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能,將引領又一次全球化浪潮。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這是難得的國際化發展機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分享“一帶一路”紅利,中國企業需要有大眼光、大智慧、大胸懷。
這是機遇,也是挑戰;考驗能力,也考驗定力。“一帶一路”沿線多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環境、商業基礎和法律體系多樣化,發展水不衡,市場開放程度不高;“一帶一路”也不僅是單純的工程項目,還是一個開放臺、一種發展哲學、一種全新理念。這要求中國企業在踐行“一帶一路”倡議時,既要“謀勢”??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堅持正確的義利觀,抓住用好重大機遇;又要“取實”??更好地熟悉國外的法規,建起風險防范機制,切實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 謀勢才能取實。“謀劃大棋局,既要謀子更要謀勢”。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要善于觀大勢、謀大事,把握住大的方向,與重點合作領域對接,與沿線國家發展愿望對接,才能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走得穩走得快走得遠。
年來,中信集團秉承互利共贏的理念,共建合作臺,共享發展成果。一方面是“資金融通”。中信銀行積極打造國際化服務網絡,持續加強對國家戰略性項目的綜合融資服務力度,著力發揮金融助推器作用;中信證券基于其收購中信里昂證券后在“一帶一路”沿線形成的戰略布局,在組織風險定價、暢通投融資渠道等方面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是“設施聯通”,中信聯合體參與緬甸皎漂經濟特區的國際招標,中標了投資規模超過百億美元的港口和工業園區兩大項目,這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企業在沿線中標的最大項目之一,對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加強國際產能合作,中信重工年來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業務發展,已擁有9個海外機構和7個備件服務基地。
取實也是為了謀勢。“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這就尤其需要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既注重在技術與標準等方面的硬實力建設,也注重堅持正確義利觀和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軟實力建設;既注重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也注重民心相通,最終實現共建“一帶一路”,共享發展成果。
對于中信,正確的義利觀就是“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時做到舍利取義”,不僅關注自身盈利和發展訴求,還要從長遠考慮,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中信建設在海外開展工程承包業務同時,注重構建東道國自主發展能力臺,進行屬地化管理,在當地開設為項目配套的工廠,大量雇傭當地員工,出資創辦職業培訓學校,帶動當地技術和管理水的提升。這些舉措加深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的獲得感和認同感,也是公司贏得所在國政府和合作伙伴長期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中信創辦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打開窗口,改革開放后率先“走出去”,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家金融與實業并舉的大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截至底,中信集團在世界500強中排第156位,也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信既有獨特優勢,也有豐富經驗;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既是我們的機遇所在,更是我們的責任所系。
有人說“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是中國產業資本輸出,而人民幣國際化,是金融資本輸出。都是中國資本對外輸出和跨國運動!但是“一帶一路”戰略和馬歇爾計劃明顯不同的地方就是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中國不僅是將自己的過剩產能尋找出路,而是和絲路周邊的國家在建設一種互動貿易的關系。正如韓毓海教授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中所描述的互市和朝貢過程。
中國海洋朝貢貿易??以“琉球”為例
中國歷史上的海洋貿易是一種朝貢系統。自秦統一以來,中國致力于打交道的主要對象,其實是中亞-北方各民族,而非西洋各民族。這使得中亞各民族的活動深深嵌入中國歷史之中,宋代以來,也是大陸和北方邊疆的危機帶動了海洋的發現。明朝開國后,即將原本屬于中國民間商人的商業利益讓給了主要朝貢國琉球,與琉球保持著密切的朝貢關系,等于在東南海上設立了一個穩定的外藩,從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證明沿海地區和海外貿易的安全。
從海洋戰略上講,琉球處于浙江、福建與日本交通的要沖,與明、朝鮮、東南亞和日本進行貿易,使得琉球積累了龐大的財富,琉球海上中繼貿易核心的角色,一方面沉重打擊了明東南海上的海盜行為,另一方面也直接威脅著日本德川幕府的利益,迫使日本對琉球的發展作出劇烈反應。而隨著16世紀末明王朝將朝貢貿易重心轉向北方邊疆,琉球的歷史發生了逆轉。
今天看來,海洋朝貢體系衰落的原因是復雜的,這首先是明朝貿易重點的變化使然。自秦征匈奴、唐伐突厥以來,中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即在中亞、蒙古地區而非海上,而明尤其如此。隨著1570年明蒙邊關貿易的擴大,明對外貿易的重心由海洋轉向了大陸。明朝的國家購買力,很大部分被重新分配到北方邊疆方面,明朝的海上購買力下降,以琉球為中繼的海洋朝貢貿易體系整體地位下降,而琉球的重要性隨之下降。
從明朝至今,國家經歷血雨腥風,重新屹立于世界東方,國力也遠遠的將過去甩在身后。現在重提經略海洋,必須借鑒歷史經驗,解決貨幣信用與航海、海洋貿易之諸多問題,同時面對西方國家的侵擾,對付東南海盜,打擊走私豪商,才能使海上貿易暢通無阻。
中國大陸互市貿易??以“恰克圖”為例
1689年,清俄簽訂《尼布楚條約》,這其實是世界上第一部跨國、跨境貿易法,而不僅僅是一部軍事停戰協定。1727年,清俄再簽訂《恰克圖條約》,此條約一方面劃定了兩國在西伯利亞地區的邊境線,另一方面則根據《尼布楚條約》所奠定的跨國貿易法,規定原屬土謝特部的恰克圖地方,為清俄雙方政府認定的互市地點,該城(恰克圖)為中俄兩國所共有的自由貿易區。從此,清俄兩國商人蜂擁而至,隨著北方陸上共同市場不斷擴大,特別是當1830年英法大戰封鎖了歐洲海路之后,歐洲對中國的貿易主要是經過蒙古和俄羅斯這個通道轉運的,以恰克圖的北方中路貿易,是17-18世紀世界上最主要的大陸貿易商道。
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為歐亞大陸貿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它以和的方式推動了跨國市場的擴大。恰克圖位于今蒙古共和國和俄羅斯的邊境線上,往北是俄羅斯邊疆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往南則是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已經被人們遺忘的琉球貿易和北方恰克圖貿易,實則開創了一個“世界經濟”的偉大時代。明、清兩朝均以和的方式,推進了貿易和市場的跨國化,從而與代西方的金融和軍事擴張的方式推動的“全球化”劃開了距離。
今天重溫中國的海洋朝貢貿易和大陸長途互市貿易,一方面呼應中國最新規劃的“一帶一路”戰略,經略西部,從三線建設到西部大開發,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眾人的矚目所在,同樣是現在擔綱者階層的夢想,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面與西方的對外貿易做出區劃,中國的對外貿易無不是以文化做基、德政先行,是有余以奉天下的有道者。中國的船隊和車隊走到哪里,都是以互利共贏為目的,是互市互利貿易的典范和楷模。
“一帶一路”遵守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本質上超越了馬歇爾計劃、對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戰略,正在以經濟走廊理論、經濟帶理論、21世紀的國際合作理論等創新經濟發展理論、區域合作理論、全球化等理論,給21世紀的國際合作帶來新的理念和希望。
在當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抬頭的大背景下,中國強調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中國提出了對待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態度和應對之道:“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我們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
3月28日,*在海南博鰲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
由于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保護主義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抬頭,多邊貿易體制出現瓶頸,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面臨挑戰,甚至遭受阻礙與破壞。中國站在世界經濟的戰略制高點上,認識到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不可逆轉,任何降低和妨礙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行為都會給世界經濟造成傷害。
筆者認為,毫無疑問,中國是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堅定推動者和執行者。重回以鄰為壑的老路,不僅無法擺脫自身危機和衰退,而且會收窄世界經濟共同空間,導致“雙輸”局面。
“一帶一路”:構建整體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不僅提出和倡導推進經濟全球化的,還切實采取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實際行為,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一帶一路”合作臺的建設與發展,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完善和提升做出盡可能大的貢獻。1月19日,在對埃及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在埃及《金字塔報》發表題為《讓中阿友誼如尼羅河水奔涌向前》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說:“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齊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獨秀的小利。
“一帶一路”旨在促進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各國之間積極發展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逐步構建整體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的合作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是為了充分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各國的各自資源稟賦優勢,充分利用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最大限度地探索并實現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之間的合作潛力和發展空間。
“一帶一路”強調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合作臺與溝通機制,不僅加強政府間合作,也推進民間合作;不僅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也強調投資貿易便利化;不僅深化金融合作,也深化文化合作;不僅發揮政黨議會的作用,也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不僅加強雙邊合作,也提升多邊合作。誠然,“一帶一路”已成為世界數十個國家彼此聯系的紐帶和橋梁,而且,還會有更多的國家不斷地加入進來。
在全球化問題上,“中國方案”之所以不斷地得到世界更多國家的認可、支持和參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對世界面臨的難題能夠提出有效的治理思路。針對世界經濟領域三大突出矛盾:全球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經濟治理滯后和全球發展失衡,“一帶一路”能夠為打造“四大模式”(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和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衡普惠的發展模式)提供具體臺和實施空間,同時,“四大模式”也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具體舉措、可行方案和科學模式。世界各國和各民族通過這些臺、機制和舉措,既能夠不斷擴展又能夠不斷深化彼此合作,實現更多更大的互利共贏,共同創造世界經濟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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