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工程規模大、難度大、時間緊，初期又遭遇“人才奇缺”、“資金不足”等挑戰。即便如此，湯先生一再向編輯強調“寧可慢一點，也決不能為了進度犧牲質量”。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這種理想主義的堅守，體現的是中華傳統的擔當。”

“從技術層面看，此次編纂《儒藏》采用繁體豎排標點加校勘記的方式進行，這是一個極其煩瑣復雜的過程。為保證質量，從選目和確定底本到第一標點校勘者進行標點校刊，再到儒藏中心對初稿進行初審，合格者進入下一道工序……一共要有十余道工序，其繁雜性和難度只有親歷者才能體會。”儒藏中心常務副主任魏常海說。作為《儒藏》工程的組織參與者，魏常海既感到“親臨其盛”的興奮與榮譽，又感到“親臨其難”的壓力與不易。

如今，湯先生身體已經大不如前。“這與他多年來承受的壓力和責任有關。”魏常海說。即使這樣，他編纂《儒藏》的決心從未動搖。“若沒有先生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訓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擔當精神，這一首席專家和中心主任的擔子落在誰的身上，都是難以承受的。”另外，組織工作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環節。參加《儒藏》編纂的專家學者來自全國30所高校和科研單位，湯先生“網羅”了全國大部分頂尖的古籍整理專家，達400余人，無論其規模還是其選書數量及質量要求，都堪比《四庫全書》。

湯先生心中橫著一桿秤，這桿秤一頭是400年來儒家先哲的結晶，一頭是中華文化的重新崛起，絲毫差錯都要不得。他說：“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過程，必須有中華文化的復興來配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編好，將儒家文化瑰寶系統全面地收藏，成為全世界最權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內不會有人超越。”

兼容并蓄

引領民族文化復興之路

在湯一介和樂黛云的寓所，在他們合用的書房甚至過道里，線裝的中文書、精裝的西文書散漫卻又和諧地共處一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會通、融合。在湯先生看來，一種文化，既是縱向的、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