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發展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不斷深化的必然產物，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科學方法論的時代升華，也是對人類文明成果特別是當代社會發展借鑒的成果，并且也深深扎根于*的發展實踐之中。認識五大發展理念的實踐基礎和承傳發展，亦即五大發展理念的源和流，對于把握其理論的科學性和增強貫徹這一理論的自覺性大有裨益。

創新發展置于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從譜系上看，體現了對唯物史觀社會分析和社會發展理論的繼承和弘揚。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社會革命就是通過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造，而促進生產力并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創新是革命在新的時代進程中的推進，它意味著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本變革后，還需要不斷地進行完善。創新不僅是體制機制的改革，也是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革故鼎新，所以它也是對改革的承續。我們可以看到“革命?改革?創新”形成了唯物史觀對社會發展基本矛盾把握的歷史進程。

從社會實踐的源頭來看，創新的提出深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當代社會發展挑戰的應對。基本制度相對穩定之后，創新成為生命力的來源，這實際上已經越來越成為共識。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就闡述了創新問題，然而，能否有效地推動創新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就在于為創新塑造良好的社會條件，開拓了一條從解放的理論創新，到改革和深化改革的體制機制創新，進而把社會引入眾創的發展新路。顯然，這是深入到時代本質中的發展理念。

協調發展本身也是科學*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本主義不可擺脫的內在矛盾，實際上是社會發展不協調的極端表現。科學*就是要創造協調的社會發展。*革命是讓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協調。*的制度設計，就是要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追求共同富裕的這一本質，就是要解決自古以來財富分配的不均衡問題。當然，*對協調發展的認識也是不斷深化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就是協調機制的一個飛躍。

對協調發展的需求深深扎根于人類的現代化實踐。實際上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均衡現象是長期、普遍存在的，然而在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不均衡的發展對人類文明的危害越來越大。中國既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歷史上就留下比較大的發展差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的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既有鮮明的，也反映了現代化的普遍癥候。把協調發展凸顯出來，標志著對現代化規律認識的深化。

綠色發展的理念盡管可以有較長的追溯歷史，但作為人類發展基本問題提出的歷史并不長。馬克思、恩格斯把人類發展面臨的挑戰歸結為“兩個和解”的課題，即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最早由恩格斯在1843年底到1844年1月間寫作的第一篇經濟學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提出，率先從理論上確立了人類社會發展必須解決的這一綠色發展基本矛盾。當代的綠色發展淵源于20世紀60年代。蕾切爾?卡森1962年發表的《寂靜的春天》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認為是人類環保事業里程碑式的警世之作，繼而1973年全球第一次環境與發展會議的召開，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被認為是樹立起了可持續發展的第一塊路標。這一成果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被中國繼承和弘揚。1983年年底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保會議，把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1994年3月發布《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以及簽署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使可持續發展開始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全面推進實施。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的戰略。科學發展觀形成以后，可持續發展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理念之一。這些都為綠色發展理念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綠色發展的實踐之源在于人與自然界矛盾的日益上升。隨著人類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文明進程，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向自然索取的能力空前提升，千百萬年來自然界自我調節、自我進化的步伐和規律被人類所侵擾。這既為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活財富和生存空間，也將人類置于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之中。綠色發展的理念是對當代人類文明困境和人與自然矛盾尖銳化應對和破解的產物。

開放發展的理念是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孕育出的。人類社會現代化之前的歷史，是區域的、民族的歷史，是處于分離發展狀態的歷史，而現代化則開始了人類世界歷史的進程。馬克思、恩格斯最早科學、系統地闡述了“世界歷史”的。他們談到，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它使自然科學從屬于資本，并使分工喪失了自然性質的最后一點痕跡。它把自然形成的關系一概消滅掉(只要這一點在勞動范圍內可能做到的話);它把這些關系變成金錢的關系。它建立了現代化大工業城市(它們像閃電般迅速地成長起來)來代替從前自然成長起來的城市。凡是它所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了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商業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取代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必然與世界歷史緊密相連，離開了世界歷史，“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當然，*開放發展理念的演進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主要是它面臨資本主義的嚴重威脅，既有封鎖、包圍、制裁等對*開放的扼殺，也有和演變、顏色革命等對*開放的誤導。

從人類文明的成果來看，資本主義在開拓世界市場的過程中，對開放性的發展也做了諸多探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他以分工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國民財富為基礎，論證了各國根據自身的絕對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就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社會財富和對貿易雙方都有利的“絕對成本”貿易理論。沿著這一理論前進，20世紀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國際貿易理論。這一理論的重要蘊含在于：國際貿易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合理配置資源，調整貿易國的經濟結構，而且可以改善各國收入分配和生活水，縮小彼此間的經濟差距，從而為認識人類現代社會發展規律提供了材料。

開放發展的實踐根基寓于人類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之中。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開放。正如鄧小同志所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新科技成果的傳播和運用，以及發展的經驗舉措的借鑒，如此等等，都需要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的實踐也很清楚地證明，如果不開放，*是很難推進現代化的。中國共產黨的貢獻不僅在于認識到開放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更在于將其成功地付諸實踐，即能夠在兩種制度的對立中、不同文化的交鋒交融交流中、不同發展模式的競爭中堅持*的發展方向。歸根到底，理論是靠實踐支撐的，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開放實踐，使開放發展的理念得到升華，豐富了*的理論寶庫并使之具有更加鮮明的時代內涵。

共享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對美好社會追求的核心內容。科學*誕生以后，才在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闡述清楚了為什么缺少共享以及怎樣才能夠實現共享。因此，共享發展是地地道道的*原則，是*核心的價值追求和辨別真假*的試金石。

共享發展是科學*的時代升華。馬克思、恩格斯比較注重從等的角度闡述*的這一原則。他們認為：“等義務對我們來說，是對資產階級等權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補充，而且使等權利失去地道的資產階級的含義。”強調“等，作為共產主義的基礎，是共產主義的政治的論據”。同時，經典作家也論述了真正等的實現需要長期的奮斗過程：“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是從形式上的等轉到事實上的等”，但按需分配只有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夠實現，即：“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滅，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滅后，個人的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全面發展生產力，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社會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按需分配’。”

共享發展理念是*對科學*等的當代弘揚，第一次從本質的角度用共同富裕來規定*的屬性，將它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列，作為*的兩大根本支撐。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共享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時，明確闡述它是*的本質要求。五大發展理念共同構成*的發展，共享發展置于最后，是從發展的最終結果即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來保證發展的*方向。即無論*運用多少方法手段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多少社會財富，但最終要通過對社會財富的共享體現*的價值追求。

共享發展在當代有強大的現實需求，這尤其體現在對現代化以來社會發展中不斷擴大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反思和校正。從全球看，盡管當代人類已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但全球40%的窮人只能分享3%的財富。美國是全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2013年卻有超過14.5%的人口(約4500萬)生活在貧困線下。10年來，最富有的每個人的收入增長了80%以上，而其他所有人的收入僅增長6%，2013年貧富收入差距幾乎達到過去80年中的最高值。兩極分化既是過去的挑戰，也是今天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實踐，在于開拓了共享發展的時代新路。由計劃經濟下的等追求，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共享，特別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前提下的共享實現，對*是一個時代的巨大挑戰。放棄市場這一資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將無法創造比資本主義強大的生產力;然而運用市場，則會提出是否重蹈資本主義兩極分化覆轍的問題。堅持共享發展的理念，不僅是對*理想的堅守，也是在開拓*的新路。在利用市場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防止兩極分化，成為*的一個重要內容。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闡述使?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強調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如同是在對市場經濟進行滅活處理，消除其負效應乃至毒性，使其與*相適應。盡管這一進程充滿挑戰和風險，但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例如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中國扶貧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策舉措上，例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公共服務的提升、脫貧攻堅的實施、教育的發展尤其是教育公的發展，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特別是應對了市場失靈的挑戰，大大超越了傳統*通過計劃分配實現共享的模式，正在走出*共享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