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代表建議中提到的不少數據頗令人觸目：去年一年，某區有9名公務員因病早逝，均年齡僅41周歲，最年輕的僅30周歲；上海首條24小時危機干預公益熱線“希望24小時熱線”開通后的三個月，撥打求助熱線最多的前三類人群，分別是白領、無業者和公務員。

作為對“一府兩院”工作監督評議的場合，人代會上談及政府公務員，總是以提建議、期待、要求為多。但在今年，“為公務員說話”的聲音也多了起來。

比如開幕首日，張立新代表在審議時就呼吁，應當關注社會公眾尤其是公務員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一度引發關注。閻祖強代表則專門就此遞交建議，詳述公務員尤其是基層公務員面臨的疲勞、焦慮甚至壓抑。

這份建議中提到的不少數據頗令人觸目：去年一年，某區有9名公務員因病早逝，均年齡僅41周歲，最年輕的僅30周歲；上海首條24小時危機干預公益熱線“希望24小時熱線”開通后的三個月，撥打求助熱線最多的前三類人群，分別是白領、無業者和公務員。

我們固然不能就此推定說，整個公務員群體的身心健康出現了巨大的“危機”，但無論如何，一些個案??哪怕是極端個案，也足以引起社會的重視。

事實上，公務員群體在總體上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有時也面臨超出承受能力的社會輿論壓力，這在全國范圍內都是普遍現象。背后存在的種種制度性及社會性肇因，恐怕需要實事求是地予以具體分析，但可以形成基本共識的是，對公務員尤其是政府公職人員，既有嚴格要求，又有真心愛護，為其盡可能創造出可以心無旁騖做事的環境，才能有一個良性的發展生態。

這些年關于懶政、怠政、為官不為的揭露和批評逐年增多，聚光燈下，公務員群體備受公眾關注，也很容易受到批評。有人覺得輿論壓力是導致公務員群體心態問題的主因，其實不然。在中國的民主政治框架內，在改革進入攻堅期、奮力謀求新作為的歷史語境下，“為官不為也是腐敗”，當是社會的基本常識；公職人員接受公眾監督，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應有狀態。

兩會上的代表委員為公務員說話，絕不是要為這些開脫辯護。恰恰相反，人們呼吁為公務員創造好環境，不是為其推卸責任和重擔，而是為了讓其更好地“擔責”。社會的高期待面前，公務員非但不能不做事，更要多做事，而多做事并不能單靠一己之力，需要相應的制度和環境支撐??尤其是在其面臨的任務挑戰愈加復雜，對突破性、創造性要求更高的時候，做事就需要足夠的撐腰。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于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這是一種明確的政治導向，而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也應當成為一種重要的方法。

無論是兩會上還是時，“為公務員說話”不只是為特定群體發聲，更不是簡單的“背書”，而是為了形成一種普遍的良性循環，即讓具體事務的執行者、責任方既有目標高懸的壓力，也有保障支撐的動力。壓力鞭策其不斷作為，而動力則讓其能夠有效作為、持續作為。

這種支撐動力，就體現在“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為干事者撐腰”上。但這絕不只是口號，不能停留于一般的價值判斷，而應當細化為具體的制度設計。

對公務員也好，對政府部門或者其他什么辦事主體也好，“鼓勵做事”是需要一些“干貨”的，這種“干貨”不是簡單的福利待遇，更不是特權，而是一種公正合理、行之有效、甚至具有引領意義的制度設計。做好日常的事情如此，要做一些非同一般的事??比如當下極為強調的改革創新，前沿突破，就更需要這種保障。

改革、創新、突破，往往要挑戰既有秩序，也可能伴隨風險。這時候，主事者??無論是抽象的“政府部門”還是具象的個人??敢不敢跨前一步先吃螃蟹，或是壯士斷腕自我革新，乃至通過改革創造優質制度供給，不光要靠“覺悟”，也要靠“制度”。

他們需要用制度來明確“失誤”和“犯錯”的界限，明確哪些事可以闖、哪些事不能碰，對一些不觸碰底線但突破常規的做法予以包容，對一些“必要的犧牲”予以補償，當然還要對意料之外的創舉予以激勵……這些正是典型的“制度供給”，并且是特殊的、為“制度供給者”提供的制度供給。

這些年大家常說“正向激勵”和“容錯機制”，在很多事情上，“容錯”只有真正變成“機制”，才能真正產生“正向激勵”，才能解決“后顧之憂”。而當沒有“后顧之憂”，“身心健康”應該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