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讀后感
　　
　　因為膝蓋受傷和后期恢復的需要，不得不擱置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計劃。但開闊眼界、調養身心、滌蕩精神、學習他人之智慧也并不是只有身臨其境才可以。某種意義上講，讀書其實是一種更便捷、更有效的方式。尤其當作者是一位在某個專業領域有建樹的領軍人時，通過他的視野來解讀這個世界，又何樂而不為呢？
　　
　　《城市的精神》是兩位外籍政治哲學家貝淡寧和艾維納合著的一本深度解讀城市精神內核的書。兩位作者都是外籍身份的中國大學教授，都有著在世界各地的生活經驗和學習經歷，作者對書中提及的城市的人文歷史和文化特征都有著準確的描述和細致的考察，向讀者展現了世界眾多大城市及其居民表達出的自身的獨特性和價值觀。整卷翻完，受益良多。
　　
　　書中，作者選取了耶路撒冷、蒙特利爾、新加坡、香港、北京、牛津、柏林、巴黎、紐約共九個城市進行深入解讀，這幾個城市無一例外的在某一方面有著自身獨特的、鮮明的特點，如柏林??寬容、巴黎??浪漫、北京??政治、紐約??抱負。作者對城市的建筑和物質外觀著墨很少（點到為止），也沒有宏大敘事的行政精神，而是著力體現自治的、自由與自我的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一種真正的城市精神。筆者在感慨作者視野思維寬廣深刻的同時，也不禁對以往自己對一些城市的膚淺認知而深感慚愧。
　　
　　比如巴黎。相信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與其他任何城市相比，巴黎更是一個充滿浪漫夢想的城市。只是，我們如何解讀“浪漫”，巴黎人又如何解讀“浪漫”，兩者是否一致？我們對巴黎浪漫的印象或許來自于好萊塢電影中巴黎街頭接吻的青年男女、或許來自于巴黎街角的悠閑舒適的咖啡館、亦或許來自于法國總統的花邊新聞。但實際上，受訪的巴黎本地人對巴黎的浪漫（好萊塢版本的浪漫）假設充滿懷疑甚至敵視。巴黎人的浪漫精神體現在：他們看待日常生活的途徑是貶低物質享受，贊美英雄的個人主義，尊重傳統而非消費主義，尊重道德而不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思考，將反正統的態度理想化，不怎么關心表面的社會地位。在巴黎，討論金錢或社會地位等話題是令人反感的；盧梭對擺脫社會規范束縛的個人自我的理想化和對現代文明的壓迫和不等的攻擊成為19世紀浪漫主義的關鍵主題；一位在巴黎出生并成長的中國古典政治學者遠離巴黎后最想念的是巴黎的生活、對話和娛樂；在巴黎，觀點變成了理想，任務變成了讓現實適應理想，而不是讓理想適應現實。
　　
　　比如柏林。如今的柏林，作為德國的藝術、文化和自由中心的聲譽日隆，除了成為文化中心外，柏林一直在進行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迷人工程。這些工程包括建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反猶運動紀念地、把主要大街命名為從前受害者的以及柏林墻的建立等等，讓居民和游客了解到包括納粹時期和東柏林時期在內的城市歷史。在對待其他種族與文化的態度上也愈加寬容、透明、開放。與過去和解的意圖不是恢復任何形式的關系，而是創造一種正確關系，而創造新關系的前提是牢記過去以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歷史上，柏林在寬容與不寬容之間幾經搖擺，寬容政策帶來了文化繁榮和富足，不寬容政策對其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為二戰加害國的日本，歪曲歷史、否認歷史甚至杜撰歷史，日，安倍甚至以二戰后歐洲的大團結氛圍才使得德國表現出道歉與和解的態度，(www.comonvc.cn)而亞洲并沒有這種氛圍，所以拒絕道歉與和解。筆者認為恰恰相反，正是德國的道歉與反省推動和促進了歐洲的一體化和大團結氛圍，日本的不直面歷史、不承認歷史，不給受傷害的國家和民族一個可以接受的態度，嚴重阻礙和影響了亞洲的一體化和大團結氛圍的形成和構建，安倍之言可謂詭辯。反思與道歉是和解的最基本的前提。
　　
　　比如紐約。1626年，荷蘭人用60荷蘭盾（約24美元）的小飾物和其他商品從勒那皮印點人手中買下了曼哈頓島，大約二、三十年后曼哈頓在國際貿易的刺激下發展成為多民族聚居的大商業城市。1893年，曼哈頓、布朗克斯、斯塔滕島、昆斯、布魯克林合起來構成“大紐約市”，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地里面積從曼哈頓的23方英里擴展到300方英里。有人把紐約經濟成功的原因歸結為地理位置優勢，依此邏輯，紐約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應該伴隨著港口重要性的下降而下降才對，但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那么，紐約作為世界主要經濟城市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呢？作者將其歸功于外來移民的大規模涌入以及紐約向移民傳達的一種歡迎和鼓勵的信息。一方面外來移民大多充滿了“干大事”的勃勃雄心，為當地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源源不斷的能量，“正是多種不同雄心勃勃者的視角沖突是紐約成為世界首都”；另一方面，紐約形成了一種把友誼與尊重隱私結合起來的社會規范，為雄心勃勃者提供了能揮灑自己天賦的活動空間。國內一些城市或地方的領導者和人們或許應該反思，對外來人口的排斥以及對地方的過度保護是否阻礙了本地的發展，為眼前的和個人的利益而放棄了長遠的整體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城市精神的解讀，始終是客觀的的、全面地、立體的，不僅向讀者展示其積極向上的的一面，也向讀者描述其矛盾、落后的因素，比如在解讀柏林時作者對寬容與冷漠之間界限的探討。
　　
　　病榻之上，書行天下的一段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