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要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月19日，北京釣魚臺國賓館5號樓熱鬧非凡。“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就在這里召開。

本次年會主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質量”，央行行長周小川、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中財辦副主任兼央行副行長易綱、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出席并先后發言，涉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實踐和重點任務、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和全要素生產率、企業活力和企業家精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需求管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內容。

“對中央確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態度要鮮明、措施要有力，如果錯過這個時間窗口，后果非常嚴重。”在演講中楊偉民表示，各個地區、各個部門要從大前提出發，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全社會行動起來，打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楊偉民表示，按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第一，要摸清楚情況、搞清楚問題，更重要的是找到產生問題的原因。第二，目的要明確，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業關了，但是過剩產能沒有實質性減少，就沒有達到目的。第三，任務要具體，確定紅線好操作。比如說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應一一列出清單，限期完成。

第四，要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中央與地方承擔的責任不一樣，法律、經濟、行政這三個手段使用的效果是不一樣的。”楊偉民說，比如處置僵尸企業，中央政府做好頂層設計，給予財政補貼，地方政府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財政補貼，但要負責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央企要輔以行政措施。

第五，措施要有力，要清楚怎么辦、用什么政策措施來辦。“總的原則要有效、有力、有操作性。供給側改革的許多任務是帶有個性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后遺癥。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多，所以去產能、去庫存、降產能時間窗口非常短，‘十三五’頭兩三年十分關鍵，如果沒有明顯的進展，加上國際經濟形勢的波動，我們今后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多。”楊偉民說。

供給側和需求側應相互配合

“結構改革也是價格改革和調整。但在市場失效的環節，還有一些由行政主導的結構性問題和結構性調整。”周小川表示，由于我國是從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因此在市場失效的環節，政府應該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

周小川稱，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很多國家財政政策空間比較小，過去債務比例高，所以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兩年很多國際會議都在討論這一問題。“實際上應該更加側重供給側的政策考慮，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相互配合的。”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適當的總需求的管理。”易綱在會上表示。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需求的管理處于輔助的地位，是一個配合政策。總需求的管理雖然是總量的政策，但應當強調有針對性和精準發力。

易綱認為，財政政策是天然的結構性政策，所以財政政策在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應當是需求管理的主戰場，“財政政策有很多結構性考慮，比如說扶貧、結構性調整。”而在貨幣政策方面則應當穩健，“貨幣政策要避免過度寬松，否則可能會產生資產價格泡沫和人民幣貶值壓力。”

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和全要素生產率

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

數據顯示，1981~2012年，中國、美國、日本提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是40%、43%和35%，中國比日本高。“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從2006~201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提高是30%、66%、70%，日本全要素生產率正不斷提高。”樓繼偉說。

在新常態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立法和司法層面上有所體現，最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

“現行的用工制度脫離勞動生產率，工資剛性上漲。最十年，特別是最八年，工資超過勞動生產率兩三個百分點，使得我們競爭力越來越不足。實際上代工制是靈活用工，不可能長期發展。法律造成的扭曲使生產力極大退后。再則，現行勞動合同法降低了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意愿，企業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訓成本，使非技術員工成為技術員工。”

對于以上問題，樓繼偉認為下一步應該保證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同時應該把職業培訓和企業結合起來，以此提高勞動生產率。

警惕供給側改革出現空轉

吳敬璉則擔憂供給側改革走老路，領導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這樣改革空轉，改革就成為了修辭，要引起足夠警惕。

“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頂層設計，很多改革項目指導意見和方案設計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組的批示。但是這些頂層設計和一些具體實施方案的銜接好像存在問題。”

吳敬璉稱，一定要把很好的改革頂層設計、指導意見落地生根。“*在1月12日中央深改小組會議上講到，今年力爭把主體框架搭建起來，有助于深化改革目標落實，打通關節，努力使各項改革都能行動起來。我建議，我們的領導部門和執行部門要充分協作，研究每項改革的進度，其設計是不是有不足之處，執行過程中應有哪些補充。”

注重企業活力減少官僚主義

“簡政放權與企業家精神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會上，錢穎一強調，當下官僚主義扼殺企業家精神的現象比比皆是，來自政府部門的官僚主義依然是企業創新活力的主要障礙。

“提倡企業家精神、提倡創業精神、注重企業活力的時候，同時必須要減少官僚主義，也就是要簡政放權。”在錢穎一看來，企業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創業企業和民營企業，也可以包括國有企業。不過因為國有企業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束縛，所以激發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活力需要更大的努力。

“計劃經濟的傳統使我們更容易依賴政府推動創新，但是企業活力主要靠企業家精神。在激發企業活力中，雖然政府應該發揮推動作用，但在推動企業家精神的同時，必須簡政放權，減少官僚主義帶來的束縛。”錢穎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