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國兩會一號提案解讀,2017年全國兩會提案排名

　2017年兩會提案養老

隨著老齡化人口的增加，養老產業日漸受到關注。在滿足老年人的生理需求的同時，老人的心理需求、文化需求也不斷得到重視。在2017年河北兩會上，省政協委員王黔提交提案，建議發展養老文化教育促進老年人健康享老。

“健康老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適應狀況都與老年教育有很大關系”王黔在提案中指出，“發展老年教育是實現從養老到享老的必然要求。”而老年人對老年教育的新需求也非常迫切：調查顯示，千名老年人中最大需求就是文化服務，占比達28.7%。

提案建議，我省應當發展老年人養老文化教育，支持社區組建準老年學習提高班，利用社區或養老驛站向老年人提供各種網上養老文化教育指導和宣傳，定期組織輔導老年人豐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動。同時，充分發揮老年人中文化老人的作用，指導老年人開動腦筋，發揮余熱，老有所為。“幫助老年人群體樹立健康、積極的老年價值觀，構建老年人精神家園”王黔委員說。

山東兩會提案看落實：加快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讓老有所依

當前，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在去年的山東省兩會上，楊靜、曾燕等8名代表提出了“關于加快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建議”，時隔一年，我們去看一下這個建議的落實情況。

朱來東、郭軍夫婦是淄博市博山區退休職工。只要家里沒事，老兩口每天都會來到社區里的居家養老日間照料中心，和這里的老人一起唱唱歌、跳跳舞，中午再花上幾塊錢吃頓飯。

郭軍告訴記者：“就我們老兩口在家，中午在這里吃完了以后，他們這里還有休息室，去休息一下。”

在山東，像朱來東、郭軍這種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有1900多萬人，占到全省人口五分之一。跟這個龐大的數字相比，養老保障沒有形成一個完善、有效的體系。目前，全省的養老機構只有3200多家，每一千名老人擁有的床位只有33張。占據養老主導地位的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軟硬件建設也不到位。

山東省人大代表楊靜認為：“養老還是比較嚴峻的。政府是不是應該有個居家養老，或者是一些什么政策，整體地把養老服務體系建立起來。”

為了落實好代表建議，省有關部門制定了具體的辦理方案。去年5月份，省政府還專門出臺了養老服務業轉型升級方案，重點突出居家養老、醫養結合、人才培養、和基本養老服務四個方面，提升全省養老服務水。

山東省人大代表曾燕表示：“在積極引進社會資本，充分發揮公辦養老機構對城鄉特困老人的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時，將養老資源更多的向居家社區服務傾斜，向農村傾斜。”

淄博市博山區12349居家服務中心負責人張梅介紹說：“讓老人不用到養老院，不用離開熟悉的老伴、老房、老鄰居，從而完全實現沒有圍墻的養老院。”

按照山東的十三五規劃要求，未來幾年，省級財政每年要安排10億元支持養老服務業發展，重點向社區、居家和農村養老傾斜，到2020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管理率達到70%以上。

網約車新政：從輿論嘩然到“最大公約數”

網約車(“專車”)是些年出現的新生事物，方便了城鎮年輕人特別是白領的出行，但也引發了出租車與“專車”之爭，在多個城市出現了“的哥”包圍網約車司機抗議的情況。一些網約車企業通過“紅包”補貼搶占市場，沖擊了正常市場秩序;承運人責任主體不明確，存在乘客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等風險漏洞。

這就把負有道路運輸市場監管責任的交通運輸部，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而4月國務院制定和印發了《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為網約車作為“互聯網+出行”的創新開了綠燈。交通運輸部處在中央政府倡導“互聯網+”和城鎮居民移動出行的雙重壓力中。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的楊傳堂接受北京一份報紙采訪。記者問：您覺得私家車能進入專車運營嗎?楊傳堂答：“永遠不允許。”而談到司機抱怨出租車“份子錢”那么貴時，楊傳堂答：“我覺得不能降，該多少就是多少。”在網民看來，政府主管部門是站到了出租車企業“特殊利益集團”一邊，輿論嘩然。

這兩段話都有特定語境。楊傳堂談專車時剛說過私家車開黑車不能保障服務和安全，偷稅漏稅，“政府部門要堅決打擊”;而談到“份子錢”，考慮到企業要為司機承擔三險等因素。

網約車問題的第二次輿論風波，是交通運輸部草擬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10月在國務院法制辦網站公布。這份征求意見稿要求網約車登記為出租客運，而出租車的報廢年限是8年;網約車經營者應當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這勢必把眾多私家車主擋在門外。一些學者發表公開信，激烈地批評這是沿用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思維監管網約車，會阻礙移動出行新業態的發展。

在一個月時間里，征求意見稿收到了6832條意見和建議。工作小組到21個不同類型的城市進行專題調研，召開了五十多次不同范圍、不同層次的座談會、論證會和咨詢會，還研究了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及香港、臺灣地區出租汽車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政策。7月頒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當初的征求意見稿做出了重要調整：把網約車的車輛登記性質調整為“預約出租客運”，反映了新業態的特征;考慮到網約車使用強度不比巡游車，對車輛報廢給出了一個更寬松的空間，即行駛里程未達到60萬千米、但使用年限達到8年時，退出網約車經營，可轉成社會車輛繼續使用;明確臺公司可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協議，以滿足網約車靈活用工需求。

網約車改革，體現了中國政府以人為本、以乘客為本、鼓勵和包容創新的政策取向，兼顧衡各方的利益和訴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通認可。

2017年兩會提案二

婦聯如何推動廢除嫖宿幼女罪

199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刑法修訂案，將“嫖宿幼女”單獨定罪，規定“嫖宿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立法初衷是嚴厲打擊嫖宿幼女行為，因為嫖宿幼女罪起刑點是5年，而普通的強奸罪起刑點才3年。

問題的另一面是，強奸罪最高可處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頂格刑”才15年。貴州水等地發生公務員、教師等性侵幼女案，但以“嫖宿幼女案”論處。由于幼女不是完全行為能力人，那些受害兒童不但身體受辱，頭上還頂著“賣淫”的帽子，引發舉國憤慨。

全國婦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挺身而出。2013年5月，海南萬寧一校長帶小學女生在賓館開房過夜，由萬寧縣級市檢方向萬寧法院提起公訴。按現行法律規定，嫖宿幼女罪由基層法院管轄;而如果定強奸罪，鑒于情節嚴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則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婦聯機關報《中國婦女報》刊發文章，呼吁《萬寧校長強奸幼女案應由中級法院審理》。最后，該案由海南省一中院“提級”審理，兩名被告人以強奸罪判處。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多次提案，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洪天慧聯名二十多位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取消“嫖宿幼女罪”。“三八”婦女節前夜，多位女性全國政協委員聯袂召開記者會，呼吁廢除“嫖宿幼女罪”。全國婦聯副*甄硯大聲疾呼：“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實際上從法律上給有些犯罪人員一個空隙，甚至是一個‘免死牌’。”

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刑法修正案(九)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沈躍躍，全國人大內司委主任委員、前監察部部長馬?，還有多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廢除“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一律按強奸罪論處。

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8月29日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備受爭議的嫖宿幼女罪被取消。

2017年兩會提案三

決策與民意的良性互動

國務院辦公廳提出“政務輿情回應”的命題，體現了建設回應型政府的要求。從“管制型政府”到“回應型政府”，需要及時了解民眾的意見、訴求，與社會合作，與媒體互動，對公共事務進行“共治”。重大公共項目開放決策參與，實際上是讓民眾為政府分擔責任。一旦經程序決議的項目再有爭議，政府所承擔的壓力小得多。網約車政策從征求意見到正式出臺，刑法有關嫖宿幼女罪的修訂，展示了對民意的誠懇和謙卑，體現了政府和立法機關與民意的良性互動。

一、政府和立法機關不具有“上帝的視角”，對公共事務的所有利益節點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有精準的判斷。文學作品中“上帝的視角”，是指敘述者如同無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在各個不同的地點，了解過去、預知未來，還可隨意進入任何一個人物的心靈深處挖掘隱私。政府管理部門、立法部門對民意的征詢和吸納，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如“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初衷恰恰是加大幼女權益保護力度，但在客觀上為性侵幼女提供了保護傘，這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交通運輸部的網約車政策，是在輿論的質疑、呼吁、批評、批判甚至圍剿中，逐步走向完善，在消費者、司機、企業、臺等多個主體之間，力爭取得“最大公約數”。

二、主要負責人要做“第一新聞發言人”，釋疑解惑。楊傳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時親上火線，多次就網約車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接受記者采訪。他坦率地表示：“網約車我坐過，我也請我的工作人員、司機都去坐過，有些中央領導同志也坐過，也體驗過。如何給它量體裁衣地提供一個辦法，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制定指導意見和暫行管理辦法當中提出的。”這種“代入感”，表明政府部門負責人對民意感受有清晰的認知。而天津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后，對于事故責任輿論洶洶，天津市前主要負責人直到第十次新聞發布會才露面，錯失了一個表明擔當的機會。

三、突發事件是有關部門表明價值立場的契機。在萬寧校長“開房門”中，《中國婦女報》發聲，嚴正表態，彰顯了婦聯組織的存在感。有時一個突發事件處置的示范效應，超過連篇累牘的政策解讀文章。在一些重大新聞事件中，政府部門和群眾組織如果失語，會被民意邊緣化。

四、在公共事務中，讓所有利益相關方充分表達關切。比如網約車，當初一邊倒批評交通運輸部設置過高門檻的網民，主要是網約車乘客或司機，他們在網上有較大的話語權。但別忘了全國還有260萬出租車司機，在網約車和出租車形成差異化服務之前，可能出現惡性競爭;還有城鎮老年人群，打車軟件加劇了他們路邊揚召出租車的困難。人民政府調和鼎鼐，既要聽取網絡輿論的激越呼聲，也要關注網上“沉默的大多數”，還要關心那些壓根不上網的人群的利益。在“網絡問政”的年代，不能丟了干部下基層訪貧問苦的傳統。

2017年兩會提案四

代表委員議科技成果轉化：評價不能只看論文專著

薪資制度要更新

今年的政府報告中指出，“9億多勞動力、1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是我們最大的資源和優勢。”當前我國面臨經濟轉型和升級的艱巨任務，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是我國實現經濟轉型和升級的關鍵，需要高校這一人才集聚地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目前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并不高。

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顧海良針對現行科技人員薪資管理制度表示，“應該給科技創新者、產業轉化者的勞動更恰當的報酬，而不應該受限于現在的報酬薪金管理辦法，這樣才能鼓勵更多的教師做好這項工作。”

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教授李蘭娟則呼吁，“在轉化當中應制定推行相關政策，包括科研人員的待遇，怎么樣更好地激勵科研人員的政策。只有把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只有激勵科研人員，才能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把科技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我們的科技強國才能實現。”

評價體系要改革

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原校長羅和安今年兩會特意提出《關于改革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評價指標體系進一步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他表示，很多高校在績效考核獎勵、職稱晉升等工作評價機制過于“簡單化”，挫傷了許多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與企業對接科研成果的積極性，使得更多科技人員想方設法發表論文、申請專利，這與國務院上個月發布的《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中，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校等將科技成果向企業或者其他組織轉移的要求相背離。

顧海良強調，當前改革科技成果轉化的評價體系，首先應將高校歷來以論文、專著等科研成果作為評價教師的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指標這一傳統破除。

李蘭娟說，屠呦呦在中國傳統中醫藥方面做出巨大貢獻，她研究的青蒿素，最后被我們臨床所接受，治療了大量的病人，尤其是讓非洲的很多病人有了藥可以醫治，也得到了國際的認可。她表示，從此事可以得到啟發，我們評價一個人，評價他的成果，不能只看寫了幾篇文章，還應該看這個成果最后在轉化生產力方面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得到了歷史的檢驗。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王永慶也建議，將科技成果市場貼度、轉化率、產學研合作的項目數量、項目帶動產業發展的產值等納入科研評價體系。

轉化臺要搭建

據悉，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10%，發達國家則在40%以上，許多科研成果還處于“沉睡”之中。如何破除科研立項、產出與實際落地脫節的問題?李蘭娟表示，“我們現在還亟需有要有一個轉化的臺，讓它經過這個臺再實驗，再轉變為大規模的生產，這有個轉化的過程。”

王永慶認為，應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水，搭建不同層次科技成果轉化臺，加快培育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加快培育技術經紀市場，建設一支懂專業、懂管理、懂市場的技術經紀人隊伍。

2017年兩會提案五

用高溫堆代替燃煤供熱可緩解霧霾問題

今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建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王壽君做客人民網，找鋼網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郎永淳特邀主持這場訪談。王壽君表示，這次我作為政協委員的一個提案，就是用高溫堆代替燃煤發電機組供熱。

王壽君指出，雖然AP1000技術是美國的，但是首臺(套)是在中國建造，美國也在中國之后。高溫氣冷堆也是這樣，第四代核電的很多堆在國際上都在研發，沒有作為商業堆。而中國的設備研發，全都實驗成功，作為商業堆來講，中國第四代核電就是成熟的。

王壽君表示，今年1月份的時候，與沙特簽了項目合作協議，給他建高溫氣冷堆。國內也在廣東、福建選了幾個廠址，都有望在2017年、2018年排上，作為新的堆型開工，首先第一個是核安全。其次，高溫堆除了安全以外，它最大的好處是它的多用途。“這次我作為政協委員的一個提案，就是用高溫堆代替燃煤發電機組供熱。”王壽君說。

王壽君進一步表示，北方城市一到冬天，霧霾比較嚴重，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汽車尾氣，現在我們經常用新能源汽車來取代，或者是用高標號的汽油，把油品的質量提高。這是一個措施。

王壽君說：“目前還沒有一個辦法解決燃煤機組供熱的問題，還在燒煤。如果高溫氣冷堆來供熱的話，就解決了。降低PM2.5，我認為是很多中國人的一個愿望和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