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擇校僅僅出臺禁令是不夠的。在“叫停”的同時，更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解決后續問題的智慧。無疑，處于亢奮狀態的擇校熱，一旦被人為中斷，如果不加以“善后”，更多的問題仍會滋生。叫停擇校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教育公。

杭州市最宣布，公辦義務教育完全按學區招生，即實現“零擇校”目標，當地市民稱之為“史上最嚴格的擇校限制令”。昨天，新華社播發“新華視點”予以關注。

“零擇校”是一個呼喚多年卻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在擇校泛濫、擇校力量又十分強大的今天，有一天突然聽說“零擇校”實現了，怎不讓人多有意外?

當下，擇校費之高已經到了駭人的地步。1月19日廣州日報披露北京市景山學校擇校費高居榜首，高達25萬元;緊隨其后的北大附小18萬元、實驗二小17萬元。該擇校費是北京教委統一要求的數額(最高3萬元)以及人情關系費、中介費等的總和。這等價碼，是富人笑窮人哭，硬生生把教育公扔到爪哇國去。如此推崇有錢就能撞開優質教育之門，還剩下幾分廉恥?

今年2月，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審計署聯合下發《治理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八條措施》，收“擇校費”等義務教育階段違規行為將被禁止。禁止擇校，各地規定不少，不過，國家層面的明確規定加深了人們對于實現“零擇校”的信心。

在叫停擇校的時候，需要有所準備。對擇校僅僅出臺禁令是不夠的。在“叫停”的同時，更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解決后續問題的智慧。無疑，處于亢奮狀態的擇校熱，一旦被人為中斷，如果不加以“善后”，更多的問題仍會滋生。叫停擇校的最

終目的是實現教育公，而教育資源的均衡化是教育公的關鍵“指標”，如果教育資源不均衡的現狀仍未撼動，那么硬踩剎車的后果只能是對現有不公狀況的容忍。

其一，在叫停之時，“好學校”和“壞學校”的反差還明顯存在，人皆有“優選”之心，當顯性的擇校“杠桿”失去時，還會有其他“杠桿”來代替，比如學區房。杭州一些家長坦言，可以預見，杭州關閉公辦“擇校”通道后，購買學區房將成為更大的熱點。這樣一來，“拼爹”還是少不了。與“特權擇校”相比，通過購買學區房擇校的確算是一種“進步”，然而這種金錢游戲只會進一步攫取窮人的空間。

其二，杭州叫停公辦校擇校，當民辦校擁有唯一的擇校便利時，擇校只會更加瘋狂。事實勝于雄辯，在杭州，禁了公辦“擇校”，民辦“擇校”大熱，多所學校招錄比創新高，有的學校甚至接13：1。而2010年，哈爾濱教育部門規范清理18所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公助校后，學生要擇校，只能去民辦，擇校小學生創下了二十取一的紀錄。更令人擔心的是，民辦“名校”的種種“考試效應”極易傳導到學前教育，給孩子們背上沉重的負擔。

如果延伸來看，就會發現，當前各地對于擇校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堅決禁止，一種是干脆放開。前者如杭州，結果按下葫蘆浮起瓢。后者如北京，交費，數額統一。不過，事實證明，灰色人情、腐敗暗影必讓看似公開公正的標準形同虛設。

盡管“向左向右”都出現了問題，但并不存在“中間道路”。事實上，“零擇校”是唯一的出路，關鍵在于要打破通過妥協和放開擇校來解決問題的幻想，回到政策和制度設計的源頭上來。無疑，對于“叫停”這樣的技術手段沒有加以制度和政策的配套建設，以使教育資源相對均衡化，這是“零擇校”面臨諸多疑問和隱憂的最大原因。

“治理擇校亂象不能光靠‘末端治理’。”這是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所言。他認為，“治本”之舉包括：一是努力增加教育投入，義務教育法定支出不留缺口。二是加強薄弱學校建設，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三是扶持發展一批民辦學校，滿足群眾多樣性教育選擇。四是將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合理分配，讓各個初中學生有公選擇機會。

這四點中，加大政府投入是重中之重。當前教育的需求和供給失衡是最大的問題之一，內在原因主要還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顯然，政府投入不足的問題一旦解決，資源不均衡的局面就有了改觀的資本，義務教育經費就有了保障……當教育公具體表現到一張課桌的機會均等上，就上學才不會成為一件吃虧的事情。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公開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到2012年，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4%的目標。4%，這是一個失約多年的目標，怎樣實現?實現之后又如何用好?考驗著政府的決心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