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塘約道路心得體會一

《塘約道路》由報告文學家、著名學者王宏甲所創作，是記錄貴州安順一個窮山村在黨組織帶領下，如何從災難之后的一窮二白中，通過重拾集體化道路，重拾鄉約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實現驚人蛻變的一篇寫實報告文學。全文用字簡練、文筆樸實、寓意深刻，讀后發人深省、使人振奮、催人上進，個人認為是年以來被穿越、玄幻、盜墓、神劇充斥的現代文壇濁世中難得的一股清流。作為一名基層三農工作者，對文中所提及的諸項事宜，感觸尤深。一些體會、幾點思考，以饗讀者。

一：從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們為什么不成立一個土地流轉中心?”左文學說，“通過流轉，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們辦的村合作社。”

話說到這，大家發言熱烈。有人提出疑問：“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是不是走回頭路啊?”

左文學說：“我想過了，以前那叫改革，我們這叫深化改革。”??《塘約道路》第26頁

與39年前鳳陽小崗村的嚴俊昌們所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相比，今天的左文學們無疑要幸運的多。將40年的變遷，“改革”二字在我國早已從敏感詞成長為時髦詞，并正逐漸演變為通俗詞。改革從增量轉向存量，從淺洼地帶步入深水區域。而人們對于改革二字的聚焦點，也已從彼時的方向性選擇的關注，轉移到了對進度與力度的關切。

民之所望，即為施政所向。20xx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這樣一種方式，向黨內外、國內外回應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不要繼續改革、如何繼續改革、怎樣繼續改革等重大問題。

一時之間，改革再度成為風靡全國的熱詞，從農村到城市各個領域、從省到市到地方各個層面，新一輪的改革浪潮不斷掀起。

當然，改革就意味著變化，就面領著新的選擇，就會有爭論、有質疑，各個領域莫外如是。在三農領域，學界、政界也出現了各種爭論，集體所有制該不該保存、糧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紅線該不該堅持……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只不過，總有一些道理需要我們緊記，總有一些底線需要我們堅守。

4月，*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三改一損”，體現的正是最高決策層對今時農村改革形勢的審度和對各式呼聲的正確回應。

“是不是走回頭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想明白，我們為什么要改革?

我們為什么要改革?*指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為了消除桎梏、提供動力。

39年前分田到戶是正確的改革，因為當時的分配制度和產權不清壓抑了人的生產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而分田到戶所做的，其實就是釋放了人的積極性。

今日的農村與當時的農村早已大相徑庭。今日農村，青壯勞動力向城市聚集，在農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這些人或目見或耳聞，大都已知曉外面世界的精彩與無奈，他們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磚掙錢修起來的小洋樓，又一次次慶幸地唏噓著姚員外投資失敗血本無歸的典故。他們不甘寂寞，卻又安穩于此，期望改變，但從不主動求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塘約的老農民們應該感謝那一場洪水，因為它讓他們沒得選擇，只有聯合起來，尋求改變。

農民重新聯合起來，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鍋飯，而是以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保障，將所有權明確到集體、承包權明確到戶、經營權明確到土地合作社，通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培育自主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帶動現代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建設*。

這就是深化改革。

《塘約道路》與“畢節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就畢節而言，激活創新基因，才能決勝精準脫貧;著力解決貧困問題，是推進畢節精準扶貧進程的前提;提高政策的理解力、執行力是決勝精準脫貧的基礎;找準問題，因地施策是決勝精準脫貧的重點;科學編制嚴謹的產業規劃，是決勝精準脫貧的根本;正確引領輿論是決勝精準脫貧的關鍵。當然，畢節的幾千個村都不同于塘約，在畢節精準扶貧工程中發生的種種“奇跡”和創新，除了畢節人的智慧和勇氣外，更多的可能還是要回到試驗區建立以來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要找出“一以貫之”的“歷史和人文的因素”。《塘約道路》不可以搬到畢節的每個村，但他的經驗和精神可以復制到每個村。

2017塘約道路心得體會二

每年都有大量的出版物面世，讀者依據什么標準選擇閱讀?寫作者憑什么要寫這些東西而不是那些東西?對一部作品或者對一個作者來講，寫作價值的最高體現應該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產生影響。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只有7萬字，封面素凈，不見腰封，也沒有各種提要，掂在手里，卻讓人聯想起報告文學的“盛世年華”，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時期，一字一句重千鈞。關注這部作品者，自然有文學界人士，但更多是農村問題研究專家、經濟學學者，是各級政府管理層，是直接有利害關系的農民。因為它對指導實踐有幫助。這些都是這部報告文學產生的社會效益。

誠然，讓《塘約道路》引起社會關注，是“道路”本身。書中寫到的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是“榜上有名”的貧困村，年來窮則思變，由黨支部出面，把農民手里承包的零散土地集中在一起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已經離開鄉村的青壯年農民開始陸續返鄉，被撂荒的土地重新種上了糧食，留守兒童與父母團聚，重新凝聚人氣的鄉村擁有了活力和吸引力。在塘約村的土地確權流轉和使用改革中，重新提出了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黨支部領導作用這兩大原則。顯然，與大多數鄉村社會發展現狀相比，塘約道路是依據塘約村現實狀況進行的大膽改革，雖地處西南一隅，這種機制性的探索卻是農村社會發展的大政治。

這部作品記錄的實踐、提出的問題、做出的思考，涉及農村社會自主建設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屬于農村發展道路性探索。雖然，這條道路與農村現有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之間的關系需要理順，這條道路本身的可持續性、可復制性尚待完善，但是，這條道路及其實踐對探索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性意義。

話說回來，塘約道路即便是“異類”，是“典型”，但如果不是王宏甲獨具慧眼，用文字生動簡約地寫出來，使這條“道路”迅速獲得較大范圍的傳播和研究，中國農村發展實踐中這一“新生事物”未必就能及時地獲得關注和體認。從這個層面上說，作為一個作家和一部文學作品，已經“超額”實現其文本價值，它使文學寫作重新獲得神圣感。

在文學寫作的諸多類型中，報告文學也好，非虛構寫作也好，由于寫作的對象是客觀存在，對于真實和真相的發掘至關緊要。這個發現和發掘，需要膽識。膽是勇氣，識是視野。有膽才能發人不敢發之言，有識才能發人不能發之言，膽識相連，寫出的文章才能傳道解惑，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

“我如果沒有看到也就罷了，看到了，不敢不寫”。作家不僅用眼睛看到了他們自救的能力和基層組織的力量，而且多次深入田野調查，通過有理有據的寫作，把塘約村這一典型在精準扶貧中的有效性勇敢地寫了出來，向整個社會作傳播，提請大家研究。“文以載道”，王宏甲的這種寫作重拾了中國文學或者文史的優良傳統：“解惑”??能夠發現問題，“傳道”??傳播方法、解決問題。

“看到了”和“寫出來”，都需要膽識。在時間和空間上，報告文學與當下現實的關系都是靠前站位，對于現實的書寫是正面強攻。社會反饋和社會效益是對報告文學寫作最客觀的鑒定。現實生活紛繁復雜，作家選擇什么樣的題材，作什么樣的判斷，決定了作品的品質。年來，社會各界對文學包括報告文學寫作都有很多議論。當下，中國社會正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和轉型，社會各個層面無時無刻不在涌動和翻騰，身處生活現場的報告文學應該有更突出的作用才是。報告文學如何才能更準確地反映社會生活，贏得更多讀者?

社會效益是報告文學寫作價值的重要構成，進入歷史現場，深入生活深處，及時敏銳地把握社會重大問題、熱點問題以及敏感問題，摸準關節點，下情上達，這是優秀報告文學的創作經驗，這些經驗一直是有效的。從這點來看，就能理解為什么《塘約道路》這樣一本中篇規模的報告文學作品能夠迅速產生比較明顯的社會反響。首先，它敢于并善于抓住社會敏感問題，問題抓得準、抓得實，具有深刻的前瞻性和建設性。

這些年，報告文學寫作中一個大的毛病是，許多寫作者調研功夫不肯下，事實掌握不清楚，思考不到位，甚至文字也不過關，就急于下手。面對現實發言，寫作者自身認識不清，是致命傷。《塘約道路》凸現了寫作者的家國情懷和歷史格局。家國情懷和歷史格局看起來是大詞，對于一個寫作者，它們就是價值維度和哲學維度。由此，才能從現實的枝枝節節中理出歷史發展的脈絡、本質和趨勢。

在《塘約道路》中，王宏甲最后寫道：“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我們大家都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我們個人也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這種思考，決定了作家寫作的情思和境界。這種境界，已經超越了庸俗實用主義價值表達，上升到的高度。其對人性的“本來”所進行的探尋和追問，這是哲學層面的思索。王宏甲在寫作中表現出的智慧和學術嚴謹風范十分突出。采訪、探究、寫作猶如反應堆，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各種元素在創作主體的內心積累醞釀，最后達到一定的濃度和溫度，突變，爆炸，產生巨大核能。

無論是寫事，還是寫人，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哲學的維度三者統一，一篇優秀的報告文學才有可能產生，才能在思考的基礎上進行價值判斷。這是報告文學寫作的高門檻。這道門檻如果不樹起來，報告文學的文體發展就不會有大的突圍。

《塘約道路》的經濟學、社會學價值先不忙下結論，留待時間評估，倒是這本書對于報告文學寫作的貢獻應該及時得到研究。作為一部報告文學，《塘約道路》首先是一部文學性強的作品，它的文學性建立在形象豐滿和細節講述充分有力的基礎上。這是一部有針對性的有價值的反映時代問題的報告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