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典并載之。雖我等儒者，亦要承認青壯年孔子的，未臻大成。所幸孔子接受李耳的教誨，終生博聞謙遜、力學深思、擇善而從，終于舍偏執而趨中庸、棄保守而贊革命，其博大精深、雄健莊嚴之人生修養境界，確實超越古今中外大多數蕓蕓眾生，因此確實具備令后人推崇為人類中大成至圣先師之資格。
　　
　　后世儒家士人多不察于此，于儒家文中本遠代、制度之傳述，及反映孔子發展各階段之言論的忠實記錄，照樣生搬硬套，不知變通，其中利于保守極權統治之內容，遂為專制統治者劫持而歪曲利用二千年之久。然而我們須明白，專制君臣歪曲篡用者，非真正臻于大成境界之孔子。若以專制者歪曲利用之所謂儒家及其災難性后果栽贓強加于孔子，則不免淪為文革中諸多極不人道之冤獄。有失人文道德良知。而中國共產黨早期惲代英，1926年5月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時，到嶺南大學視察并作《耶穌、孔子與革命青年》講演，他說道：“我對于孔子的道德學問，向來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滿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類的圣人。”這與五四運動中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后至今的許多中國大陸自以為“革命進步”的反孔、反孝人士是相反的。
　　
　　須知在漢代始，由于時代的變遷，儒家經義的詮釋，與孔孟原典精神即已有差距。而在阮元校此之前，同為儒家士人的民間自由學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日知錄》則首開反對君權獨裁之。并首倡“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日知錄卷九》）的民權，說明儒家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而現代大陸中國人多未見及。
　　
　　任何文化、宗教、科技。被權勢者添油加醋、歪曲利用，都會呈現禍國殃民的結果。專制統治者“孔家店”里的貨色，并非純正的孔孟原典精神。不過是注水雞、山寨版而已。某些反儒、反孝人士還擔心專制歷史重演于今日，故于孔子本身尋章摘句、不遺余力、極盡攻擊。宛若承襲文革四人幫反動集團“批林批孔批周公”流毒遺風。彼等雖然自稱革命進步，然其文史智識，誠可謂“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三、新文化運動人物事跡略考
　　
　　文化本是工具。好比一柄手術刀，能夠救死扶傷，也可以用以殺人。若庸醫執手術刀草菅人命，那是否可以將手術刀定性為“兇器”，而禁止人類使用手術刀？火藥傳至歐洲，導致社會巨變，但可否將兩次大戰的罪行悉歸于中國人的發明？片面尋章摘句，制造文化冤獄，缺乏深入研究古代原典文化的能力，再被專制統治者的手段蒙蔽，因而才會做出連猶太人都不如的，張冠李戴地反對自己民族優秀傳統原典文化幼稚行為。而五四以來，根本不系統、全面地考據、比較先秦儒家及諸子原典。唯于專制統治者組織編輯的、以及不知來路的腐朽文人之文本中尋章摘句，粘合專制吃人禮教之情實，以發揮反孔的行為，在法制審判取證上，有取證程序不合法的嫌疑。也是缺乏歷史良知與學術道德。對于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先哲，對于中華傳統文化，都是極不公正的。對于反對者本身而言，就只能顯現他們自己恰好不能超越專制時期之桎梏而墜入術中之幼稚、膚淺和無知，及其自稱革命而實無革新之智識的、狂妄謬言而不怍的膚淺乃至于無恥。本文將列舉新文化運動中三位人物事跡來詳細說明。
　　
　　一、吳虞
　　
　　非常遺憾，子非魚先生居然漏過了中國第一個提倡“反孝”、發起非孝思潮的吳虞的故事。現在在下為擺事實，講道理，將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跡，主動奉獻出來與子非魚兄和大家共享。
　　
　　吳虞是個不幸而可憐又可鄙的人。其父吳興杰早年任富順縣教諭，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職賦閑，吳興杰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到處尋花問柳，家庭因此雞犬不寧。（吳虞《家庭苦趣》）。后來其父偏聽繼母讒言，逼迫吳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于其父道德敗壞，致使吳虞因此對“孝道”極為反感。進而成為四川反對儒家傳統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鋒，“反對孔丘，實獲我心。四川反對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吳虞日記》）。
　　
　　胡適稱吳虞為：“中國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實上是名不符實的吹捧過譽。實際上吳氏由于其父惡劣品行的刺激和影響，素無家教，其人格亦極端自私狹隘，說一套做一套，堪謂其父之遺傳。
　　
　　比如，吳虞曾發表《女權議》，在字面上虛偽地提倡“男女權”，事實上生性荒淫無恥，多次伙同年輕人逛妓院，寫了幾十首《贈嬌寓》公開發表于《順天時報》等報紙，公然大張旗鼓地向妓女嬌玉邀取歡心；轉而卻擔心他妻子紅杏出墻，恬不知恥地要親友調查他妻子有無“出門應酬”；他本有妻與妾，卻又在五十九歲時又納了一個十六歲的小妾。可知他事實上視女性為玩物和私產，并未給予真正的尊重。
　　
　　吳虞的無恥品行，與北大的新氣象格格不入。學生對他漸漸不再信任，新文化與舊學界、教育界教育界諸多人士聯名宣言指斥他為“士林敗類”、“名教罪人”。聲名狼藉的吳虞只好被迫辭職。
　　
　　吳虞為了和他父親爭奪家產打官司，將親生父親稱為“老魔”，指斥他父親“心術之壞，亦孔教之力也”。用盡手段擊敗老父后，哀嘆道：“余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這句話又顯現他“非孝”的名不符實，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在乎自己或父親的作為，對于祖宗是有幸還是不幸的呢？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到老時為了求子傳香火而納妾，而搞留胡須、求巫問卜的迷信呢？
　　
　　由于其父的影響，導致吳虞即無家教，又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兼之他在家庭里十分專制，因而和女兒的關系形同水火，女兒根本看不起他，以至于要革他的命，這使他的晚年非常寂寞，誠是他“大力非孝”的現世報應。
　　
　　吳虞為人自私、專制、觀念守舊、人格品質腐敗。他的品質與根本不合拍，又高度違反傳統道德。他與父親、女兒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幾無真心朋友，生活中充滿悖反人情的丑事。日記里的生活記錄也是一片陰暗。既不傳統，又不現代，不倫不類，臭名遠揚，可謂“里外不是人”。
　　
　　吳虞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揭露專制統治者歪曲援引孔孟原典泡制吃人“禮教”。這是正確的。他對儒家文化的判論是“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吳虞文錄》之《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吳虞僅稱儒教和儒學的“革命”、“轉輪”，與今天反儒人士所主張的“打倒儒家”之絕對偏激宗旨有異。可以算是吳氏中留有余地的說法。但綜觀他一生的實際為人，可知吳虞其假名打倒吃人禮教的文字和所謂進步，事實上不過是恰值大變革時代巧偽虛文以嘩眾取寵，借新文化運動圖謀個人虛榮。他的為人品行就是萬惡“孔家店”吃人禮教的翻版，一點沒有新文化的氣象。
　　
　　竊思之，子非魚兄或鄙棄其人其德，故而不援以為例證，這倒是非常正確的。
　　
　　二、柳亞子
　　
　　《柳亞子史料札記》（張明觀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第1次印刷）記載，柳亞子本名柳棄疾，字安如，別號亞子。柳亞子一生品格，性行乖張、言行不一殆與吳虞相類。更兼浮文無質、熱衷名利、毫無自知之明卻不知天高地厚、狂妄無忌，除虛矯詩文外，才能不足以濟事，德行不足以服眾。其人德行，為同時代及至今之文化人士指摘。僅舉下列例子為證：
　　
　　柳亞子熱衷政治權位，意至不自量力、虛張聲勢。1946年，曾托人向蔣介石捎話：誰反對柳亞子當政協委員柳亞子就要報復誰！其熱衷名利達到超越文士的文明禮儀而使用流氓恐嚇措施的程度。
　　
　　1949年，毛澤東安排柳氏在益壽堂休養。某次管理員恭敬地請示晚餐食譜，正為政壇名利失意而郁憤不已的柳亞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給我買鮮黃瓜！”管理員為難道：“鮮黃瓜？那得七月以后……”柳亞子竟隨手甩了管理員一個耳光！聽說周恩來到頤和園沒有去看他，以為毛、周不重視他，氣憤地大發牢騷危脅說：“毛*和周副*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壽堂。”從打門衛、罵哨兵到打管理員，又說要“投湖”、“上吊”，牢騷“一浪高過一浪”氣焰囂張。受到周恩來的當面批評。1949年4月29日，毛澤東特別寫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提醒他：“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柳亞子寫詩詞將自己與毛澤東并稱：“一代文豪應屬我，千秋歷史定稱翁”、“除卻毛公即柳公，紛紜余子虎龍從”、“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并刻印章自命為斯大林的弟弟、毛澤東的哥哥說：“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借夸耀他人來抬高自己，自居詩皇文圣，狂妄自大。柳氏的狂肆而不自知的認識，可沒被毛澤東認同，建國后，柳亞子連出任民革代表、出席新政協籌備的機會都沒有獲得，連在著名學人階層中保有文人的資格都成了問題，甚至連全國文聯領導機構、北的文代會籌委會的職位也無緣染指，使柳氏頗為郁悶。不能不說，這是他虛有浮文而不務道德人格修養與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造成的。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深得毛澤東信任的康生，把柳氏所刻印章定性為“反動印章”，勒令銷毀，且將柳亞子打為“老牌反革命”，幸好柳亞子早已死去，未受活罪。
　　
　　柳氏投機政治，不被國共兩黨看好的，因此政壇失意。而作為讀過書、會寫文的人，其實際修養，又是怎樣的呢？
　　
　　作為南社發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