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類事業單位以教師和醫務人員為主體，他們將是受改革影響最大的群體。按照最新的統計數字，全國專任教師超過1400萬，醫務人員達到860萬。由于長久以來人員冗余、效率低下的社會形象，行政類事業單位對改革形成的阻力被看作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在合理性上立不住腳。而教師和醫務人員則不同，他們不僅面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而且教師群體更是有《教師法》作為法理依據，這使他們在反對并軌時，比其他人更迫切和公開。

　　全國“兩會”期間，正值試點方案發布不久。77名主要來自教育界的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建議暫時停止在教師隊伍中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他們認為，《教師法》規定教師收入應當不低于當地公務員，自然也應該包括退休收入不低于公務員。

　　公務員獨立于養老改革之外，雙軌制便依然存在，只不過對比力量發生變化而已。過去幾年中，一直堅持先動事業單位，公務員暫時不動的思路已經被實踐證明無法走通，改革很難單兵突進。而現在，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已經被明確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意味著公務員養老納入社保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由于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切割而產生的阻力變小，成敗的關鍵便更依賴于改革的成本由誰負擔。

改革由誰埋單

　　養老金并軌后涉及的首先是籌資機制問題。按照財政撥款類型的不同，全額撥款、差額財政補貼、自收自支事業單位的欠費是由財政兜底還是個人補繳，老中青三代人群應該如何區分對待，個人繳費是否應該以漲工資為前提，都需要以全面的調研和測算為基礎。

　　有學者估算，按照8%的個人繳費率，如果3000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月均工資2500元，每年空置的個人賬戶中少繳費用達720億。財政不可能為此全部埋單。

　　“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相對來說不會涉及很復雜的制度設計，而“中人中辦法”則會產生欠繳費如何補、補多少的問題。

　　“全額撥款或者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主要看財政能不能兜底，這些人已經欠繳費很多年了，退休之后要動用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基金的部分錢，這可能會使某些地方的社保基金形成缺口。”蘇海南說，如果全國算總賬，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退休金改由各地養老保險基金支付，不足部分由財政兜底，這一兜底壓力基本不會增加，但是對于財政吃緊、社保基金也不充足的地區，短期內肯定有影響。

　　在養老基金本身就面臨諸多問題的情況下，如果籌資的辦法不理順，新涌入的事業單位人員無疑會使養老基金的負擔加重。人社部最發布的公報顯示，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3019億元，比再增加371億元。以財政補貼為重要來源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也受到質疑。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有19個省份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收不抵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缺口較擴大約240億元。“這么多地方有缺口，肯定只能拆東補西，或者靠中央的轉移支付撥款勉強維持。”劉昕說。

　　而對于已經脫離了財政供養模式的自收自支單位來說，并軌之后要拿出一部分錢交養老保險是短期內最實際的問題。“有些事業單位經濟效益不好，沒什么創收渠道，而且當地財政一般不會為他們兜底，欠費需要單位自己拿錢去補。壓力當然很大。”蘇海南說。

　　不過，一些事業單位人員，也并不把進入社保看成壞事。據吉林省某重點中學教師萬代遠介紹，自己的收入中60%~70%是浮動工資。也就是說，按照目前的制度，退休后只能拿到2000到3000元。“雖然是國家白給的，但也太少了。”他說，進入社保后，繳費基數如果按照實際收入算，退休后拿到的錢肯定會增加。

　　而在劉昕看來，養老并軌有助于解決事業單位人才長期不流動的問題。“事業單位的人員想走但是又沒法走，離開的話退休金就沒有了，等于凈身出戶，必須在體制內退休。去企業的話，又沒有養老金累積。”劉昕說，并軌之后，可以使事業單位人才向企業流動沒有后顧之憂。

方案還有多遠

　　在《條例》中，與養老并軌同時提起的還有建立事業單位工資增長機制。這被公眾普遍認為是給事業單位漲工資的信號，并依此斷定改革并不會真正觸動事業單位人員的利益。而人社部新聞發言人在一次例行發布會上“建立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的表述更是讓輿論質疑：雙軌制還沒有破除，是否又會產生新的不公?

　　如果并軌后事業單位建立相應的職業年金制度，則只能依賴單位創收或財政投入。相當于原有的利益非但沒有影響，還會增加新的福利。基于此，輿論的質疑也并非完全是一些事業單位人員所認為的心理不衡。以往的社會保障并軌中，名義上的特殊待遇被取消，而以變種的名目繼續享受優待的“改革”并不是沒有發生過，這讓公眾不得不格外敏感。以醫療領域為例，取消公費醫療后，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以不同名目享受“補充醫療補助”，需自付部分可進行“二次報銷”，與公費醫療待遇相當。

　　“職業或企業年金制度作為強制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儲蓄養老保險三根支柱之一，設計出發點并不是拉大差距，而是減輕基本養老保險的壓力，更好地保障職工退休后的水不比在職時大幅度下降，合理的差距可以有，但必須要有封頂，在制度上規范得更加細致嚴密。”蘇海南說。

　　其實，在基本養老保險尚沒有理順的情況下，人社部的表態更像是對事業單位人員的許諾性安撫，以減少改革的阻力。在劉昕看來，現在還談不上職業年金，養老并軌的方案恐怕也沒那么容易出臺。

　　據甘肅省一名市級單位公務員透露，他所在的市還沒有涉及事業單位進社保的問題，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才剛剛開始推進，很多經營性事業單位還沒有轉企。出臺的《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指導意見》留出了5年的靈活時間，也就是說，全國的事業單位行政、公益、經營分類最遲才能全部完成。劉昕認為，在此之前，養老并軌的具體可操作方案很難拿出來。

　　與此同時，事業單位與機關的關系也沒有理順。“一些事業單位的工資還是跟政府機關聯動，事業單位的崗位績效工資掛鉤公務員的崗位等級工資，事業單位雖然對管理人員、行政人員劃分了10級職員，但基本上還是按照行政級別發工資，比如5級職員對應的是正處級，6級對應副處、7級正科、8級副科。而且，在組織部的干部任用制度中，事業單位和機關被視為一體，比如有很多事業單位的處長直接調到中央機關當處長，局級事業單位領導調到政府當區長。”劉昕說，事業單位必須是整體配套改革，不僅是養老進社保那么簡單。

　　盡管并軌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公正義的價值應當首先確立。以體制內外身份決定養老待遇差異的規則，必須讓位于人力資源的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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