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針對性強。該規定共49條，其中45條規定如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不僅直面“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的“老三難”，還針對“發問難、質證難、辯論難”的“新三難”，并在第二條中明確律師的三大權利，即“知情權、申請權、申訴權”。該規定提及兩院三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應當”作為的有106處、“不得”作為有14處，且將時間具體到小時，而律師“可以”作為的有36處。

二、操作性強。該規定具有程序與實體上方面的可操作性。規定明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看守所需要查驗的三份證明，同時規定辦案機關不得再附加或者變相附加其他條件;關于“三類”特殊案件的會見，辦案機關應“在三日以內將是否許可的決定書面答復辯護律師”等等。

三、保障全面。該規定對于律師執業權利的保障體現于律師執業活動的各個環節。從立案、會見、閱卷到參加庭審、申請執行，從程序要求到實體處理，從預約、安排到特殊情況相互協調;從保護律師庭前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權，到辦案過程中的發問權、質證、辯論權，還有對于異常情況的知情權、申請權、申訴權，乃至到對于律師庭審意見的重視等等。

四、救濟措施明確。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救濟措施是一項法定權利得以行使的根本性保證。該規定明確規定應當建立健全律師執業權利救濟機制，規定了責任主體??兩院三部門以及律師協會，規定了侵權情形以及救濟途徑，明確規定律師因依法執業受到侵權時“有關機關應當及時制止并依法處理，必要時對律師采取保護措施”，同時規定律師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訴與控告、向辦案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進行投訴、申請事發地司法行政機關、律協維護執業權利等等。

五、制度創新。該規定并非原有規定的簡單具體化，其另一顯著特點是制度創新。如探索建立網絡信息系統和律師服務臺、看守所設立線上預約臺、律師可以提出非法證據排除庭前會議、律師與檢察人員同等對待、律師與檢察人員訴訟權利等和控辯衡、必要時辯護律師與被告人可以交流、辯護律師可以申請休庭、無罪辯護案件辯護律師可庭后提交量刑辯護意見、建立維護律師執業權利快速處置機制和聯動機制、建立五部門與律協的聯席會議制度等等。

可以說《關于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是中國法治建設中律師制度頂層設計的綱領性文件，而兩院三部共同發布的《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則是《關于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在訴訟制度方面的具體實施方案。我們希望該規定在各級司法機構得以全面貫徹和實施，這樣不僅切實保障律師的執業權利，更會進一步規范律師執業行為、加強律師隊伍建設;不僅會大力推動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和我國司法體制改革，還將會對我國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

相關解讀：

《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對檢察機關依法保障律師權利作出明確規定。

《規定》提出，檢察機關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經許可會見。

《規定》主要從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等多個方面來保障律師的權利。

會見權方面，檢察機關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經許可會見。閱卷權方面，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訴訟代理人經檢察機關許可后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調查取證權方面，律師收集到有關犯罪嫌疑人的相關證據，包括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告知檢察機關后，檢察機關要及時審查。

《規定》要求檢察機關要主動聽取律師意見，對于書面意見，檢察人員必須審查，并說明是否采納的情況和理由。在追責方面，《規定》提出建立完善檢察機關辦案部門和檢察人員違法行使職權行為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

焦點1：審查律師會見許可應3日內答復

《規定》：檢察機關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經許可會見。在偵查階段，律師提出會見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要嚴格審查決定是否許可，并在三日以內答復;有礙偵查情形消失后，通知律師可以不經許可進行會見;偵查終結前，許可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會見時，檢察機關不得派員在場，不得通過任何方式監聽律師會見的談話內容。

【解讀】防止特別重大賄賂案“擴大化”

在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毛洪濤代理的多起賄賂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案件他在提請會見犯罪嫌疑人時，檢察機關都會以屬于特別重大賄賂案件情形而不讓會見，后來他得知其中多數案件都沒有達到特別重大賄賂案件情形的定罪標準。

“這種變相不讓會見的情形是比較普遍的。”毛洪濤認為，目前多數檢察機關對于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的情形都存在“擴大化”，這給保障律師的會見權帶來問題。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鄒佳銘同意毛洪濤的觀點。鄒佳銘稱，刑訴法規定的特別重大賄賂案件情形中，有一種是賄賂數額在50萬以上。但在她辦理的案件中，很多時候檢察機關無法確定具體數額，但他們一般會套用這個數額不許可律師會見，這種情況已經被濫用。

鄒佳銘稱，造成當前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檢察人員的觀念問題，如果他們不能樹立保障律師會見權這樣一個觀念，沒有具體的懲罰措施出臺，即使規定三日內答復，在操作上也可能會出現“難實現”的情況，個別檢察機關或檢察人員很可能會架空這個規則，所以最高檢應制定具體的懲戒條款，避免這種情況。

焦點2：應安排律師三個工作日內閱卷

《規定》：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訴訟代理人經檢察機關許可后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檢察機關要及時受理并安排律師閱卷，無法及時安排的，應當向律師說明并安排其在三個工作日以內閱卷。

【解讀】應明確調同步錄音錄像規定

毛洪濤稱，在他的印象中，案件移送到檢察機關后，律師閱卷一般不會遇到很大阻力，但如果律師要求檢察機關提供同步錄音錄像材料，多數檢察機關都會拒絕。

鄒佳銘稱，在一些刑事案件中，當律師發現偵查機關可能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訊逼供時，會要求調取同步錄音錄像進行非法證據排除，但無論是公安機關還是檢察機關一般都不會提供。她曾代理一起刑案，進入一審程序后檢察機關堅決不提供同步錄音錄像，到二審后在很大的壓力下才提供，她發現這起案件存在變相刑訊逼供行為。

據鄒佳銘介紹，目前的錄音錄像有一大部分是偵查機關的選擇性錄音錄像，比如在變相刑訊逼供時有遮擋等情況，真正客觀的錄音錄像應該引進第三方專門錄像，防止出現選擇性錄音錄像。

鄒佳銘表示，《規定》對檢察機關安排律師閱卷的時間上進行細化規定，這是一個進步，不過還應該在確保律師調取同步錄音錄像方面有更加細化的規定，以防止非法證據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