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游寧豐、黃偉鴻率部分常委會組成人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及省人大代表分別來到茂名、韶關等地調研當地社保基金管理情況時發現，茂名市2007年企業養老保險基金竟然出現“赤字預算”，游寧豐憤怒的指責該市官員，說這種行為是是違法的，而該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一名副局長辯解說：“如果強制征收社保費，全市餐飲、酒樓等服務行業都得倒閉。”

這一言論引得廣東省人大代表紛紛提出質疑，也引發一些媒體和社會人士發表評論。但遺憾的是，多數評論并沒有深入了解社保費繳納征收制度，似乎相對片面。

為辯解者是在質疑當前社保費繳納制度

燕趙都市報署名王攀的評論文章《為拒繳社保費辯護的官員應該補課》指出：作為政府官員，特別是社保部門的官員，擔負著社會保障制度這一“安全網”和“減震器”的維護責任，拋棄社會價值判斷，為企業拒繳社保費辯護，不僅是站錯了位置，還是背離了其社會管理的職責。用實證表述分析問題，還是用規范表述去分析問題，對于政府官員來說，當然是后者，但從社保官員為企業拒繳社保費辯護看，他還要補補課。

也有一些觀點認為：作為衡這種失衡博弈的職能部門，社保局不該站在資方的立場上，理應向弱勢的勞動者傾斜。“強征社保費、服務業都倒閉”的背后，是明晃晃地制度抵抗力，它把執法者的陽奉陰違作為“顯規則”寫在臉上，如此的“社保”保護的究竟是誰呢?

但查閱最先報道這一事件的《廣州日報》，發現通篇并沒有出現“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官員為拒繳社保費的企業辯護”，用的詞是“辯解”。如果報道屬實，那么其它媒體指責社保官員為企業拒繳社保費“辯護”就并不符合事實。

強調這一點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戲，沒人反對從社會價值判斷這一道德高度去指責社保官員的辯解。但是，如果不對制度是否存在問題進行分析，不從制度層面尋求解決辦法，只是對揭示出存在問題的負責具體工作的人員進行簡單化的指責，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也容易助長官員只看“上面”，不理“民間”的工作作風。

因此，不應簡單的將社保官員的辯解看作無能官僚的文過飾非，而要認識到辯解者是以具體負責的工作人員身份(這是建立在該官員確實在認真工作，且對社保工作存在的問題有切身體會和深入認識的假設基礎上)，對全面執行社保費繳納制度提出了質疑。

對企業按“人頭”征收社保費用制度不合理

從2006年開始，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開始回歸公共財政本位，社會事業的發展被擺到了首要位置，彰顯了公共財政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本質特征，加大了對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支持保障力度，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教育衛生事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加強都是這一轉變的重要體現。但是，關注民生問題、彌補以往公共財政缺失并非一蹴而就，制度向完善合理的方向演變需要時間和過程，上述事件就比較典型的反映了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中國在社保體系上存在嚴重的“一國兩制”現象，企業單位與事業單位(公務員為主)在繳納社保費上存在重大差別。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險資金主要靠雇主和個人交納，職工的養老金以個人繳納賬戶為基數，而公務員的社會保險費則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在職公務員的養老保險完全由國家財政一手包攬，不從個人工資中扣除，不參加社保體系。相同工齡的企業職工與一般國家公務員的退休金差別達2-3倍。對于農民工來說更不公，城鎮居民失業或養老有基本的保障，農民工卻無緣享受。

中國人口眾多，存在龐大的相對剩余勞動力，勞動密集型企業是中國容納就業人員的主力。但中國目前對企業征收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卻是按“人頭”(按職工工資)計，不同類型的企業負擔懸殊。

假設有一個100人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職工年均工資是50000元。同時還有一個1000人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職工年均工資是25000元。如果社保中企業繳納部分是職工工資總額20%，那么后者需要多繳納400萬元。

再假設不實施養老保險制度資本密集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年營業額分別為4000萬和6000萬，年利潤一樣為400萬元，那么，實施養老保險制度后，同等條件下，資本密集型企業能獲得300萬利潤，而勞動密集型企業則要虧損100萬元。

由此可以看出，勞動密集型企業為1000人提供就業機會，其發放的工資和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共計3000萬元，以目前中國的社會現狀來看，其起到的社會效益無疑比資本密集型企業要大，但反而因此不能生存。

上述數據雖屬假設，但足以說明對企業按“人頭”計征收基本養老保險費，嚴重抑制了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企業和一些能吸納大量就業人員的服務行業的生存發展。但如果以營業額的5%比例來開征社保稅，在上述假設中，資本密集型企業仍有200萬利潤，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也有100萬，相對兼顧了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

此外，中國主要稅種為增值稅，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成本是勞動力，原材料占成本比例小，生產為產品后，銷售價格與材料成本之間相差較大(增值大)，必然造成增值稅負擔過重，也帶來按增值稅比例征收的地方稅額增加。

現有社保費制度急需改革

社保費和稅收均是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手段，一旦制度設計出現問題，將直接導致實施困難。目前中國企業稅費負擔過重，生產型增值稅更存在重大缺陷，正面臨向消費型轉型。同樣，目前按“人頭”征收的養老保險費征繳制度造成企業負擔不均，直接導致“強制性”的征繳制度難以得到真正落實，養老保險基金流失嚴重。

來看一組數據：從1995年到2010年來，中國應該征收基本養老保險基金66100億元，實際征收只有20880億元，占應征收數的31.46%;累計流失養老保險基金45000億元，流失率為69%，其中在20應征收養老基金11879億元，實際征收僅有3585億元，流失8294億元。養老保險基金應收與實收金額之間的差距嚴重到如此地步，現有社保征收制度的確需要反思。

剛通過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指出，服務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業的發展水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盡快使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由之路，對于解決民生問題、增加就業、促進消費、減少能耗和污染具有重要意義。面對數以億計需要轉移的剩余龐大勞動力，我們不得不對能吸收大量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包括服務業)加以扶持，改革現有不合理的社保費收繳制度，自然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如何改革社保費繳納制度

目前對企業按“人頭”計征收基本養老保險費，不但嚴重抑制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企業和一些能吸納大量就業人員的服務行業的生存和發展，也不利于中國存在龐大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而各地社會保障費率不一，資金管理采用分散管理機制，加重了社保資金在發達地區的“入多出少”和落后地區的“只入不出”的現象，拉大了地區差異更大。目前社會保障資金空缺的彌補方式是區域負責制，在這種情況下，省級統一費率都難以做到，更不用說全國統一費率了。同時，行政征收方式致使費用征繳難，法律對征收的剛性約束缺乏更是導致眾多不良后果。

此外，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與企業養老金完全分割，致使他們難以在不同領域間轉換工作。而面對上億的農民工這種流動性大、范圍廣、勞動關系不穩定、工作崗位不確定、工作時間長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繳納的社保根本無法實現異地轉移，只能選擇“退保”，致使保障機制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社會保障制度的滯后，已經成為城鄉協調發展、機關事業單位深化改革、人才流動等諸多改革與發展實踐的制約，同時也是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誘因之一，必須加以改革。

要解決以上問題，就必須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全國統一的基礎養老金保障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分開征繳和發放。基本操作為：企業單位不按工資總額比例按“人頭”上繳，改為按營業額的一定比率開征，行政事業單位可按工資總額開征。這部分收入劃入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基金，覆蓋全體國民，提供同等的不分彼此的基本社會保障。而個人的養老保險仍按原來規定繳納，劃入個人帳戶，但不再給予退保，到規定的退休年齡，則以個人交納總額來計算個人發放部分。

這樣就把國民的養老金分成了兩部分，一是全國統一統籌發放部分，二是按個人繳納總額計算發放部分。既體現公的原則(符合條件的國民不分區域均可以從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基金中獲得同等收益)，也體現貢獻大收益大的原則(個人繳納部分越多領取也越多)。

這一建議在財政上是可行的。20國家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2006年更是達到了3.9萬億元，如果壓縮部分行政管理和經濟建設開支，把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國有股劃撥給社保基金，就能保證未來有龐大的資金來源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現有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并非異想天開。

在此基礎上，逐步完善其他配套措施。比如制定《社會保障法》，將有關措施上升到法律地位;建立與身份證一致的社會保障統一標識及全國的信息系統和收支系統;允許流動的農民工和其他低收入人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用已繳納保險費抵押借支支付;鼓勵和扶持民間組織為低收入人員提供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障費扶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