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河北省實行藥品零差率的鄉村醫生補助大致有三方面途徑。一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合理補助鄉村醫生提供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2013年我省城鄉居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補助經費人均30元，并明確了鄉村醫生承擔40%-44%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任務并給予相應補助，鄉村醫生補助約合每服務人口12元。二是一般診療費補助。2013年，我省規定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對參合農民門診就醫可收取一般診療費，收費標準10元/人次療程，由新農合支付，新農合對一般診療費補助額度原則上按每參保人不低于16元確認。三是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的村衛生室，按服務人口給予定額補償，即零差率補助。目前補助標準為8元/人/年，補助資金由省、市、縣按規定比例分擔。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綜合考慮村衛生室地理條件、鄉村醫生服務年限等因素，進一步提高對服務年限長、地處偏遠、條件艱苦地區執業的鄉村醫生的補助水。

目前，我省各地正積極探索建立鄉村醫生養老保障機制。

如，邢臺市已按照自愿參加、積極引導的原則，鼓勵符合條件的鄉村醫生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解決鄉村醫生養老保障問題。唐山市自2013年起，資助所有集體產權村衛生室鄉村醫生按照目前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最高標準參保，政府負擔繳費的50%。廊坊三河市實施了“大學生村醫”招聘工程，按照“市聘、鎮管、村用”的原則，連續5年，每年招聘50名臨床、中西醫結合、公共衛生專業的大學生村醫充實到村衛生室。根據被聘用者本科、大專、中專的不同學歷，分別簽訂5年、8年、10年的就業協議，協議期內工資、保險、福利待遇參照全額事業單位人員標準執行。協議期滿并考核合格后納入基層衛生院事業編制，享受全額事業單位人員待遇。

針對村醫待遇問題，在各地取得經驗的基礎上，我省正積極組織有關人員進行調研，爭取出臺相關政策措施，早日解決廣大村醫的待遇問題。

北京2月28日電(白雪)一個磨得破舊的醫藥箱，一雙隨時準備出發的“赤腳”，鄉村醫生的身影一直活躍在村子里或是偏僻的山溝，擔當著保障農村群眾健康守門人的角色。然而，他們卻是在保障方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的醫務人員群體。

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網傳《地方領導留言板》再度推出“兩會來了，我托書記省長捎句話”網友建言征集活動。誠邀各地網友給即將進京參加全國兩會的省委書記、省長留言，通過自己的力量為家鄉發展建言獻策。此次活動中，有不少鄉村醫生留言表達了自己的期望，希望能夠解決身份問題，得到公的待遇，提高對這個群體的保障。在提高鄉村醫生待遇的同時，也能夠保障基層醫療的“網底不破”。

其中，山東省一名基層鄉村醫生給省委書記姜異康留言，稱自己通過努力考取了執業醫師，但工作環境及待遇卻很令人失望，網友說自己的待遇還不如打工者的收入。同時，網友指出鄉村醫生的身份很“尷尬”，雖然是農民，但干的是知識分子都干不了的活，風險也無處不在，網友身邊很多村醫在已經改行。網友希望政府能夠出臺一系列政策，來改變村醫現在的處境。

網友認為要保證農村醫療網底不破，首先要用待遇留住鄉村醫生，留住執業醫師，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基層群眾看病醫療有保證。因此，網友建議政府要出臺政策，加大農村衛生室的扶持投入力度，保證政策性補助到位，進一步提高鄉村醫生待遇，扶持村醫個人發展。做到用待遇留住鄉村醫生，最好能夠將取得執業醫師的納入事業單位管理編制，徹底地解除鄉村醫生的后顧之憂。

河北省一位網友也就該問題給河北省委書記捎話，訴鄉村醫生一年365天、24小時值班，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的時間，卻沒有任何保障。新疆一位網友給黨委書記留言建議政府能夠研究解決鄉村醫生退休政策，同時把持有執業醫師證書的鄉村醫生納入鄉鎮衛生院編制，以解決基層留不住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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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鄉村醫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他們既耕田種地，又擔負著為廣大農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重任。

然而，隨著年來經濟發展和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受諸多因素影響，鄉村醫生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我省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方案》提出，按照每千名服務人口不少于1名的標準配備鄉村醫生。這意味著，擁有5000多萬農民的我省至少需要5萬名以上合格村醫。

我省鄉村醫生的生存狀態究竟如何?村醫隊伍中存在哪些問題?記者進行了走訪調查。

選擇村外看病的越來越多，村醫收入越來越少了

一座不起眼的低矮磚房，屋頂鋪著一層灰瓦，門口既沒有標志也沒有牌子。雖然位于村中心臨街的位置，可如果沒有村民指點，記者還是很難找到這個冀中某村的村衛生室所在。

“反正看病的人也不多，不用多大面積，再說村里人都知道這兒，也不用掛牌子。”該衛生室村醫王真告訴記者，衛生室外屋是診室，里屋是休息室，也當儲藥間。

“我今年55歲，當村醫30多年了。村衛生室就是我當村醫那年蓋的，按理說早該翻蓋重建了。但幾年來看病的村民越來越少，我的收入也越來越低，只靠當村醫這一萬多元的年收入，養家都難。沒辦法，現在家里種了十幾畝地，農忙時要下地干活，有人來看病就給我打電話。”王真苦笑著告訴記者，如今自己連“全職”也算不上，自費改擴建衛生室想也不敢想了。

與如今的“低收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王真30多年的村醫生涯中，也有過風光階段。

“上世紀80年代初，還是工分制的時候，村醫這一行和村干部同工同酬，在我們這兒一天能掙10個工分。后來，工分制度取消，我收入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藥品差價，最高能占到收入的40%-50%。”王真回憶。

變化始于21世紀初。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村民不斷流失，王真感覺到，來看病的村民越來越少了。

“我們村本來就不大，現在戶口在村里的，也就1200多人。但村里沒有什么產業，青壯年多出去打工了。實際上常年在村里住的幾百人，還以老人和孩子為主。”王真無奈地表示。

鄰村村醫孫明明的無奈比王真“更進一步”。

孫明明所在的村稍大一點，在冊人口2000多人，常住人口不足1200人。“人們在外面打工久了，就看不上我們這些‘土村醫’了。他們自己不在村里看病，家里的孩子老人得了病，也會想方設法到縣城、市里看病，最不濟也是去鄉衛生院。看病的人少了，收入自然就少了。”

王真說，在社會各行業整體收入水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村醫收入不升反降。“我是年紀大了，一輩子的技術放不下，干不了別的。不然我也想轉行，或者去外面打工。”

記者走訪發現，在有些經濟不甚發達、沒有產業基礎的農業村，由于外出打工人員較多，村衛生所病人減少、村醫收入下降，個別村醫單靠行醫甚至難以維持生計。

與王真、孫明明所在的村不同，石家莊某縣村醫楚衛東所在的是一個有3000多口人的大村，村里有幾個自辦企業，村民們多在廠里上班，相對比較富裕。服務人口多、經濟條件好，楚衛東的診所也顯得更為“氣派”：里外共5間屋，寬敞干凈，中藥柜、西藥柜、氧氣瓶、診斷床一應俱全，還有4張病床。達到這種規模的診所，在農村并不常見。

楚衛東告訴記者，因為村里人多，診所設備也比較先進，每天來看病的村民很多。但即便這樣，他每個月的收入也只有3000元左右。

楚衛東今年35歲，2004年畢業于石家莊一所專業醫科學校，是村醫中少數擁有專業資質的“少壯派”。良好的口碑和診所先進的醫療條件，讓他曾一度對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非常滿意。

“2010年前后，‘新農合’基本在農村覆蓋。這兩年家里有車的農民越來越多、路越來越好走，反正看病都能報銷，到鎮上、縣城就是一腳油門兒的事，所以只要條件允許，農民有個頭疼腦熱都要跑到鎮上或者縣城看病。”楚衛東表示，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和健康意識的提高，村衛生室在方便程度和報銷比例方面的吸引力已經大大降低了。

差不多與此同時，2009年國家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取消藥品加成，要求基本藥物零差價銷售，楚衛東的收入一下子“掉了一大半”。“村民到衛生室，一般也就是看個感冒、腹瀉之類的小病，最多也就是打針輸液。實行‘零差價’之后，根本掙不到什么錢。”

“憑良心說，新農合、零差價，老百姓得了真實惠，我們也服氣。”楚衛東說，其實國家在推行基本藥物制度改革時，本來也是考慮了村醫收入問題的，根據規定，推行藥物零差率銷售后,財政按各村衛生室的服務人口數量發放基本藥物補貼。根據現有的國家補助標準,一個服務1000人的村級衛生室每年光補貼就應該有2萬元。

“但實際上，由于財政緊張等諸多原因，個別地方的村醫補助做不到按時足額發放，經常拖欠或者克扣。”楚衛東告訴記者。

河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針對我省某地264名村醫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村醫只有25.4%，只有1.5%的村醫對收入感到滿意。

為了維持生計，許多村醫只能“搞副業”。上述調查顯示，半醫半農的村醫占33%，醫主農輔的村醫占42%，脫產從醫的人僅占7%。

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衛生財政與績效研究室主任應亞珍多年從事農村衛生政策研究。她認為，推行新醫改以來，村衛生室只能使用零差率的基本藥物制度，村醫收入渠道發生變化。以前主要靠賣藥獲得差價收入，現在主要依靠政府購買服務和直接提供生活補助。村醫收入降低，部分是政策因素導致的。因此，各地政府一定要為村醫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否則，鄉村醫生的收入將明顯下降，日常運行不可避免受到影響，這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補償壓力，也嚴重影響到鄉村醫生從事醫療服務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