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主任劉永富看來，我國脫貧攻堅形勢嚴峻，中西部一些省份貧困人口規模仍然較大，而且剩下的貧困人口大多數分布在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程度深，致貧原因復雜，減貧難度大，脫貧成本高。扶貧開發進入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眾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標。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在貧困縣推進涉農資金整合”如何進行?未來5年的脫貧工作以怎樣的節奏安排?全國兩會期間，劉永富就這些公眾高度關注的問題接受了記者專訪。

整合資金，解決貧困地區、脫貧工作最需要辦的事情

《中國經濟周刊》：不少地方希望通過對現有各個部門及社會上的扶貧資金進行整合，來重點解決扶貧工作中急需解決的問題，但各部門之間的組織協調仍然是個老大難問題。在實踐中，國家審計署推動其對口扶貧的貴州省丹寨縣扶貧資金整合，成為貴州省推動財政資金統籌使用改革試點縣。整合扶貧資金，會成為大趨勢嗎?

劉永富：整合資金這個事情，中央已經定了，現在正在研究具體辦法。丹寨縣的試點，是劉家義審計長親自在抓。但最根本的還是從國家層面把頂層設計做出來。

以前一些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直接到村到戶到群眾。實際上，我們國家非常重視三農，很多涉農資金也到了基層，但這個資金就是各做各的，“撒胡椒面”“大水漫灌”，沒有集中起來使用，“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誰的事兒也辦不好，“雨過地皮濕”。這批資金總量是專項扶貧資金的10倍左右，數字比較大，下一步要把這批資金用好。不過，這批資金有些可能還不能整合，比如江、湖治理等一些國家重點項目。但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整合的，也就是說，大于專項扶貧資金5倍的資金，可以參與到扶貧工作中。

《中國經濟周刊》：按照現行政策，扶貧資金是按照行業、條線，從各個部門劃撥下來的，用途有明確規定。有些地方對整合資金有顧慮，怕相關專項沒了，也怕得罪該專項上級主管部門，對此您怎么看?

劉永富：現在主要是制定具體辦法。這個事情很復雜，無論是各方面的認識，還是真正操作起來的難度。幾十年來一直是這么實行的，沒有集中使用，過去這批資金在推動三農工作各個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如果現在整合了，以后怎么銜接?總的想法是，解決農村最需要解決的，解決貧困地區、脫貧工作最需要辦的事情。

不光各方面的涉農資金，還有社會扶貧資金，縣里都可以統籌考慮，把它整合起來。

扶貧任務前三年會多一點，后面是鞏固

《中國經濟周刊》：“十三五”期間需要脫貧的人口是5575萬人，未來5年的脫貧工作將以怎樣的節奏安排?

劉永富：任務不會均分配，應該前三年會多一點，后面是鞏固。扶貧會越來越難，扶貧力度會越來越大。

以前扶貧有個規律，隨著時間推移，扶貧政策效應會逐步遞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2000年，打了八期扶貧攻堅戰，2001年到2010年實施了第一個農村扶貧開發十年綱要，現在正在實施從2011年到2020年第二個農村扶貧開發十年綱要。之前，每一次扶貧標準確定以后，第一年脫貧的人數會很多，第二年就會下降，扶貧政策效應會逐步遞減。

去年，我們加大了扶貧力度，已經改變了這個規律。2013年減貧1600萬人，減貧1200萬人，減貧1400萬人，突破了這個規律。也就是說，如果加大力度、精準扶貧，是可以改變扶貧工作這個舊有規律的。

從扶貧力量的“老三樣”到“新三樣”

《中國經濟周刊》：“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年前啟動，力爭用3到5年時間，動員全國1萬家以上民營企業參與，幫助1萬個以上貧困村加快脫貧進程。社會力量的加入，會給扶貧工作帶來哪些變化?

劉永富：下一步的扶貧工作開展，要實現最廣泛的社會動員。早些年扶貧的主要力量是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東部地區幫扶西部地區，還有軍隊武警扶貧，我們叫“老三樣”，是黨和政府在組織。

現在我們實現最廣泛的社會動員，要把扶貧工作參與面擴大。現在想做慈善、參與扶貧的人士多了，包括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人。我們把這三種形態叫“新三樣”。

從去年開始，我們和全國工商聯組織了將1萬家民營企業，和各地的貧困村結對幫扶。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大連萬達，到貴州丹寨縣包縣扶貧。還有恒大集團，到貴州大方縣結對幫扶。大方縣人說，“大方來了大方人”。

最，一些電商企業也在聯系我們，希望把這種新的業態、營銷方式用到貧困地區去，希望參加到扶貧工作中來。

改變中央部委投入不均的局面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提出，今后將改變中央部委、企業投入不均的局面，完善考核方式，把幫扶單位和幫扶成效“拴起來”，實現定點扶貧的精準。改變中央部委投入不均的局面，有什么具體計劃嗎?

劉永富：資金不均避免不了，有的單位錢多一些，有的單位錢少一些。但是力量不均這就不行，必須要重視。現在脫貧攻堅不僅僅是出多少錢的事，關鍵是思路要對、做的事情要準，要真正用到貧困群眾身上，而不是搞大項目，搞到縣城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