養選拔年輕干部，但不能拔苗助長;有效激發干部隊伍活力，但不能簡單把職位作為激勵干部的手段”。不搞矯正過枉，那種一說年輕化，就恨不能到幼兒園中培養選拔干部，一說退二線，就巴不得30歲以上的干部都下崗回家的想法和做法，不但是幼稚的，而且是愚蠢的，更是危險的。二是完善用人機制。選賢是前提，任能是基礎，干事是目的，要防止干部選拔使用過程中的“欽點效應”、“親效應”和“買賣效應”，防止用學歷代替能力，用文憑代替水，用后臺代替后勁，防止誤解、錯解、歪解黨管干部原則，不斷為領導干部職位進退走留提供更多的競爭機會，為各種類型優秀干部的脫穎而出創造寬松環境。要進一步完善干部培訓、儲備、考核、試用、任命、回避制度，不斷擴大選舉制，減少任命制，深化考核制，試行彈劾制，為領導干部正確規范履職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提供完備的制度保證。三是完善敬老機制。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嚴格執行《公務員法》法律法規，明確界定地方黨政領導出臺地方關于干部管理方面“土規定”的級別程序權限，防止政府機關部門領導越職越權、自定規矩，曲解法律，象“歪嘴和尚把好經念歪”一樣歪解黨的干部政策。無論是從敬老角度，還是人力資源開發利用角度，都有必要立即清新官場風氣，防止領導干部因人劃線，把干部資源當成私人財產任意處置，充分調動發揮機關有實踐經驗老同志特別是“二線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傳幫帶作用、監督批評作用、宣傳教育作用，對他們當中身體健康、能力具備、本人愿意的，盡可能安排如派駐、掛職、借用等適當的工作，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人力資源，助推地方經濟快速發展。

3、堅持以身作則，構建氣正風清的長效機制。

(一)率先垂范，從領導干部做起。一是注重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為歷史名人王陽明首創，作為古代官吏，他所倡導的知行合一與我們今天強調領導干部的知行合一有著天壤之別，但其強調加強對自身修養，強化對理想信念的堅持，對理論知識的踐行，對今天的領導干部仍有其積極的指導意義。對于政府機關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如果沒有報國為民的崇高理想，干事創業的堅定信念，嚴于律己的做人態度，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熱衷于搞圖名掛號的應景工程和華而不實的面子工程，“只在乎上級注意不注意，不重視群眾滿意不滿意”，是很難率領一流團隊，建設一流機關，創造一流業績，成為百姓口碑相傳、極具人格魅力的優秀領導的。二是突出榜樣示范。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對于領導干部而言，“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領導干部只有以身作則，不唱高調，不說空話，才能用榜樣力量引領社會、示范機關，否則，只能“臺上你講人，臺下人講你”。三是敬畏輿論監督。“政去人聲后，百姓閑談時”，作為領導干部要有鄭板橋“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情懷，才可能真正情為民系，權為民用，利為民謀，接受群眾監督督。只有胸懷感恩之心細數成長收獲，以知恩之情對待組織培養，用報恩之行反哺盡責所需，才能常思政績觀偏差之危，常想權力放縱之害，常顧作風不實之憂，以對黨、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絕對忠誠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恪盡職守、無私奉獻，做一名懂得感恩、善于知責、樂于盡責、敢于問責、忠于職責的優秀領導干部。

(二)上行下效，從上級機關做起。一是正人先正己。孔子在與子路的對話中曾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機關是貫徹落實領導意圖，狠抓執行落實、檢查考核的權力部門，機關的作風、水、素質，代表和反映一級政府的行政效能、效率，領導機關倡導什么，反對什么，領導干部言談舉止，行為做派，有強烈的榜樣效應、示范效應、導向效應，從某種程度上說，上級領導刮什么風，基層就下什么雨，上級機關好什么味，基層就做什么菜，上有所好，下有所投，觀顏察色、見風使舵，是官場陋，必須從上級與基層兩方面加以根除。二是做事先做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分析智伯無德而亡時寫道：“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形象地說明，德才兼備是圣人,有德無才是君子,無德無才是愚人,有才無德是小人。在領導干部的選拔使用過程中，要糾正和防止重才輕德傾向，防止有才無德的小人混入領導干部隊伍，否則，造成的損失絕非經濟數字可以統計。要通過電視問政、監督管理、評議考核等，讓領導干部成為心系百姓、利為民謀的楷模，成為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的楷模，成為謙虛謹慎、守信感恩的楷模。三是求真先求實。原文化部長王蒙曾引用過學者甘陽的話：“在美國，精英真精，老百姓真傻;在中國，老百姓不傻，精英真傻。”為什么中國的老百姓不傻，因為老百姓善于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用看得見、摸得著的標準評價是非善惡;為什么中國的精英真傻呢?傻就傻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傻就傻在私心、私欲、私利太重，傻就傻在唯上、唯書、唯權。治療的方子很多，但最有效的一味藥還是“求真務實”、“實事求是”。

(三)典型引路，從基礎工作做起。一是創新用管機制。清人顧嗣協寫的《雜詩》有云:“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才以避短，資高難為謀。生材貴適用，勿復多苛求。”古人尚且知道用人必須用其所長，避其所短，當今領導干部在管理、監督、考察、使用人才方面更應發展創新、與時俱進，既注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注重“用人要疑，疑人要用”，關鍵在于依法依規、按程序用人，而不是憑“一把手”個人好惡、感情深淺用人，對機關干部有議論、基層群眾有反映、服務對象有舉報的人不僅要善疑，而且要慎用。二是創新認知機制。漢高祖劉邦在洛陽南宮大宴群臣時曾問，“我為什么會取得勝利?而項羽為什么會失敗?”高起、王陵認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與戰略要地，給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業。而項羽恰恰相反，有人材不用，立功不授獎，賢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敗。漢高祖劉邦聽了，認為他們說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勝原因是能用人。他稱贊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古代帝王將相尚能有自知之明，現代領導又何必狂妄到老子天下第一，狹窄到“武大郎選人，高個子不要”，聽不進、容不下半點不同聲音。三是創新激勵機制。物以“正品”為珍貴，人以“正直”為崇高，心以“正大”為光明，行以“正道”為高尚。作為領導干部，必須具備清明清廉、自律自控的大修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襟懷，才能深刻地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才能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當領導干部的形象、威信受到越來越多百姓懷疑的時候，傷害的絕不僅僅是領導干部個人威信，而是黨和國家的形象。當務之急是既狠抓查處，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又著力培養樹立宣傳表彰“情為民系、權為民用、利為民謀“的領導干部先進典型，用更多的周恩來、焦裕祿、楊善洲式“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領導干部典型示范，重塑領導干部來自人民，服務人民，回歸人民，與民等的形象，贏得了干部群眾對領導干部的信任、尊重與愛戴。

孔子的學生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怎樣讓百姓服從。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意思是說，領導者必須要有良好的品德，才能像北斗星那樣，處在浩瀚的蒼穹，群星依然拱手仰望。吏治清，民風正，官吏腐，事業敗，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新形勢下，政風好不好，關鍵在領導，民心順不順，領導負責任，構建好主要領導作風建設的長效機制，就抓住了“牛鼻子”，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將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