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是阮氏家教的核心內容。道光元年(1821年)在廣東任上,阮元執掌六處官印。就在這年,他的次子阮福生下一個男孩,同僚屬下,紛紛前來祝賀。對于賀禮,阮元一概拒絕。次年,孫兒抓周之日,他用紅箋寫下了一首詩:“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爾手亦相拈。男兒立志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在阮元家廟,這樣的詩句楹聯并不少見,“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六子三孫滿庭愛日,一琴十鼓兩袖清風”,這些語重心長的文字,體現了阮氏家族對清正廉潔的自覺追求。
清廉,是阮氏家族一貫的家風。阮元的祖父官至參將,雖掌握大權,卻能施以仁政;掌控著軍餉,卻堅持廉潔奉公,以致退休歸里后,家無恒產,窘迫時,夜無貯糧。阮元的父親阮承信,因家境貧困,放棄入仕之途。但他窮不失志,尤重子弟教育。教讀“明體達用”圣賢書,勸做“當為翰林”正派人。阮元為官時,他從不因子榮自覺身貴,而是嚴以律己,以身作則,教子清廉。
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時,有老朋友來看望他父親,贈千金為他賀壽,阮承信毫不客氣斥責此人說,我生恥于收受不義之財,所以一直貧窮。你今日為我賀壽,贈我重金,是何緣故?如果你有求我兒子,他受朝廷重恩,清廉猶不足報答,怎么可能糟蹋自己?你以禮來,我以禮相待;你以賄來,難道是想受國法制裁?一番話擲地有聲,行賄者謝罪而退。
一個高尚的背影是兒女心中的一脈青山。有這樣的父親做表率,阮元的清廉不是一般的自覺,而是一種高度的自警、自愛和自尊。
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則,而且從嚴治貪,毫不手軟。杭州稅關北新關官吏橫行霸道,胥吏勾結為奸。阮元上任后,嚴格法紀,痛懲宿。官吏中刁頑之輩不敢妄為,商賈士民車船暢通無阻。
歷來賑災多為施粥,阮元為了更好地救濟災民,改施粥為施錢糧。但又怕此法一行,貪官污吏中飽私囊。他飭令各縣,將縣、村、戶人口,每月每戶賑銀、賑米數等書榜張掛,增加透明度。阮元自己還親赴鄉村僻谷核榜巡查,核畢乃去。
阮元的“廉”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治家嚴,這可以從他對孫兒抓周題詩、致仕后管束家人的書信當中看出來;二是治吏嚴,這可以從他在浙江依斗定尺、巡查浙署各個倉庫虧損等中看出來;三是律己嚴,從他過生日茶隱一日,不買諸生的文物,可看出他對自己的要求很嚴。他一生在仕途五十年,但他沒有建私人園林,因為他的錢多用于編書刻書上,并無余錢。所以乾隆夸他“明白老實”,嘉慶評價他“有守有為、清儉持躬”。
蹄花開處,書香彌散。家訓傳世,清風化雨。待到阮元的兒子阮常生為官時,時以家訓自勵。阮常生奉命辦理寶華裕吉地工程,自己出錢租車,攜同老仆住在村民土屋中,自己燒飯做菜,從不打擾鄉民。他出任清河道臺時,權錢在手,但巡查所轄府州時,皆是輕車簡從。嚴冬之夜,巡查各堡,僅備用一部驛車、兩匹馬,兩個仆人隨行,宛若兄弟趕集。
阮元一生,可謂政績生輝,文心出彩,官場敬佩,民心擁戴。這樣的人生成就,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人生彩繪,更是一個家族精神家園的縱深風景。其中,阮氏家族的家規家教是阮元的心靈支撐,為他的人生提供了富足的營養。
勵志向學
阮元幼時有口吃的毛病,去私塾讀書,常常受到同窗的嘲笑,老師要求也嚴,故而心有畏懼,不想讀書。母親了解緣故后面色凝重,厲聲說,自古英才出嚴師……口詘、友譏,難倒你了么?來,母親與你一同誦讀。母親的教育對阮元產生了很大影響,勵志向學成了他畢生的追求。后來,他也把這種求學精神傳給子孫。
“秋齋展卷一燈青,兒輩須教得此情,且向今宵探消息,東窗西戶讀書聲。”這是某個秋夜,風清月朗,阮元聽著三個兒子瑯瑯讀書聲,興致所至,有感而發。
為了鞭策兒子苦讀,他還撰寫了“歡喜性生方嗜學,和心定即修身”的楹聯懸掛于塾中。“讀書明體達用,徒鉆時藝無益也。”對于治學方向,阮元有著清晰的認識。他讓兒子阮福改學經史詩文,強調族中子弟可以不學八股不入仕,但不可無所用心、不學無術,成為餌名釣祿之徒。
不光對家族子弟有這樣的治學要求,對社會青年亦有同樣的倡導。他在杭州創建“詁經精舍”,在廣州建立“學海堂”。在這兩所具有時代氣息的新型學校里,不講八股制藝,而是開設十三經、四史、《文選》等各種專題課,指導學生掌握經學、史學、文學、數學、地理等領域的知識,還教授工程技藝等技能,培養了一大批術有專長、學有成就的青年學者。
孝親敬長
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孝悌”具有鮮明的儒家文化。身為大儒的阮元對“孝悌”十分推崇,《〈孝經〉解》和《曾子十篇注釋》時時相隨,以實際行動踐行孝道。
阮元對于父輩師長總是心懷感恩。歸家視親,攜禮奉獻于慈父膝前;自己的生日,隱居竹林以清茶自賀,父親的生日則邀親朋以詩慶壽;父親逝世后,為懷念父母,阮元寫下《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8000字祭文,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對待老師,阮元同樣知恩圖報。阮元外放任浙江學政時,他為當年鄉試時的房師孫梅的《四六叢話》欣然作序;為報幼年業師喬椿齡之恩,阮元督學山東時,延聘于幕中,悉心照顧……阮元的一舉一動皆發自內心,清廉有為、忠孝兩全,被后人頌為典范。
崇學博瞻
阮元在日理萬機的督撫從政之余,勤學苦讀,著書立說、刊印經籍,刊印或編著了《經籍纂詁》《皇清經解》《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疇人傳》《宛委別藏》《?經室集》等著作3600多卷,涉及經學、哲學、語言學、金石學、史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諸多門類。學有本原,博瞻通貫,窮極隱微,有所發明,是他的治學特點。另一方面,阮元開通,治學匯通。他力改空虛不實、脫離社會的學風弊病,團結一大批江浙粵的學者,由脫離現實之考據轉為務實之實踐,以新的價值取向,確立新的學術模式,把漢學推崇的“實事求是,推明古訓”作為經學研究的宗旨和方法,尊重史實,漢宋兼采,貼實際,強調人性化和社會公德,關注國計民生和百姓疾苦,從而成為乾嘉學派的后起之秀和集大成者。
《?經室集》
阮元還胸襟開闊,不拘一格選擇人才,靈活變通培育人才。嘉慶二年(1797年)四月,身為浙江學政的阮元,在臺州發現了精于天文和數學的周治。但周因八股文做得極差,連入學當生員的資格都沒有考上。阮元惜才難得,以其數學單科成績優異,特許入學,后又招入“詁經精舍”。看到他寫的文章,覺得周能夠融合中西學說,其理甚明,采用其精彩文字輯入《疇人傳》。阮元說,撰這本書,得周治參校之力甚多,并以詩贈之:“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空齋畫大圓。”
《疇人傳》記錄了37位外國的科學家,這一點非常難得。當時閉關鎖國,外國的這些東西不太好介紹。但是阮元當時地位比較高,眼界也比較高,介紹了阿基米德、哥白尼,還有歐基米德這些科學家。
隋文選樓
阮元還是藏書大家。嘉慶九年(1804年),他在家廟西側建“隋文選樓”,以紀念揚州藉曹憲、李善兩位《昭明文選》大家。其中存書2589種,所藏宋元精槧舊本、鐘鼎古器若干,多為傳世之寶和孤本藏書,并在每種書目下注明作者和版本流傳情況,以及精當的內容提要。由于阮元為官為學為人都令人仰慕,所以“隋文選樓”一度成為文人雅士相聚的場所,接待過一大批像梁章鉅、龔自珍、伊秉綬、林則徐等清代名人、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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