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討論時說到:我是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看到《塘約道路》的,后來《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一篇。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深刻的印象。俞正聲*指出: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發現這種典型,然后鼓勵這種典型。
從一篇報道、一部文學作品,到*的表揚,塘約道路被越來越多人所討論,而這個堪稱奇跡的發展變化??兩年時間“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到小康村的蛻變”,就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我們身邊,在全國都在學習塘約道路的時候,在全面推進的精準扶貧工作中,我們占著天時地利人和,更應該學習、學好、學透塘約道路。
塘約的成功,有人說是基層黨建很扎實,有人說是綜合治理搞得好,有人說是深化改革路子新,有人說是“三權”“三變”互動強,每一個分析都在總結著塘約道路的成功。《塘約道路》一書的作者王宏甲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看了是振奮的。貧窮并不可怕,人是需要精神煥發的。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村莊的新生。這就是意氣風發,就是欣欣向榮。這不是可有可無的。我們大家都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我們個人,也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這段話深深觸動了我,我們都渴望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一個精神煥發的社會、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塘約的成功,是精神的力量。這種精神從何而來,你可以說是絕地求生的勇氣,那為什么那么多同樣貧困甚至更貧困的地方沒有體現出這種精神,好的精神是需要帶動、需要引導的,誰來帶動,誰來引導?我們的黨、我們的基層黨組織、我們的黨員領導干部。
有人探討過,推廣塘約經驗,有沒有阻力,答案顯然是有的,現在很多地方都搞得有專業合作社組織,專業合作社的領頭人,有不少是村委的黨員干部和一些農村帶頭人、能人等,這是當初發展強強聯合的需要。現在如果像塘約那么做,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不同程度地成為阻力。為什么?因為對比原有模式,他們的利益會受到損害。這個時候要求的就是農村黨組織的黨員干部們要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信念,有共產黨人無私奉獻的精神,才可能帶動全村人民脫貧致富,使改革真正惠及全體村民。這就需要我們加強黨支部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加大上級黨委的支持力度,我們的黨政領導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我們的黨員時刻牢記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吃苦在前、享樂在后,才能帶動村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勇爭先、脫貧致富的干勁,才能帶出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創造一個塘約的奇跡。
努力*的系列講話精神、學習黨章、繼承我們先輩楷模的優良傳統、學習我們身邊的先進榜樣,抓好黨建工作,打造出一個個這樣的黨組織,不僅僅是精準扶貧工作,在黨委政府的各個部門、各個企事業單位、各條戰線,有這樣黨組織的堅強領導,有這種精神的引領和感召,我們才能把各項工作做好,用精神煥發的人生,建設出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
《塘約道路》這本書用報告文學的形式,記述了貴州省安順市塘約行政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將一個遭遇大洪水災難、瀕臨絕境的山村的村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合作社的故事。塘約道路為農村扶貧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新的經驗;為全國*建設提供一個成功的范例,為三農工作提供了一個新思路,為農村未來建設開辟了一個新的路標。
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了塘約的村莊。瀕臨絕境,塘約的村民們卻選擇了一條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建立起“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新型集體組織。由此,塘約從災難中貧困中崛起。災后兩年,塘約從一個村集體經濟空殼村,變成擁有200萬資產、吸引90%的村民返鄉安居樂業的集體化村莊。放眼中國,太多的村莊遭遇留守、空巢的孤寂,隨著生產和生活開支的無情上漲,還有相當的村民陷入增收難脫貧的困境。
作者在書中貫穿了一個觀點: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這也是*制度優越性的根本體現。過去我們在扶貧工作中為了追求扶貧資金的經濟效益,往往要求農民有了項目才可以爭取到扶貧資金,結果是扶了村里的強者,漠視了村里的貧困者,這就違背了扶貧工作的初衷。而扶持村集體,集體才有能力幫助貧困村民脫困致富。扶貧工作才能落實到根子上。農民有了集體組織依靠,才能制度性地得到政府扶貧工作帶來的實惠,扶貧工作也才能有一個一勞永逸的長久效果。
每年都有大量的出版物面世,讀者依據什么標準選擇閱讀?寫作者憑什么要寫這些東西而不是那些東西?對一部作品或者對一個作者來講,寫作價值的最高體現應該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產生影響。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只有7萬字,封面素凈,不見腰封,也沒有各種提要,掂在手里,卻讓人聯想起報告文學的“盛世年華”,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時期,一字一句重千鈞。關注這部作品者,自然有文學界人士,但更多是農村問題研究專家、經濟學學者,是各級政府管理層,是直接有利害關系的農民。因為它對指導實踐有幫助。這些都是這部報告文學產生的社會效益。
誠然,讓《塘約道路》引起社會關注,是“道路”本身。書中寫到的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是“榜上有名”的貧困村,年來窮則思變,由黨支部出面,把農民手里承包的零散土地集中在一起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已經離開鄉村的青壯年農民開始陸續返鄉,被撂荒的土地重新種上了糧食,留守兒童與父母團聚,重新凝聚人氣的鄉村擁有了活力和吸引力。在塘約村的土地確權流轉和使用改革中,重新提出了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黨支部領導作用這兩大原則。顯然,與大多數鄉村社會發展現狀相比,塘約道路是依據塘約村現實狀況進行的大膽改革,雖地處西南一隅,這種機制性的探索卻是農村社會發展的大政治。
這部作品記錄的實踐、提出的問題、做出的思考,涉及農村社會自主建設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屬于農村發展道路性探索。雖然,這條道路與農村現有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之間的關系需要理順,這條道路本身的可持續性、可復制性尚待完善,但是,這條道路及其實踐對探索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性意義。
話說回來,塘約道路即便是“異類”,是“典型”,但如果不是王宏甲獨具慧眼,用文字生動簡約地寫出來,使這條“道路”迅速獲得較大范圍的傳播和研究,中國農村發展實踐中這一“新生事物”未必就能及時地獲得關注和體認。從這個層面上說,作為一個作家和一部文學作品,已經“超額”實現其文本價值,它使文學寫作重新獲得神圣感。
在文學寫作的諸多類型中,報告文學也好,非虛構寫作也好,由于寫作的對象是客觀存在,對于真實和真相的發掘至關緊要。這個發現和發掘,需要膽識。膽是勇氣,識是視野。有膽才能發人不敢發之言,有識才能發人不能發之言,膽識相連,寫出的文章才能傳道解惑,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
“我如果沒有看到也就罷了,看到了,不敢不寫”。作家不僅用眼睛看到了他們自救的能力和基層組織的力量,而且多次深入田野調查,通過有理有據的寫作,把塘約村這一典型在精準扶貧中的有效性勇敢地寫了出來,向整個社會作傳播,提請大家研究。“文以載道”,王宏甲的這種寫作重拾了中國文學或者文史的優良傳統:“解惑”??能夠發現問題,“傳道”??傳播方法、解決問題。
“看到了”和“寫出來”,都需要膽識。在時間和空間上,報告文學與當下現實的關系都是靠前站位,對于現實的書寫是正面強攻。社會反饋和社會效益是對報告文學寫作最客觀的鑒定。現實生活紛繁復雜,作家選擇什么樣的題材,作什么樣的判斷,決定了作品的品質。年來,社會各界對文學包括報告文學寫作都有很多議論。當下,中國社會正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和轉型,社會各個層面無時無刻不在涌動和翻騰,身處生活現場的報告文學應該有更突出的作用才是。報告文學如何才能更準確地反映社會生活,贏得更多讀者?
社會效益是報告文學寫作價值的重要構成,進入歷史現場,深入生活深處,及時敏銳地把握社會重大問題、熱點問題以及敏感問題,摸準關節點,下情上達,這是優秀報告文學的創作經驗,這些經驗一直是有效的。從這點來看,就能理解為什么《塘約道路》這樣一本中篇規模的報告文學作品能夠迅速產生比較明顯的社會反響。首先,它敢于并善于抓住社會敏感問題,問題抓得準、抓得實,具有深刻的前瞻性和建設性。
這些年,報告文學寫作中一個大的毛病是,許多寫作者調研功夫不肯下,事實掌握不清楚,思考不到位,甚至文字也不過關,就急于下手。面對現實發言,寫作者自身認識不清,是致命傷。《塘約道路》凸現了寫作者的家國情懷和歷史格局。家國情懷和歷史格局看起來是大詞,對于一個寫作者,它們就是價值維度和哲學維度。由此,才能從現實的枝枝節節中理出歷史發展的脈絡、本質和趨勢。
在《塘約道路》中,王宏甲最后寫道:“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我們大家都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我們個人也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這種思考,決定了作家寫作的情思和境界。這種境界,已經超越了庸俗實用主義價值表達,上升到的高度。其對人性的“本來”所進行的探尋和追問,這是哲學層面的思索。王宏甲在寫作中表現出的智慧和學術嚴謹風范十分突出。采訪、探究、寫作猶如反應堆,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各種元素在創作主體的內心積累醞釀,最后達到一定的濃度和溫度,突變,爆炸,產生巨大核能。
無論是寫事,還是寫人,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哲學的維度三者統一,一篇優秀的報告文學才有可能產生,才能在思考的基礎上進行價值判斷。這是報告文學寫作的高門檻。這道門檻如果不樹起來,報告文學的文體發展就不會有大的突圍。
《塘約道路》的經濟學、社會學價值先不忙下結論,留待時間評估,倒是這本書對于報告文學寫作的貢獻應該及時得到研究。作為一部報告文學,《塘約道路》首先是一部文學性強的作品,它的文學性建立在形象豐滿和細節講述充分有力的基礎上。這是一部有針對性的有價值的反映時代問題的報告文學作品。
學習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三
日前,由中宣部《黨建》雜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主辦的“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在北京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行。
連日來,由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塘約道路》一書,在社會上尤其是文學藝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掀起了不小的漣漪。該書緊扣時代的脈搏,以扶貧攻堅為主題,反映了當下貧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脫貧故事。我們關注和閱讀這本書,不僅僅是看故事的表象,更要讀懂其給我們帶來的雙重啟示。
啟示之一:只要同心協力,就能夠打贏脫貧攻堅戰。當前,各地脫貧攻堅激戰正酣。攻城拔寨、脫貧摘帽,往往越是到最后越是艱難。面對“硬骨頭”,也有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畏難情緒,甚至有的對困難和問題無計可施、一籌莫展。到底如何才能夠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各地都在結合不同實際探索路徑、尋找答案。應該說,塘約村窮則思變,僅僅用了短短兩年的時間,就帶領全村躍入小康村行列的成功做法,為農村的脫貧致富?出了一條新路,為各地扶貧攻堅做出了示范。塘約村之所以能夠攻破碉堡,實現了從省級二級貧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跨越,其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以黨的建設為抓手,干群齊心、同心協力,從而一舉拔掉了“窮根”、打贏了脫貧攻堅戰。
啟示之二:只要扎根人民,就能夠創作出精品力作。生活是創作的深厚沃土,人民是創作的不絕源泉。只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夠創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報告文學《塘約道路》一書在藝術上取得成功、產生良好的社會轟動效應,再一次地印證了文藝創作只要扎根人民,就能夠創作出精品力作。該書作者王宏甲以一名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和擔當,通過一年多在塘約村的深入采訪、寫作,記錄下這個小山村一個個撞擊心靈的真實故事,較為全面地展示了農村波瀾壯闊的畫卷,吹響了脫貧攻堅的勝利號角,凝聚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精神力量,讓人們看到農村脫貧的新路徑、中國農村的新希望。
總之,研討《塘約道路》,更要讀懂其給我們帶來的“雙重啟示”。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善于思考和總結、從一些典型事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就一定能夠更好地促進和推動工作、講好中國故事,實現經濟發展和文藝創作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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