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危害性更甚。因為前者會動搖整個法律的根基，損害法律法規的權威性，使得人么對法律缺少敬畏，進而阻礙整個社會的法治進程，想要以法律來保障廉政建設也不外如是。鄧小曾稱贊新加坡“管得好”，這里的管得好其實有兩層含義，一是立法嚴明。立法嚴明指的是一種法治精神和工作態度，而不是指苛刻與否，新加坡的一些法律條款被指責過于苛刻，甚至被冠以酷刑的稱呼，歷來爭議較大，這里我保留個人看法，不展開討論，拋開法律條款中具體的懲罰措施和量刑標準而言，僅就其法律的制訂過程以及其內容上的嚴謹和細致來說，新加坡的立法工作無疑是做的比較好的，起到的保廉的作用也是明顯的，例如不但規定財產超過收入所得又不能解釋，視為受賄，更進一步闡述了于此相關的各種條件、情況和對應的懲處措施，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而且是具體的、細節上的可依。二是執法嚴厲。新加坡針對貪污腐敗的執法和懲處，已經不僅僅是有罪必懲，甚至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而實施輕罪重懲，書中例舉了一位因索賄50元未成而被判罰款6000元或以6個星期的刑期替代的案例，同樣，對于輕罪重懲我也持保留意見，但有罪必懲則應該屬于全世界共同的認識，屬于應該要被嚴格遵守的原則。正是通過立法嚴明、執法嚴厲，真正實現了以法保廉的作用
　　
　　如果就當前中國來說，相對于立法而言，我們更需要解決的是執法的問題。針對廉政建設，我能想到的執法機關有我們黨內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政府設立的監察局、屬于司法系統的檢察院和反貪局等，機構不可謂不多、覆蓋不可謂不全、成效不可謂不大，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當前我們的廉政建設還任重道遠，遠遠達不到人民群眾的要求，一些腐敗分子還沒有得到懲處，因此我認為我們的反腐工作還有許多需要完善和改進的地方，這里可以學習借鑒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的成功經驗。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的職權只聽從總理（或總統）調度。一部《防止貪污法》對貪污調查局的職權做出了具體的規定，給予了法律上的保障和依據，當然同時也是對其權力的一種約束和限定。而只聽從總理（或總統），使其逃脫出了政府行政體制的束縛，可以完全以獨立的姿態去處調查、處置貪污腐敗行為，同時配以完善的內部管理機制，并逐漸形成了雷厲風行的工作方式以及無私、迅速、透明的工作作風，是其取得成功的關鍵。而中國目前的廉政建設工作存在一個爭議，就是各級紀委、監察局是受其所在地的黨委和政府的直接領導，從人事權、工作經費、各項保障等方面都要受到當地的管理和限制，在這樣的環境下，卻反過頭來要求其要監督本級以及下級黨委、政府的廉政建設工作，給人的感覺是那么的蒼白無力，缺少說服力。為此，建議將省級及以下地方各級的紀委和監察局從本級的黨委、政府中剝離出去，相關領導列席當地黨委政府的所有重要會議和決策過程，但既沒有表決的權利，也不受本級黨委政府的管理，而是采取垂直的、封閉式的管理模式，直接向上級紀委和監察局負責和匯報工作，各項保障也都由上級提供，人員實行內部管理、提拔，合理限制與外部的人員交流，進而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穩定的重在反腐的執法體系和機制。
　　
　　最后，針對于制度的建立和執行兩者之間的關系，有感于我們黨政機關存在的一些現象，再談一下我的觀點。
　　
　　我舉一個簡單的事例。一個單位為了整頓機關作風，想要嚴格上下班制度，該怎么做呢？
　　
　　方式一：出臺一套考勤制度，其中會有非常明確的條款內容、細致的懲罰措施，例如不允許上班遲到或早退，否則扣考核分多少分等，因為條款本身肯定是對的，大家也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即便知道哪怕自己都很難做到、執行起來也肯定困難重重??但道理終究還是對的，于是該制度通過了。但該制度實施后，執行的人出于種種原因，可能是客觀條件限制，可能違反的人太多了，處理難度大，也可能是怕得罪人或者有人托關系講人情，結果只好有選擇性的執行，重新劃定一個標準，對一些嚴重違規的或有典型意義的進行懲處，而對一些雖然規定不允許但認為屬于小過錯小問題的就放過去了。那么在這里，嚴格上下班制度的目標達到了嗎？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再問這項制度有沒有得到執行？我認為顯然沒有，不但沒有得到執行，應該說反而造成了一種不良影響，使人們認為制度制訂是一回事，執行是另外一回事，具體執行時是可以打折扣的，以此類推，其他的規章制度也是如此，再往大了說，這個單位的作風整頓的目標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即便之后發現問題，痛定思痛，逐步執行的嚴格起來了，還是會留下后許多遺癥，人們會問：為什么以前這樣都不處理，現在卻要懲處？于是后來被處罰的人他們會覺得不公。又會有人問：是什么原因使執行變得嚴格起來了，是具體操作的人呢？還是分管的領導？于是會出現容易將矛盾轉嫁到個人的現象。
　　
　　方式二：同樣是制定一套考勤制度，但一開始就充分考慮機關同志的現實情況以及執行的可行性、難易度，并通過各種渠道征求意見，寧可現在將制度制定的寬松一點，突出對一些嚴重違規行為的懲處，對一些輕微的違規行為則采取教育批評的方式。那么當這套制度頒布后，實際中執行的內容其實和方式一中的是一樣的，但給人們的感覺卻完全不一樣：首先制度制定的時候就充分考慮了現實情況，體現出人性化的一面；其次，雖然同樣只處罰嚴重違規行為，但方式二中體現的是對制度的完全執行，使人們意識到制度的嚴肅性，方式一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當人們已經適應這一制度一段時間后，管理者可以再對該制度進行逐步修改、完善，逐漸提高要求，但每一步走過來都必須做到廣泛征求意見、嚴格執行落實，由于是漸進式的，將使得總體的執行難度也有所降低，最后達到和方式一中一開始就制定出來的制度一樣的嚴要求、高標準。這樣制度的權威性就樹立起來了，而對上下班情況的整改也真正落實到位了，且沒有方式一遺留下的各種后遺癥。
　　
　　所以，我認為，即便最后達到了一樣的整治效果，但寬要求、低標準加上嚴格執行，之后逐步向嚴要求、高標準和嚴格執行過渡，所造成的正面影響和整體效應會大大優于嚴要求、高標準加寬松執行再逐步到嚴格執行這一方式。當然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是一開始就嚴要求、高標準再配套以嚴格執行呢？這種一步到位的方式當然是一種最理想的情況，但我們周圍的環境和諸多事例已經一再證明，這種理論上最理想的方式，在現實中往往實現不了，而一旦實現不了，最后就會淪落為方式一所描述的情況。因此，目標應該遠大，起步可以低點，但必須每一步都要踏實、踏牢，然后一步一個臺階，一步一次提升，直至實現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