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公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確保2017年再脫貧1000萬人以上。根據一號文件，今年將深入推進重大扶貧工程，強化脫貧攻堅支撐保障體系，統籌安排使用扶貧資源，注重提高脫貧質量，激發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積極性主動性，建立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

而資本市場的脫貧攻堅也是脫貧一題中應有之義，“扶貧”將在2017年繼續成為資本市場的熱詞。

根據證監會期貨監管工作會議的最新安排，2017年證監會也將打贏脫貧攻堅戰上升為重要任務之一。

與此同時，證監會也將鼓勵建立長效扶貧機制，授貧困地區企業以漁。

扶貧“價值觀”

毫無疑問，是資本市場扶貧定調的一年。

9月9日，證監會公開發布《中國證監會關于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貧困地區企業申請首發上市實行“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

根據記者從證監會獲得的數據顯示，西藏共有3家企業完成IPO，融資10.39億元;新疆共有6家企業完成IPO，融資24.08億元;受理7家貧困地區首發企業，其中安徽集友從受理到核準共用時不到200天。

但2017年證監會希望扶貧更進一步，扶貧不僅僅體現在冰冷的融資數據之上。

針對今年資本市場脫貧攻堅戰略探索，劉士余便指出，目前只有一家貧困地區的企業已經過會，全國680多個貧困縣提交發審的也就幾十家企業。未來應該在標準不降的情況下，貧困地區上市企業通過觀念帶動和模式變化，給當地的幫助遠比直接來的經濟價值要大得多。

劉士余這一提法即是授人以漁，而非簡單的授人以魚的意思。

“非常認同劉*這一提法，很多貧困地區貧困的原因除了交通，區域等原因之外，當地企業的思維模式，價值觀落后都造成當地貧困的主因。有好的企業遷址去這樣的區域或者由機構定點扶貧，如果改善了當地的資本生態以及企業思維模式，那么扶貧的效果確實要遠遠大于扶貧綠色通道的直接意義。”一位中信證券(16.560,-0.08,-0.48%)區域投行人士告訴記者。

記者也了解到，證監會希望并且鼓勵擬上市公司根據國家扶貧政策，把產業扶貧與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資源稟賦、市場需求相結合，建立扶貧的長效機制。

新聞發言人鄧舸表示，企業只要本著真誠的扶貧意愿，將產業扶貧與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相結合，切實在當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改善當地財政收入，解決當地群眾就業，長期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就不會影響其享受綠色通道政策。

中信建投證券執委會委員劉乃生也認為從政策出臺的角度看，監管層還是希望對貧困地區有實實在在的好處。“他們可能更希望那些與當地的產業結構，市場需求，資源稟賦有結合的企業，遷址不只交稅那么簡單，還得對當地發展、就業等產生實實在在的支持，能夠長效扶貧。但如果那些企業遷址僅僅為了上市或其他，做一個簡單的形式安排，我覺得那就很盲從了，比較盲目。所以最終企業還得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才會受到鼓勵。”他表示。

事實上，IPO扶貧政策具體實施標準有望出臺也是2017年證監會扶貧工作的另一項看點，據了解該政策目前尚在研究階段。

鄧舸透露：“IPO扶貧涉及地方政府、相關主管部門以及企業等多個方面，為了有利于扶貧政策的順利推進，避免引發新的矛盾和問題，需要在實踐中積極積累經驗，待條件相對成熟時再視情況協調相關部門考慮推出相關細則。”

防止政策套利

國家扶貧攻堅戰略一再推進，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貧困地區企業將出現在IPO申請的隊伍當中，如何鉆扶貧政策的空子便是市場上一部分人研究的對象。

證監會也在2月10日進行了非常嚴厲的表態，鄧舸表示，證監會要堅持精準扶貧的原則。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大力支持企業真扶貧、扶真貧，鼓勵擬上市公司根據國家扶貧政策，把產業扶貧與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資源稟賦、市場需求相結合，建立扶貧的長效機制。不支持單純為上市買通道、利用政策“鉆空子”套利等形式主義行為。

對于套利的行為，西南地區一位券商負責人則認為：“確實有一部分人在捉摸政策套利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整個IPO涉及到地方政府、企業等多方面的主體利益的博弈，未來證監會可能會要出臺一些具體的實施標準、操作意見，我認為證監會在扶貧上更多會支持一些和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資源稟賦、市場需求相結合的一些企業，更多的是通過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稅收就業等方面給予長期的支持，所以從這些方面來講，如果企業只是想進行政策套利，未來將不會被證監會所支持。”

與此同時，記者了解到證監會為了保證貧困地區上市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尤其是財務信息披露質量，還會安排對相關中介機構承做貧困地區企業首發項目的盡職調查工作進行現場檢查。

長期以來，證監會一直在強調優先權僅給予企業審核進度的優惠，堅持發行條件不降低、審核標準不降低、審核環節不減少、審核程序不壓縮。

以克拉瑪依新科澳石油天然氣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為例，作為貧困地區的企業，該公司的首發申請被否，成為“IPO扶貧”政策出臺以來的首個被否案例。該案例也側面說明，證監會對于貧困地區企業的質量并無放松。